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7 生於四川的雲達樂: 我的父親是布爾什維克

身邊檔案/嘉定舊事17

加拿大人云達樂頗有些中國舊式文人的風度,清瘦整潔,謙和內斂,直到九十歲依舊保持讀書寫作的習慣。得知我將採訪他,雲達樂特地做了一塊展板,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仁壽與現在仁壽照片貼在一起,一目瞭然展示仁壽的變遷。仁壽是他的出生地,有故鄉一般的情感。

生于四川的云达乐: 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

作者(左)與雲達樂

懷念中國大娘

她是第一個中文老師

“我出生在仁壽縣城。小時候比較挑食,只喜歡吃肉,不愛吃蔬菜,為此媽媽爸爸沒有少批評我。有一天父母去成都辦事,大娘就讓廚師給我做了粉蒸肉,心想爸爸媽媽不在讓我盡情吃個夠。哪知我吃得太多,把肚子吃壞了,上吐下瀉,把大娘嚇得直掉眼淚。”

雲達樂口中說的“大娘”,是一位照顧他的中國保姆。雲達樂說起她一往情深:

“爸爸媽媽整天都在外忙碌,陪伴照顧我的是大娘。她小時候纏過腳,腳尖尖的,很小,大約不到五英寸,中國人說那是三寸金蓮。

當我調皮惹禍後,她就舉起手做出一副要打我的樣子。每每看見她這樣,我就撒腿開跑,我跑得很快,她踮著一雙小腳追不上,在後面不斷喊少爺不要跑,我不打你,小心摔了……

大娘很心疼我,經常給我講一些鬼神故事。可以說她是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師。當時我家裡有五個中國傭人,大娘、廚師、兩個轎伕、花工,我就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長大,所以我的母語不但是中文,而且還是仁壽方言。

記得他們說吃飯是‘chi mang mang ’。父親調到成都任教後,我們一家遷往成都,抗日戰爭爆發,日機轟炸成都後,CS學校遷到仁壽,我又回到仁壽讀書。”

回憶抗日戰爭,雲達樂用中文唱起:“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腳下我家鄉,青大豆 紅高粱……長城風景醉心房……”他說,那時許多學生唱這首歌都會流淚,而軍人奔赴前線也會高唱此曲,激情昂揚。

生于四川的云达乐: 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

仁壽縣雲從龍故居

模仿女生說話

得了“娘娘腔”的外號

雲達樂1925年出生在仁壽縣城,他與中國的緣分要從父親雲從龍說起。

雲從龍,1895年12月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是多倫多大學牙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至今學院圖書館裡還矗立著他的銅像。

雲從龍獲得科學學士、教育學碩士學位之後,本可以在國內找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可他不願意過在別人看來安穩富足、他認為一成不變的刻板生活。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闖蕩,度過豐富多彩的人生。1921年以教育傳教士身份來四川,不久被派往仁壽縣創辦華英中學,並擔任華英中學校長。

雲從龍由此在中國一待就是三十年,除創辦華英中學之外,還擔任過重慶男子中學、成都華西協合中學的負責人,以及華西協合大學教師。他對中國的熱忱,深深影響了自己的孩子。

“父親最初為我取名叫:大樂。希望我一生都有大大的快樂。後來他意識到期望過高,覺得只要能通過努力達到快樂就滿足,於是更名為:達樂。”

雲達樂在黃思禮擔任校長的“CS”學校完成小學和中學課程後,就在父母準備讓他回國上大學時,有人推薦他到銘賢學校教英語課。

銘賢學校是一座教會學校,具有良好的聲譽,英語課程大都聘請外籍教師,雲達樂欣喜前往。

雲達樂回憶道:“我到銘賢學校當英語老師時,與許多學生年紀相仿,有的比我年紀還大,所以師生之間沒有隔閡,相處非常愉快。我們經常在一起打球、唱歌,爬山。男生們性格開朗一些,會主動用英語與我對話,講對講錯不在乎,因此他們英語提高比較快。可女學生比較害羞,擔心自己說得不好,不好意思說英語,除了課堂以外總是用中文與我說話。那些女生說話細細的,柔柔的,非常好聽。我便模仿她們說話,時間一長我說中文就帶了她們的腔調,結果後來有人給我取了個‘娘娘腔’的外號。”

雲達樂說“娘娘腔”三個字時,說的是漢語,而且是標準的四川方言。

生于四川的云达乐: 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

雲達樂(後排右一)與父母(前排左一、左二)及姐姐弟弟

攻讀人類學

希望再回中國研究學術

遠離戰爭硝煙的曾家寨銘賢學校,讓青春年少的雲達樂過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然而這樣的日子被一張招募通知打斷了,19歲的雲達樂成為了一名美國軍人。

雲達樂回憶道,他在服役期間,主要是教授美軍中文。“我所在的軍隊中也招募了少許中國人,閒暇時大家喜歡湊在一起下棋,中國人學會了美國人帶來的國際象棋,而美國人學會了中國象棋。我的上司是個不修邊幅的人,經常頭髮凌亂,鬍子拉碴,還時不時會忘記褲子上的扣子。可我中國同事軍容風紀非常好,即便夏季風紀扣嚴絲合縫,逼得上司不得不檢點自己,儘管經常抱怨中國南方夏天太悶熱。”

抗日戰爭結束後,雲達樂覺得自己有必要進入大學學習,於是在1946年7月退伍,不久考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人類學專業。康奈爾大學在人類學研究領域頗有影響力,雲達樂之所以選擇這個專業,是希望畢業以後回中國進行這方面研究。

人類學研究領域包括考古學、生物人類學、語言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他覺得自己通過學習以後,可以用系統的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人類文化生活。

雲達樂生於中國,長於中國,瞭解中國人在其社會生活中的行為和想法。他相信學成之後,能在中國成就自己的學術事業。

種種原因,他最終沒能再來中國一展抱負。他選擇到華人較多的印尼開展研究,故他的人類學博士論文名為《僑胞在印尼》。

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所以對在國外居住的華人稱僑胞。他在印尼等地接觸到許多中國明代移民與馬來人通婚後的後代,他們的文化介於中國和馬來文化之間,也受到其他非華人族群的影響,後來這些人被稱為“娘惹”。如今娘惹文化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可雲達樂早在多年前已經關注。

雲達樂獲得第一個博士學位之後,決定再攻讀社會學博士。他再次到印尼,在爪哇島研究華人,《中國華僑的生活狀態》一書就是他的社會學博士論文。後來,《僑胞在印尼》、《中國華僑的生活狀態》這兩本書,均由美國康奈爾大學出版。

考察巨型佛像

居然爬上樂山大佛頭頂

一天,雲達樂陪我去看了白求恩曾經就讀的學校,返回途中,他不知被什麼觸動了大腦深處的記憶,忽然冒出不連貫的四川話:“我,不乖,以前……很不乖!”

我有點發愣,不知道這句沒頭沒腦的話是什麼意思?過了一會他搖搖頭,改用英文說:“我小時候和費爾樸一起爬到樂山大佛的頭頂上。”

我頓時有些恍惚,他和費爾樸居然莽撞爬上過大佛頭頂?!

樂山大佛於唐代依山而鑿,通高71米,腳下岷江、大渡河洶湧而過,沿著佛像一側有護欄的棧道行走,尚且心驚膽戰,他們居然徒手攀爬。何況也是對菩薩不敬啊。我心裡想。

大約我發愣的樣子讓他深感自己的冒失,連連打躬作揖,又用四川話說:“罪過!罪過!”

回到家,雲達樂立刻打開電腦,將儲存的老照片集點開,一幅再熟悉不過的畫面映入眼簾:矗立三江的樂山大佛。

雲達樂指著大佛頭頂上的兩個人說:“站前面的是費爾樸,後面矮的那人是我。”時間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他們去峨眉山避暑途中再次遊覽樂山大佛。

接著,他又一一向我講解後面的老照片:在峨眉山雞婆凼戲水、製作的航模飛機、與費爾樸的兒子在美國軍艦上玩等等。

從他的講述中得知,費爾樸一家與雲從龍一家關係非常密切,常聚在一起吃飯喝茶聊天。費爾樸甚至還與雲達樂的母親雲瑞祥合作出版了《峨眉山香客集詠》英文詩集。雲瑞祥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文學碩士,來四川后在華西協合大學教授英文和詩詞。

雲達樂說費爾樸原本想在《峨山圖志》翻譯之後,再對樂山大佛進行研究,於是爬到大佛頭頂實地察看古代中國是如何在山崖上開鑿巨型佛像。可是因為諸多原因這項研究未能如願。而自己一生深受父親和費爾樸的影響,尤其是在學術研究方面。

雲達樂說,費爾樸是將峨眉山當作代表中國人精神品格的象徵來研究。而自己在印尼研究華人,也是對中國人精神層面的研究。令他遺憾的是,自己沒有在最年富力強的時候在中國工作,就像他的父母那樣。

生于四川的云达乐: 我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

2008年雲達樂訪問仁壽一中,並與學生交流

不捨離開四川

父親帶回了一枚證章

採訪雲達樂的過程中,他經常會談到自己的父母,尤其是父親雲從龍。

雲從龍從仁壽華英中學調任成都協和高中副校長後,逐步傾向和支持共產黨。雲從龍與在華西協和大學的美國人費爾樸、英國人徐維理並稱傳教士中的“三位布爾什維克”。

當時,鎮壓學生運動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氣憤地罵他們是“華西壩上三個外國共產黨分子”,欲驅除出境而後快。

雲達樂說:“我父親認為應該幫助社會底層的窮人,所以與共產黨解放勞苦大眾的思路是一致的。”

1950年底,華西協合大學的外籍人士開始陸續離開中國。

1952年初,雲從龍與妻子登上了一輛開往重慶的軍用大卡車,同行的還有啟真道夫婦、蘇威廉等人。他們是在最後期限依依不捨離開四川的。他們的上一輩服務於四川,自己出生在四川,孩子也出生在四川,四川已經融入他們的生命。

回首往事,他們曾多次經這條路出入四川,想到如今離去不知能否回來?不禁黯然神傷。啟真道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看見向華大新校長頒發新校印時,我們是帶著怎樣一種複雜的感情……”

香港記者撰寫的《加拿大籍教授雲從龍談新中國》一文中寫道:“……他沒有和以前那些外國遊客一樣,帶回去大量中國古玩、刺繡,但是他卻帶回了一件‘我最寶貝的紀念品’,那是一枚直徑一英寸的‘成都教育工會會員’的證章。”

珍藏中式長衫

給加拿大學生講書法課

採訪間隙,雲達樂會拄著柺杖帶我到附近的森林裡轉轉,指點著楓葉、松鼠、飛鳥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

我發現他有時把自己分為兩個人,有時是年輕軍人,英俊瀟灑,神采飛揚;有時是垂暮老人,流露出擔心成為別人的負擔的憂慮。雲達樂希望能再次到中國,但明白無法實現了。他的中國之旅,只能在書架上的無數中國書籍中神遊。

他告訴我,2008年他曾到中國造訪仁壽一中,並與學校負責人以及學生們交流。父親創建的華英中學,後來合併發展成為仁壽縣第一中學。由於學校教學質量好,2013年底被四川省教育廳批准為四川省一級示範性普通高中,曾連續三屆被評為“中國百強中學”。

一個長期從事教學的人,說到學校總有一種親切感,而仁壽一中因為浸透著父母的心血與汗水,在雲達樂心中有著特殊的意義。

去加拿大之前,我特地去了一趟仁壽,四處打聽,最後在兩位素不相識,卻又熱情善良的女士幫助下,找到位於曾家山上的雲從龍故居。

一幢外表看上去頗有氣派的中西合璧建築,青磚灰瓦,兩層樓高。內中由於多年無人居住,有些落寞破敗。更令人遺憾的是,門口的文物保護石碑上竟誤寫成“文幼章故居”。

採訪結束後,雲達樂向我展示了兩件珍藏多年的衣服:一件是七十多年前的軍服,一件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西安訂製的毛嗶嘰中式長衫。

他指著軍服袖章上的三個圖標說:這是盟軍的標誌,一個代表美國,一個代表中國,還有一個代表英國。

七十多年過去了,兩件毛料服裝居然沒有一點損壞與蟲蛀,可見雲達樂是多麼用心珍藏!

他曾穿中式長衫給加拿大學生講中國書法課,曾穿著軍服參加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慶典。這兩套服裝留下了他生命中特殊的記憶。

他的夫人Liz是美國人,個性張揚強勢,時不時埋怨丈夫:“一點不會說,就像你父親一樣,所以一生默默無聞。”

面對妻子的埋怨,雲達樂總是淡淡一笑。他是一個內心豐富的人,溫和而不失力量,謙恭而有內涵,淡泊從容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分別那天,他特意穿上軍裝與我合影,最後向我行了一個莊嚴的軍禮!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心中漸漸有些明白,就像四周燦爛的楓葉,在風中繽紛飄灑,最後撲向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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