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書的聚散與得失、書房的生成與營建，詩人綠原先生有一個出自個人深刻體驗的聯想：好比愛結網的蜘蛛有一種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剛結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網，忽然被一陣風雨摧毀到一絲不掛，但它並不灰心，重新又一縷一縷吐絲編結；再一次摧毀，再一次重新編結；又再摧毀，又再編結。綠原說，這種“同災難較勁”的本領，在許多愛書人和讀書人身上也不難發現。
詩人流沙河如此期望過：“鷦鷯所棲，不過一枝”。然而有多少年月、多少讀書人，不是在動盪不安、苟延殘喘和朝不保夕中度過，遑論書房。“誰說非要有個書房不可，我就不信。”風骨卓立的詩人早已對書房不存幻想，“什麼書房，我詛咒它！”“文革”中，紅衛兵上門焚燒了學者柯文輝辛苦積攢起來的五百本書，他用阿Q的精神自慰：“莫難過，以後你還會有二千冊書！”靠的是這無根據的幻想，一個愛書人平復了心靈深處的創痛。出於同樣的原因，語言學家周有光在《有書無齋記》裡記下了友人的一句感嘆：寧可無齋而有自由，不要有齋而無自由。老編輯家謝蔚明因為“右派”身份被打入另冊，全部藏書也被抄沒，只留下了一張抄家前自己坐在書房裡的照片。晚年見到這張照片，他想到的竟是劉禹錫的名句“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翻譯家屠岸乾脆就用“萱蔭閣滄桑”為題來寫自己的書房史，小小書房的窗外，飄飛的都是國家、民族和時代的風雨之聲。
為了一個“堆書的地方”（陳四益語），許多老輩文人、學者付出了幾乎一生的努力和艱辛。即使出生稍晚一些的如伍立楊、龔明德諸君，也曾發出了“伺候八千冊要命的書籍，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竟真的要經歷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感慨。那麼，一旦擁有了自己的書房呢？翻譯家李文俊說：“即便調我去當廣東省或海南省的省長，我都不幹。”此即所謂“雖南面王而不易”。同樣是翻譯家的馬振騁則說，只有書房才能使人們知道在哪兒坐下來，是會安下心來的。人生有涯而學海無邊，因此，畫家田原才有“愧對書房”的感嘆。翻譯家和畫家高莽乾脆謙恭地聲明：“我的屋子，也配叫作書房？”
董橋先生應該是見過東西方書房多多的人了，高莽先生遠遠一聲感嘆，竟也引起他的迴音。他的感受是：書房書齋書室從來都帶著布爾喬亞高檔的情味，訪書的雅趣遠比藏書的書房好玩。其實，“訪書的雅趣”又何嘗不帶“布爾喬亞的情味”。我們不妨這樣認為：藏書不如訪書，訪書又不如讀書。因為，同任何真正意義上的“藏書”相比——仍然用綠原先生的話說——就算你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可觀的書房，你那幾本破書又算得了什麼呢！重要的是，你得讀它。西諺雲：一個人所讀的書，才是這個人的氣質最可靠的索引。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董橋又說，“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亂疊起來的，整齊了反而減了嫵媚。”所謂的“亂疊”，當然不是指那些整整齊齊為“藏書”而集合在一起的書籍，而是一本一本地讀過、用過，經過了幾十年乃至一輩子或幾代人的閱讀和積攢而集藏起來的“蓬蓬茸茸”的書本。只有這樣的書房，才是靜水流深的、“活”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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