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每次重溫，我都會無一例外地心痛得揪成一團的悲壯故事；這是一段，每次閱讀，我都會淚流滿面甚至啜泣不已的歷史。這個故事，感天動地；這段歷史，驚天地泣鬼神。它發生之時，天降暴雪，風嘯密林，血染山麓，人神共悲。

84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天，臨近年關，在贛東北的懷玉山中，莽莽蒼蒼的山巒、風雪瀰漫的密林，紅十軍團的指揮員和戰士，與人數七倍於自己，且裝備、武器極其精良的敵人，展開了一場血肉拼搏和殊死決鬥。最後，紅十軍團幾千人戰死、千餘人凍死餓死、千餘人被俘，幾乎全軍覆沒，然而，他們卻書寫下了壯懷激烈、氣壯山河的史詩篇章。

第一次完整地讀到紅十軍團的故事時，我被強烈地震撼了。震撼我的，不僅是展開在譚家橋畔、懷玉山間的那一場場鮮血飛濺、血肉橫飛的戰鬥，更是那些紅十軍團的英雄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大義凜然、慷慨赴死之時，彷彿是凝固的悲劇性群雕……

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向西進行戰略轉移，突破國民黨的“鐵桶合圍”計劃。中央三人團和中革軍委決定，由方誌敏率領的新紅十軍與尋淮洲率領的紅七軍，一起組建成紅十軍團，又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奉命向東突進，向著寧、滬、杭，也就是敵人重兵守衛的中心區域進擊。這一圍魏救趙、聲東擊西的戰略佈局，使得方誌敏和其所率領的紅十軍團，完全置身於引火燒身、以身飼虎的極度危難之境，但方誌敏和紅十軍團卻臨危不懼，毅然前行、向死而生。

紅十軍團七千餘人，而國民黨軍補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以及其他陸續增援的共二十多萬人。在與己力量巨大懸殊的敵軍圍堵下，在風雪瀰漫的重重山巒之中，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七天七夜沒進一粒米一口食，凍餓交加且渾身是傷。更不幸的是，他被叛徒出賣而被俘。從1935年1月29日被俘，到1935年8月6日被殺害，方誌敏在牢獄中度過了生命最後的時光。在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面前，方誌敏沒有懼怕，沒有彷徨，沒有糾結，而是義無反顧地視死如歸。

在生命最後的時光中，方誌敏唯一孜孜以求、耿耿於心的，是用心血凝結文字，向黨中央告白、向人民告白、向戰友告白。在生命最後的時光，方誌敏揮汗如雨，夜不能寐，他夜以繼日地奮筆疾書，雖然只有36歲，頭髮卻越來越白，形色憔悴枯槁。近14萬字如泣如訴的告別傾訴，其情也真，其敘也迫，一字一血，一字一淚，撼人心魄，乃成千古絕唱。

在一個白霧瀰漫的早晨，方誌敏被敵人槍殺在衰草迷離的荒野，他為心中崇高的信仰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臨難無苟免！”

紅十軍團的軍團長劉疇西，黃埔軍校一期、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雙料高材生。在當時紅軍中，只有左權具有這樣難得的身份。劉疇西還是北伐戰爭中葉挺獨立團麾下的連長，北伐“東征”中廣東揭陽棉湖戰役的敢死隊隊員，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三次反“圍剿”中威震敵膽的“獨臂將軍”。

劉疇西在懷玉山受傷被俘後，對棉湖戰役中的劉疇西印象深刻的蔣介石，派來了成群結隊、絡繹不絕的勸降者，其中有劉疇西的教官，有他的同期學員，也有他的學弟，甚至當時的國民黨軍駐贛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也親為勸降，“苦口婆心”、喋喋不休。同為黃埔一期出身、當時擔任國民黨浙江保安處處長的俞濟時在審訊劉疇西時，身著厚厚的黃呢軍大衣，目光中滿是輕蔑與不屑；而身為“階下囚”的劉疇西，已經幾天粒米未進，衣衫單薄襤褸，僅存的右臂亦負重傷、吊縛在胸前，髒汙的繃帶上血跡模糊。俞濟時試圖以這樣的方式，摧垮劉疇西的精神與心理支撐，但卻未有絲毫效果。

當時的劉疇西將軍，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其境也迫，其情也堪。然而，在牢獄的囚室中，他用勁地伸出自己的脖子，似乎有一劊子手正持刀向他的脖子砍下的樣兒，劉疇西以此對方誌敏表達自己的決心，“脖子伸硬些，臨難無苟免！”

王如痴，紅十軍團19師的參謀長，1935年1月27日在懷玉山血戰中，彈盡糧絕，負傷暈倒而被俘。入獄後，他先患上嚴重的傷寒症，後又患肋膜炎，高燒40度，20余天無法進食，最後瘦得活像一具骷髏。面對前來勸降的法官，王如痴說：“我無妻無兒，無以為家，以身許國，別無他圖，我既不愛爵位，也不愛金錢，你講的那些，對我毫無用處。”

王如痴出生在湖南農村，青年時期參加革命，隨後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成回國後，受黨組織派遣赴井岡山紅四軍工作。革命後的王如痴，再也沒有使用他原先的名字：王睿歐。少小離家，投身革命，最後血濺刑場，飲彈一顆。離別多年的家人，不知他埋骨何地，血灑何方。到了上世紀50年代，王如痴的堂弟去南昌革命紀念館參觀，方才知道王如痴原來就是自己的哥哥，多年前已經為革命壯烈犧牲了。

紅十軍團參謀長曹仰山，早年參加革命後，先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後由隱蔽戰線轉入公開的武裝鬥爭。在一次風雪交加的戰鬥中，他連中三槍，左肩胛骨被打斷，不幸被俘。因傷勢過重，曹仰山一直臥床不起，但喪心病狂的敵人仍用盡酷刑，逼問其軍費下落。方誌敏遺著《獄中紀實》裡這樣寫道：“那個在被俘時負傷三槍臥在床上正在發寒發熱、神思昏迷的仰山，不知怎的，被他聽明白了‘口號’兩個字，就用他那有氣無力的聲音，仰起頭來很關心地問‘口號’？你們是不是在講臨刑時的口號？要準備幾個口號——有力的口號！”最後，他是被人用擔架抬到刑場的。

令國民黨震撼不已的一場談話

在風雪瀰漫、寒風刺骨的懷玉山中，紅十軍團幾乎全軍覆沒，隨軍保存的各種名冊、檔案和文件，也在危急時刻或被機要人員焚燒，或者散失。因而，在後來存留下來的紅軍時期的各種文件中，幾乎找不到有關胡天桃的任何記載。

曾經擔任紅十軍團21師師長的胡天桃，是當時紅軍中有名的指揮官。但是，今天人們對於胡天桃的記憶和印象，並不是來自於我們的軍史、戰史，所存的將領名冊中也找不到胡天桃這個名字；今天的人們，不知道胡天桃出生在哪裡、他的準確年齡、他有哪些家人，他也沒有留下照片或畫像。新中國成立之後，有許多烈士的親人、遺屬去領取組織上發的烈士撫卹金，然而胡天桃卻沒有任何親人出現、認領。儘管有著那麼多的不為人知，然而，胡天桃，這個不朽的名字，卻一再地被瞭解他事蹟的人們所傳頌、所感嘆；知曉其事蹟的人，無不仰天長嘆，熱淚滾滾。

今天的人們，對於胡天桃的事蹟，是從國民黨將領王耀武的回憶錄中得到的。

1959年，在見到胡天桃二十多年後，王耀武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之間的那場令他震驚不已的談話，並且在文史資料中，他一筆一筆地將當時的場景清晰地記錄了下來。

譚家橋戰鬥失敗，19師師長尋淮洲在戰場上犧牲，殘暴的敵人掘出其遺體，割下頭顱去邀功；21師師長鬍天桃負傷被俘，由蔣軍旅長王耀武負責審訊。兩人第一次見面，王耀武就被驚呆了，他回憶說：“這位師長身穿著三件補了許多補丁的單衣，下身穿兩條破爛不堪的褲子，腳上穿著兩隻不同色的草鞋，揹著一個很舊的乾糧袋，袋裡裝著一個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別無他物，與戰士沒有什麼區別。”時值嚴冬，天寒地凍，若不是被別人指認出來，王耀武絕對不相信面前這個人就是多次交手的紅軍師長鬍天桃。

王耀武永遠無法忘記，審訊時，他與胡天桃之間的對話：

王耀武：蔣委員長對你們實行寬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們覺悟，一樣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認為只有革命，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中國才有辦法。

王耀武：我們也希望國家好，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你說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有什麼根據？

胡天桃：國民黨掌握著軍隊不抗日，卻來打內戰，還請帝國主義的軍官當顧問，這不是勾結帝國主義是什麼。

王耀武：共產主義不適合國情，你們硬要在中國實行，這樣必然會失敗的。

胡天桃：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才是最好的社會，我願為共產主義犧牲。

王耀武：你知道方誌敏現在什麼地點？

胡天桃：不知道。

王耀武：方誌敏對未突入封鎖線的部隊有什麼指示？

胡天桃：不知道。

王耀武：你家在哪裡，家裡有什麼人？告訴我們，可以保護你的眷屬。

胡天桃：我沒有家，沒有人，不要保護。

後來，胡天桃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濟時那裡，他一樣也無多餘的話。

俞濟時說：你是紅軍的高級人員，不會不知道紅十軍團的情況。

胡天桃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槍斃了吧。

胡天桃被槍殺了，但他在那場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卻震撼了王耀武幾十年。

從將軍回憶錄中找到他的蹤跡

需要通過他人回憶錄中的敘述，才能讓今天的人們尋找到其生命蹤跡的，在老紅十軍中還有一位，他的名字叫黃開湘。黃開湘出身貧苦，少年時代便開始以做木匠活、箍桶為生，並且利用這一職業走村串戶，協助方誌敏建立起近百個秘密農民協會。由方誌敏介紹，黃開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黃開湘參加了轟轟烈烈的弋橫六萬多農民的年關大暴動，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與尋淮洲、劉疇西、王如痴、胡天桃等從中央蘇區開赴閩浙贛根據地的紅十軍團將領有所不同，黃開湘是在老紅十軍成建制地轉入中央蘇區時，隨之調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無論是在創建和擴大贛東北蘇區的艱苦環境中，還是在歷次反“圍剿”的搏鬥中，以及在兩萬五千裡的長征中，黃開湘都膽識過人、勇往直前，尤其是在肉搏戰中，他不用刺刀和大刀，而是提起斧頭東砍西劈，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袖人物都親暱地稱他為“斧頭將軍。”

1933年春，中央電令閩浙贛省的紅十軍，連同四門大炮等武器彈藥，成建制地歸屬轉到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鬥爭。黃開湘匆匆告別母親和妻兒，隨政委邵式平、軍長周建屏奔赴中央蘇區。隨紅十軍一起運往中央蘇區的還有黃金2000兩、銀元100多萬、藥品40餘箱，為經濟極為困難的中央蘇區解了燃眉之急。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時任紅一軍團一師政委的黃開湘，與八萬多中央紅軍一起開始長征。從此，黃開湘的家人、親戚朋友，便再也沒有收到他的消息。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據地慰問團在謝覺哉、邵式平同志的率領下，來到了黃開湘的家鄉贛東北。中央慰問團在革命老區有一項具體工作，就是對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老幹部、紅軍戰士以及革命烈士進行了解，並登記造冊。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蘇區失陷，黃開湘親人的遭遇也是十分悽慘。妻子為活命被迫改嫁他鄉；女兒早早做了童養媳；年老的母親在外面乞討為生；四個弟弟都成了為革命而英勇獻身的烈士。

中央慰問團的到來，使黃開湘的家人歡欣鼓舞、興奮異常。然而，由於當時消息閉塞，黃家的親屬和眾鄉親誰也不知道黃開湘隨紅十軍開赴中央蘇區後的情況，更不知其是否還活著。關於黃開湘的登記表該如何填寫，黃家親屬及鄉親們焦急而且犯難。不知是哪位地方領導，僅憑某種猜測和傳聞，便信口開河地“下了結論”，結果在黃開湘的登記表上，出現了這樣一行文字：“此人在長征途中吃不了苦，逃離革命隊伍，現下落不明。”就是這行字，使黃家親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遑論享受烈士家屬的政治榮譽和生活照顧了。

直到1959年，黃開湘仍無消息。根據其在土地革命時期的突出貢獻，當地的縣民政局恢復了他女兒的烈士家屬待遇。但是，黃開湘是何時何地、怎樣消失不見的，以及他在離開贛東北蘇區後，有著一段怎樣的經歷，這些對他的親人，以及當地的幹部和群眾來說，是一個大大的謎團。

50年之後，這個謎底終於得以揭曉。

1985年，《楊成武回憶錄》公開出版。在《楊成武回憶錄》中，人們注意到了一位驍勇善戰、所向披靡的紅軍英雄“王開湘”。楊成武回憶：1934年底，湘江戰役後，紅軍損失大半，不得不進行調整，根據周恩來的提議，“王開湘”接替耿飆任紅四團團長。

但凡對中國革命戰爭史、軍史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紅軍長征途中的幾場出奇制勝的惡戰，也是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幾場名垂青史、彪炳史冊的戰役，幾乎都是由威震敵膽、威名遠揚的紅四團拿下的，像聞名遐邇的飛奪瀘定橋，以及突破天險臘子口等傳奇戰役，就是由紅四團打贏、創造的。紅四團一直是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

從安順場奔襲瀘定橋，“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四團，創下了在崎嶇泥濘的山路上、在傾盆大雨中、在沉沉夜色下，在遭遇敵方陣營川軍而偽裝脫險、一天一夜行軍240裡的驚人奇蹟。可以說，沒有飛奪瀘定橋、突破天險臘子口的勝利，就沒有紅軍長征的勝利；而沒有“王開湘”、楊成武所統率的紅四團，就沒有上述兩場戰役的勝利。然而，就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之後，“王開湘”卻積勞成疾，最終靜靜地長眠於甘泉羅漢川洛河畔。死後又蒙冤長達50年之久。

《楊成武回憶錄》出版後，有心人注意到，楊成武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檔——紅四團團長“王開湘”。並且專門提及，“王開湘”是江西弋陽人，是跟隨著方誌敏參加革命的。通過對楊成武將軍的採訪，以及對弋陽當地革命史的反覆考察和印證，最終確定“王開湘”就是黃開湘。這是因為，在南方人的口音中，“黃”與 “王”之音極易混淆。楊成武將軍反覆說，黃開湘（曾被誤叫“王開湘”）是人民的大功臣，是長征途中的英雄，我們應該永遠記住他。

你的功勳與世長存

從1934年11月4日，應中革軍委指示，“七、十兩軍團應即合編為十軍團”，至1935年1月29日，方誌敏在風雪瀰漫的懷玉山中被俘，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團僅存在了兩個多月。然而，紅十軍團的薪火卻由其參謀長粟裕傳承下來了。1935年1月，在軍情危如累卵之際，粟裕主張連夜突破敵人封鎖線，但掌握軍權的軍團長劉疇西卻認為，部隊過於疲勞，凍餒交加，需要短暫休息。在這種情況下，軍政委員會主席方誌敏只好決定讓粟裕帶領著800人先行突圍；而方誌敏在自己突圍之後，又重返包圍圈，與劉疇西一起行動，拼命要帶領大部隊突出重圍……

後來，粟裕率領著突圍後僅存的400餘人轉戰江南山區，隊伍日益發展壯大，抗戰時期被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當年年輕的紅十軍團參謀長粟裕，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大放光彩，立下赫赫戰功，被譽為一代戰神，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居百將之首。

1948年9月，由粟裕指揮的華東野戰軍在淮海戰役中喊出了響亮的口號：“打進濟南府，活捉王耀武”。就在濟南城破之時，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化裝成商人出逃，被解放區公安與民兵捕獲。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前夕，王耀武從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被特赦。至此，距離紅十軍團19師師長尋淮洲在譚家橋戰死，方誌敏、劉疇西、王如痴、胡天桃、曹仰山在懷玉山中被俘、繼而被關押、最後被秘密殺害，已經過去了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