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明代宗朱祁鈺病重。朝堂之內，流言四起，最終在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三人的密謀之下，奪門之變爆發。原本被幽禁的明英宗朱祁鎮復位，第二次臨朝稱制。而有著匡扶大廈將傾之功的于謙，也含冤被殺。那麼發動這場政變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貞，最後又有何下場呢？
俗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輔佐明英宗朱祁鎮重新上位之後，這三人都獲得了擢升。但也正是因此，三個小人之間便又因為利益分配不均而大打出手，互相攻訐。而被擢升為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執掌內閣位同宰相的徐有貞，也率先成為倒臺的那位。
徐有貞，作為明宣宗朝的進士，可謂是飽學之士。不僅僅對於儒學經典、詩詞、書法擅長，即便是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等也都是無所不通。作為世家出身的他，在步入仕宦後也算順風順水，正統二年時他被晉為侍講，能夠與明英宗朝夕相伴。
正統七年（1442年），明朝西南邊陲的思氏叛亂，作為熟諳兵法的他不僅僅上書《武功集》，還提出了大明之患，不在西南，而在瓦剌的見解，但是可惜的是未被明英宗採納。
而真正讓他成為眾矢之的事件，則是土木堡之變。
當明英宗朱祁鎮，欲效法朱棣故事一展武功之時，卻落得一個為瓦剌也先俘獲，五十萬大軍損失殆盡、66位功勳戰死的結局。獲得了土木堡大勝後，瓦剌又裹挾明英宗兵指北京。
此時的京畿內只有老弱病殘，勤王大軍短時間內也無法抵達，面對來勢洶洶的瓦剌大軍，擺在大明王朝面前的是戰、和亦或者逃遁。
當時鄴王朱祁鈺輔政，太子朱見深不過2歲孩提。雖然朝堂慌作一團，但在廷議之時，徐有貞自負以天文星象，提議南遷避禍。這樣一個拱手將百萬國土相送的方案，雖然大軍壓境但如此之舉，顯然不和群臣之心，被于謙為首的眾臣駁斥的體無完膚，他本人也悻悻然，名聲大壞。最終，廷議的結局便是鄴王朱祁鈺晉為皇帝，是為景泰帝。這樣一個舉措的提出，無疑也讓徐有貞的仕途無望。
坦白講，這樣的舉措，其實於國有虧，但不至於被萬事唾棄。在景泰年間，他出知僉都御史時，面對黃河水患頻發的問題，運用自己對水利的熟知，以置水閘、開支 流、疏浚運河的措施，成功的治理了黃河水患，也是潘季馴之前明朝最好的治水專家。
可惜的是，當歷史來到風口。在講究聞達天下的文人希冀之下，當聽聞石亨等人的密謀後，他很自然的 選擇加入。他要的就是扶立新君，聞達天下。他也果真成功了，朱祁鈺的病重、朱見濟的早夭，于謙這位忠臣的“社稷為重”，成就了他的宰輔之職。
但殺害於謙 ，也終於讓他成為了秦檜一般的人物，而膨脹的權利慾，也讓石亨、曹吉祥之間明爭暗鬥，徐有貞也被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吉祥，以撒佈謠言的方式搬到，從宰輔到廣東參政，後又為石亨所奏，直接被流放雲南。
名利也成為了過眼雲煙，明英宗天順四年，石亨罪發，徐有貞才得以準允回家。過了十餘年的 浪跡山水生活後，明成化八年，年65歲而卒。
至於因擁戴之功，被封為忠國公的石亨，他的結局比起徐有貞則要差的多了。石亨，出自武將之家，早年擔任一些下級武官。在英宗正統年間，因為對瓦剌作戰有功，接連被擢升，而當北京保衛戰打響，于謙的舉薦之下石亨也成為明軍右都督。
但這些知遇之恩，在利益面前，其實顯得脆弱不堪。在朱祁鈺病篤之時，石亨也正是靠著手握大權，成為奪門之變，于謙被殺的始作俑者。成為忠國公後，這位大將恃寵而驕、驕橫跋扈，既有隨意拔擢親故之罪責，更有干涉朝政、誣告大臣之實，甚至還有奏疏要求朱祁鎮為他家祖墓立碑這樣的舉動。終於天順三年，他的侄子謀反而誅，他本人也被削官為民，隨後次年正月便以謀反之罪，被下獄，死在獄中，連同他的親故也都被殺。
至於司禮監掌印太監曹吉祥，可謂是三人中最慘的那位。出自王振門下的他，早就想著能夠“侍奉”朱祁鎮，而奪門之變也恰好就給了他效忠的機會。在輔佐朱祁鎮重登帝位後，他也獲封大量莊田，還總督三大營。
但由於他與石亨、徐有貞之間的矛盾，而且曹吉祥更是有誣告御史、閣臣之舉，明英宗也開始疏遠他。等天順四年，石亨因為僭越而被死於獄中，族人被殺後，曹吉祥對於這位同儕的處境也是深為不安。
於是，便有了《明史》上曹吉祥問：“歷史上可有宦官子弟為天子嗎”這般忤逆之語，而可能是曹操的魅力，給予了他信心，決定謀反。趁涼州外患告急之時，他決意由嗣子曹吉欽領兵入內反叛。但到底是事情洩露，為都指揮馬亮上稟，英宗也果斷將曹吉祥下獄，這場叛亂不日也被平定曹欽被殺，曹吉祥也被凌遲處死。
都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三個因利益投機聚在一起的小人，也終究死在了自己對權利的貪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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