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之时，时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作品表现了五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的艺术形象，画面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其中前四位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
吴宓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筹建者，并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他因物色和遴选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著名学者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名噪一时，吴宓曾是著名的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和诗人。
吴宓（1894—1978）字雨僧，本名吴玉衡，陕西泾阳人，吴宓之名是在其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起的，并以此名传世。
1894年8月20日，吴宓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其生父吴建寅曾在上海大学、国民政府监察院任职，生母李孺人在其不到一岁时即病亡。
吴宓是由祖母杨氏抚养至三岁，即做主将吴宓过继给叔父吴建常为子，吴建常曾出任陕甘都督参谋长兼秘书长，辞官之后在上海赋闲，他对吴宓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5年冬，吴宓被家人送至三原县，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由祖母杨氏亲自陪伴，吴宓从小在祖母的溺爱之下成长，1907年，吴宓就读于三原高等学堂，即原“宏道书院”，这是一所西北学界较有影响的一所学堂。
1911年，吴宓考入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中等科，1912年初春，因清政府与民国政府政权更迭，清华学堂暂时休学，吴宓曾短暂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6年，吴宓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高等科毕业之后，于1917年赴美国留学，入弗吉尼亚大学新闻系攻读新闻学，翌年之后，他转入英国文学系改读西洋文学，并获得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留美时期的吴宓
1919年，吴宓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的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Lrving Babbrtt）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吴宓与当时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即回国，原本就职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适逢郭秉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筹建国立东南大学，而吴宓在哈佛大学时的学长梅光迪出任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经梅光迪推荐和影响，郭秉文聘请吴宓出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
吴宓在西洋文学系主讲西方文学、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在其执教生涯中，他常以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进行比较论证，是把“比较文学”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因此吴宓素有“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之美誉。
1922年1月，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汤用彤等人在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梅光迪是主要发起人，吴宓出任总编辑兼干事，总理《学衡》杂志一切事务，并且自始至终都是“学衡派”的核心人物。
《学衡》的办刊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参与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都被称为“学衡派”，主张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文化流派。
但“学衡派”主要代表人物很快就分崩离析，只有吴宓固执坚守“学衡派”阵地，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含辛茹苦而勉力维持，甚至自掏腰包维持《学衡》杂志的出版发行。
吴宓教授
吴宓在国立东南大学执教三年后，于1924年转任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北大学，出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当年东北大学在张学良主持下，因薪资丰厚而红极一时，吸引了不少留学欧美的学者前往执教。
1925年5月，在时任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斡旋之下，清华学校被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个部分，同是哈佛大学出身的曹云祥非常看重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吴宓，尤其是看重吴宓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执着追求，遂聘请吴宓回母校主持筹办研究院国学门，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由此诞生。
曹云祥让吴宓按照哈佛大学模式制定培养学生计划，吴宓不负曹云祥的期待，成功游说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人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此乃是吴宓一大杰出贡献，也成为清华大学校史上一段“佳话”。
1926年3月，吴宓在清华学校大学部又创办了中文学系，并且亲自担任教授兼系主任，他同时掌控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中文系，可谓权重一时。
国学研究院大师显赫，中文学系教授声名微弱，彼此月星悬殊，也由此印证了师资力量的重要性，一所大学院系的优劣，完全取决于教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也印证了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掌控北京之后，清华学校被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第一任校长，陆续延聘了几十位著名教授，清华大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高起点跨入著名国立大学行列，吴宓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执教，同时又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
1930年，吴宓赴欧洲游学，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西洋文学研究，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拜访了雪莱、司格特、卢梭等名人遗迹。
1931年，吴宓回到北平清华园，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模式，创办了清华大学外文系，以造就“博雅之士”为培养目标。
在吴宓悉心经营之下，清华外文系很快就成为国内大学中第一流系科，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王佐良、许国璋、许渊冲等人都出自清华大学外文系，为清华大学外文系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七七事变”之后，一生坚持写日记习惯的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并以诗抒发心中愤懑之情，“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
《吴宓日记》坚持写了几十年，可谓事无巨细，并且极尽坦诚，而且能深刻解剖自己的思想，历来被中国学界所看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吴宓日记》
为了保留中华民族高等教育文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相继西迁湖南长沙和云南昆明，并最终在昆明立足，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时期，吴宓只是外文系教授，他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此外还给研究生讲授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
吴宓授课时极其认真，也深受学生欢迎，于1941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第一批“部聘教授”，全国仅30名教授获此至高荣誉，吴宓能够入选其中，可谓是实至名归，不愧为“教授中的教授”。
1943年至1944年，吴宓还曾替代陈福田代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西南联大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是叶公超，叶公超到重庆出任政府公职之后，由美籍华人陈福田教授出任系主任。
1944年秋，吴宓前往成都华西坝探望在燕京大学执教的老友陈寅恪，随即留在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执教，吴宓的草率之举，不但使他离开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彻底地离开了清华大学，为其不幸的后半生埋下了一定的伏笔。
吴宓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之后，并没有随燕京大学复员北平西郊未名湖畔，而是继续留在了四川成都，并于1945年9月出任国立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
1946年2月，吴宓相继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聘其出任文学院院长的邀请，而是选择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吴宓还担任了《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
吴宓在武汉大学留影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曾一再邀请吴宓重新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但固执的吴宓都没有接受邀请，其个中原因并不清楚。
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遴选第一届院士时，吴宓甚至没有能够进入人文组候选人名单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吴宓离开清华大学这片吉祥之地，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更是每况愈下。
1949年新旧政权更迭之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请吴宓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而吴宓素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理念不同，绝不肯在傅斯年手下当差，吴宓女儿极力劝说吴宓回归清华大学也无果。
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一职相邀，况且老友陈寅恪此时也在岭南大学，吴宓不知何故也没有前往广州赴任，而是于1949年4月底飞至重庆，在重庆相辉学院担任外语教授，并在勉仁学院兼任文学教授，从此定居四川了。
1949年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迎来了解放，1950年4月，相辉学院和勉仁学院相继撤销，吴宓被调整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但当年9月又随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
吴宓初始在外文系担任教授，1955年被调整到历史系任教，1958年又被调到汉语言文学系执教，此后其人事关系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直到其生命的终点。
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曾担任过院务委员、世界古代史研究室主任，政治上的待遇也仅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可谓是晚景落魄，有一种虎落平阳之处境，尽管其前半生声名显赫，但那都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民国时期越红，在新政权下也就越黑，以往所有都将成为历史污点。
但有一点，却令人感到欣慰，就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吴宓竟然没有被错划为右派，这似乎成为一个历史之谜，还有待研究者探究历史真相。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师生批斗的主要对象，他经常被揪出来示众，还被人从高台推下而跌断左腿，被罗织种种罪名并关入“牛棚”，甚至被送至梁平去劳改，受尽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打扫厕所之类的劳动，已经是关照其岁数大了罢了。
1971年，年近80岁的吴宓已是重病缠身，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左眼因白内障而视力不清，被从劳改农场送回重庆养病。
晚年的吴宓
1977年，83岁的吴宓，生活上已经完全不能自理，西南师范学院通知其陕西老家的亲属，其胞妹吴须曼在儿子的陪同下，千里迢迢从陕西赶到重庆，将老态龙钟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接回原籍，得到胞妹一家的细心照顾，也让在外漂泊了一生的吴宓，感受到家乡和亲人的温馨，让吴宓甚感欣慰的是，在其即将走完人生的时候，能够叶落归根回归故里，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胞妹吴须曼的居住地病逝，终年84岁。
1979年8月，吴宓被平凡昭雪，并推翻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1月17日，在吴宓逝世三周年之日，吴须曼将胞兄吴宓的骨灰送到家乡陕西泾阳安吴堡，被安葬在嵯峨山下。
2017年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就是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商海人生，吴宓就是周滢的堂侄，吴宓之墓就葬在周莹所建造的吴氏陵园中。
吴宓之墓
吴宓是一个性情中人，一生饱受争议，尤其是他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更是受到指责，甚至与其非常要好的朋友，也都对此有看法，关于吴宓身上的逸闻趣事也特别多，以致今天依然流传甚广。
但吴宓的学问和才华也是有目共睹，因此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历史就是历史，从吴宓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民国时期的一个缩影，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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