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統年間，一隊騎兵策馬揚鞭在蒙古高原上。征討殺掠，聲勢咄咄逼人。這就是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南侵的前奏，也是他以2萬騎兵戰敗明朝50萬大軍，製造了“土木之變 ”，且俘明英宗。
看來戰爭的勝利之神有時候不僅僅會站在人數多的一方，有時候幸運也會垂青人數出處於劣勢的一方。
永樂十六年（1418年），明朝在明成祖朱棣的治理下，國富民強，國力鼎盛。與此同時，北方蒙古瓦剌部也在悄悄崛起，統一蒙古高原，雄視漠北。
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瓦剌部首領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征服了漠南諸部，且東脅朝鮮，西掠哈密，整個北方草原盡為其所制。
也先每年冬天派遣使者來明朝貢馬，最初所遣使者不過50人。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嚮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大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也先對此不滿，開始製造釁端。
第二年七月，也先縱馬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2萬騎兵進攻大同。
《明英宗實錄》記載，“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第五天，與大同守將總督軍務宋瑛、總兵朱冕、左參將石亨戰於陽和後口，明軍為監軍太監郭敬所制，師無紀律，全軍覆敗。瑛、冕俱死，石亨逃回大同。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庭已經風聲鶴唳。明英宗朱祁鎮在大宦官王振的煽惑下，準備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明英宗一意孤行，執意親征。
1449年7月16日，明英宗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徵。
2天后50萬大軍倉促啟程，7月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雙方剛一接兵，也先則佯避，誘師深入。鎮守太監郭敬認為也先主動北撤為詐，王振卻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這時才知形勢嚴峻，驚慌東返。
東返時本應該大軍從南路入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是蔚州人，欲邀駕幸其故里，以示貴寵。已行40裡，王振怕大軍路過，蹂害家鄉禾稼，又掉頭東去。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
瓦剌首領此時獲知明英宗就在前方征戰隊伍裡，立即下令大隊騎兵追襲，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明史紀事本末》所說，8月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傍晚又讓大將太保成國公朱勇等率四萬騎與也先再戰，朱勇寡謀輕進，在鷂兒嶺遇也先伏兵，死傷潰亡殆盡。14日中午剛過，明大軍撤至土木，距懷來僅20裡，諸將希望入保懷來，車駕明英宗急馳入關。王振則因為自己的千餘輛重車未到，下令就地駐紮。
土木南距桑乾河十五里，地勢高亢，掘井二丈不見水源，人馬終日飢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痺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朝大軍移動時，飢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
明軍只得倉促應戰，瓦刺伏兵四起。護駕親征的文武百官多數戰死，明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 此役明軍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文武官員死傷60人，損失馬匹20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明英宗被俘。
據《成吉思汗在中原的後裔》記述，瓦刺軍當時趕到前線的只有2萬騎兵。明朝50萬大軍衝不出也先2萬騎兵的包圍，自然是一次慘敗。客觀地說，這也是一次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作為瓦刺首領的也先以和談暫時撤圍為誘餌，引明軍離開陣地，乘亂進攻，就戰術而言不失為高明之舉。
如果不是王振這麼一個毫無軍事常識的腐朽跋扈的宦官操縱一切，如果明英宗尚能聽得一點文武大臣的正確意見，如果明軍能夠保持部伍嚴明，行動一致，一句話，如果不是出現種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一錯再錯，那麼在土木之戰的結局就回反轉。
一日之間，夢幻一樣地皇帝被俘，明軍數十萬潰滅，消息傳到北京，明朝上下如驚雷貫頂。《明史》對此記載，“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故志，群臣聚哭於朝”。突如其來的軍事、政治危機，造成一片混亂。
勝利是那樣輝煌，來得有那麼僥倖，遠遠超出了也先的預期。太多的蹊蹺讓也先的戰術成為神操作。
1450年（景泰元年）八月初三，也先送明英宗回京，至此歷時一年的土木之變帶著太多的歷史之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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