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艺术感觉
于仲达
对于曹文轩，我最近几年关注比较多了。原因是，在当今学院体制下，曹先生身上兼容着学者、作家与批评家三重角色，这自然是当今大学所稀缺的。在北大中文系，大文化的研究已经有遮蔽纯粹文学研究的趋势。这个时候，坚守文学性的“文学内部研究”就很有必要重提一下。
仔细听了曹文轩的讲课，认真阅读了曹先生的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和随笔散文《追随永恒》、《阅读是一种宗教》，以及长篇小说《天瓢》等。
我向爱好写作的朋友每每推荐曹先生的《阅读是一种宗教》，提醒他们培养文学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家的鉴赏，曹先生创造了一种“曹文轩式的解读”，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都必须承认，曹先生是懂文学的。他坚持文学有恒定基本面、承认有一贯文学性的人，不太欣赏“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相对主义说法。文学的基本，并未改变。我对此也很认同。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曹先生似乎过于拘泥于审美了，而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个别长篇小说，比如《天瓢》，略带理念的痕迹。不过，从积极方面来看，曹先生借鉴以契诃夫、屠格涅夫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中外作家作品中的古典形态。在充斥着欲望的文坛追求一种“净洁”的美感，试图开拓现代意象的诗性空间。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曹文轩认为，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考察，则“深刻”从未作为文学标准的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的，是意境、情趣、灵性、智慧……。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改以大量创作杂文抨击时政，正是鲁迅意识到“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结果。对此，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待鲁迅，也不应该将“深刻”与“意境”等古典文学审美传统割裂开来。毕竟，当下中国文学的超越之路必须是借鉴中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的。鲁迅在创作杂文与小说，分别安置不同的内容，并不存在“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冲突。我很纳闷，为什么一提“深刻”曹先生就出来质疑呢？我觉得，曹先生此举主要是为自己的小说辩护。
首先谈谈敏锐的艺术感觉。
曹文轩是个有着敏锐细腻艺术感觉的学者型作家。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研上方面。阅读他的系列著作，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比如他的小说、散文和评论，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景物、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看到，他在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感觉一直不太好。曹先生认为，一个作家的感觉能力好不好，并不体现在他对重大事物的感受上，而是体现在他对细微事物的感受上。因为最容易被感觉到的是那些体积粗大、形象突兀的事物。而那些微小、平淡的东西则不容易被感觉到。若是无形的事物，如情感，最容易被感觉到的则是那些沉重的、明快的情感，像悲痛、快乐、愤怒等，而淡淡的忧伤、隐隐约约的惆怅之类的情感，就不容易被感觉到(即使是感觉到也不容易被说出来)。粗大、突兀、沉重、明快的事物，在力上是强烈的，我们容易受其震动，因此容易形成心理印象。而微小、平淡的事物在力上是细弱的，我们不容易受其震动，因此也不容易形成心理印象。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曹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作家确实倾向于去感应历史、时代和一些重大的存在命题。但他们的功夫恰恰是显示在他们能够感觉到细微之物与写出细微之感觉上，如加缪”、鲁迅等。至于一些惯写小调作品的作家，如俄国蒲宁、中国的沈从文与废名，自然更细腻地感应了这个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曹先生特地举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棋王》对生活的真切而细致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用了承载能力极好的语言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冬日的阳光斜射过来，冷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王一生走进屋子，灯光下那个身影被拉长了，投在墙上，灯光摇晃起来时，那身影也摇晃了起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句子，实在使人觉得久违了。他使我们忽然意识到：从前，我们把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绝大部分形象都忽略掉了。对王一生将茶几上跳动的千米粒捉进嘴中随之喉节一动一动的细节的描绘，使我们惊喜地领略到了一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
《透明的红萝卜》则把当代文学的感觉意识强化了。这部小说给人强烈的印象便是作者的感觉。他用“透明的”的红萝卜和落在水中“发出玻璃声响”的荭萝卜，给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带来了莫大的快感。这篇作品之后的《爆炸》、《红高粱》等作品，则把他的追求漫无节制地“挥霍”出来。
自阿城莫言以后，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可以从杨争光、格非、苏童、余华等许多作家对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看到，他们在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并且在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曹先生也反思了一些作家“玩弄感觉”。玩弄感觉的风气起于80年代中期，后渐甚，至90年代则大盛。所谓玩弄感觉就是人为地而不是自然地利用语言的活性制造出一些句子、一些意象，这些句子和意象毫无审美的和认识上的价值，充其量只能刺激人的生物感官或使人在心理上产生不良反应。比起小说界来，诗歌界的情况似乎要严重一些。不少诗歌，完全放逐意义，放逐美感，而二门心思沉浸于感觉、沉浸于由感觉的玩弄而产生的只有自己才能领略的快感。有一些诗作者，大概连自己也来能获得玩弄的快感，他们的玩弄，只是一种图名的策略罢了。
其次谈终极追问和哲学根底。
曹文轩不仅关注语言、叙述、结构、人称等内部因素，同样也关注悲剧精神、神秘主义、终极追问、哲学根底和历史人性诸外部因素，论述起来，深刻而又不乏思辩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哲学根底。曹先生说：
这里的所谓“哲理性”，显然不是—种较低层次的哲理性，它并没有显示出作者对存在、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的深刻的哲学思考。所谓“哲学根底”，是指统帅作品全局的灵魂，而且，它沉入作品的最底部，通过结构、情节、主题、人物、语言等散射出它的智光。阅读者并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但又分明感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支撑着整个作品，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和诱人思索的魅力。作品因为有了它而变得凝重。这种哲理不是对生活的某—局部的解释，而是作者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它显示了作者对自然、社会、人作本质揭示的企图。
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过去，我们缺少气度恢宏、深邃旷达的作品。我们拘泥于日常生活，不能自拔。作品不是过实，就是精神单薄。这原因是我们不能宏观把握世界，没有宇宙意识。
曹文轩以新时期作家为例子，指出作家们正在高扬人文精神进行“哲学根底”的探寻。他以西方作家为例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背后无—不蕴藏着哲学。事实上，西方任何—个现代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起因于某种哲学思潮。那些力作，更是深刻、独到的哲学思考后的产物。卡夫卡的《城堡》表现了人对他所追求的目标的无可奈何、人不可逃脱地被一些无形的力量所掣肘。《地洞》的底部无疑藏着这样的意念：人类，在茫茫的宇宙中，只能永远处在深刻的不安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之中。《变形记》使人产生暗淡、焦躁、压抑的情绪。这种情绪体验，促使人思考被社会变异了的人类的心绪。《等待戈多》、《局外人》等，也都含着令人深思的哲学主题。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无疑是哲学时空观的形象化。萨特的《苍蝇》、《恶心》等，哲学意识更是清楚不过。西方的文学艺术总含有某种哲学动机。这里，我们还不包括那些诗化哲学和哲学小说(如郭尔凯戈尔的《人生大道上的驿站》，摩勒的《卢叶丹麦大学生的遭遇》，尼采的哲学诗)。
曹文轩集教授、作家、学者于一身，这在北大实属凤毛麟角。对于文学和写作，他有自己独到的体验，能说到点子上。他对文学和人的关
系，文学对人性和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都有精辟的阐释。他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进人现代，过分注重了认识价值，放弃了审美价值。认识价值过分注重真实，将现实作无机的处理，将丑陋也写进作品，他认为这是文学观的一个误区。
作为一个作家，曹先生认为，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一个人必须写经验，这些经验与你血肉相联，而不是后来人为观察出来的东西。作品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与作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曹先生特别强调，文学为人类提供人性基础。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我想第一点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道义感。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够有利于人性的改造与净化。那么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边，有许多光彩夺目、优美绝伦的东西是文学给予的。在我们人类今天诸多的美妙的品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我觉得这个话不算是一个大话。
最后，反思一下曹文轩的古典美的追求。为了方便，联系沈从文。沈从文笔下只有美没有丑，而把审美和现实混渚。既然是现代社会，就要讲一个人的生存权力。因此，我从沈从文的小说里读出了“心惊的残酷”，而这不能仅仅被说成“淡淡的悲哀”。生命高于审美，只有美没有丑是荒谬的，川端康成和芥川龙之芥就是个例子。文学不只是纯文学，文学孤立到只是文学的地步还是文学吗？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历史、伦理）只能互相包容。族群的自负、文化的自负使审美的意义更为复杂，如何评价审美？这是一个问题，再者，文化相对主义会不会成为文化虚无主义？曹文轩也是。假若把古典美拔高到一定程度从而高过生命的生存权力，肯定是荒谬的。有一节课的内容是“心灵的风景”，曹先生饶有意味的大谈什么“美的浸润”、“格调和情调”、“抒情法”、谈“凄清孤独之美”，谈枯山、老水、废墟和旷野……于是，他又举例说明美与丑的不和谐，比如“一个时髦年轻女子扣鼻屎”、“老女人的耳朵就象夏天枯萎卷起来的叶子”，直到把许多学生讲出笑声还不停下来。
作者：于仲达，安徽界首市人。青年作家、学者、新锐批评家。1998年7月毕业于安徽某大学中文系，2007——201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和宗教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先后关注的领域有新诗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基督教文学研究、佛道哲学研究、佛耶对话。
17岁开始发表文字，学生时代发表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100多篇（首）。曾经在《传记文学》、《青年作家》、《新京报》、《海外校园》、《东方早报》等杂志报刊开设专栏或发表文章，作品散见报刊杂志，部分文章被关天茶舍、红袖论坛等知名网站列为精华。
2007年来到北京。二十年间先后做过电台记者、自由写作者、网络写手、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国学教师、助理研究员等。
于仲达的思想随笔以广博精深见长，知识渊博，思想深刻，文笔优美，视野开阔，行文犀利，深受读者欢迎，广为流传，被网友誉为“才子”、“思想者”。
已出的文集有：
《坚守与突围》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大偷学记》 （天津人民出版社）
《生命的菩提》 （金城出版社）
《问道北大》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简单就好》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北大听文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在北大听佛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北大悟道》 （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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