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通过外卖单据上的地址联系上了这则视频的受害者薛女士，她没想到，只因为自己要求骑手上楼配送到自己手里下，换来的就是“加料”的外卖。
而时隔半个月后，她才通过好心人看到了当日的“加料”视频，更得知，事后这则视频在各大外卖骑手群中流传自己的个人信息也都暴露其中。
薛女士是百感交集，既后怕又恶心还非常愤怒。
好心人告知“吐口水”外卖视频
10月11日中午，一名陌生的男子来到徐家汇某商场的柜台，点名要找一位姓薛的女士。听说这个消息，薛女士感到很不解，但随即，这名男子向薛女士展示了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一个男的来柜台打听我，然后把他的手机递给我，喊我看看视频里的人是不是我。”薛女士说。
这则视频仅仅只有十几秒，画面内容是一份外卖和外卖单据，单据上清楚地写着的是薛小姐工作商场的地址，而视频不断传来一名男子脏话连篇的辱骂声，抱怨着客人不下楼拿快递，要求自己亲自将外卖送上楼。最让人“恶心”的画面发生在视频的后半段，说到气愤兴头上的时候，视频中的男子还做出吐口水的声音，打开外卖盖子，“呸呸呸呸”，对着饭菜猛吐了四次口水。
“看完这个视频我觉得我都要站不住了，实在是太恶心了，也有点哭笑不得。”薛女士说，当她一看到视频的时候，她就和9月末一次订煲仔饭外卖的事情联系起来了。“我定外卖也不算多，一看画面我就知道肯定是那一天。”
而且，更让薛女士感到崩溃的是，这名上门来的好心人告知薛女士，这段是视频近期已经疯狂地流传在各个外卖、快递聚集的微信群里了，薛女士的个人信息也都暴露其中了。“那个好心人跟我说，他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顺着外卖地址来找我的。”
薛女士当天的外卖订单
事发当日外卖员情绪正常
回忆起，9月24日那天的场景，薛女士始终没有想通，自己为何会激怒外卖员？
那天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在商场上班的薛女士，通过外卖平台上订购了一份煲仔饭，不多会儿，就收到了外卖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外卖员向薛女士抱怨自己找不到上楼的货梯，希望薛女士自己下楼取外卖，但当时，商场的柜台只有薛女士一人值班，而且平常外卖员都会上楼送餐，所以薛女士拒绝了外卖员的要求。
“但是当时我觉得这个外卖员也挺正常的，没有说情绪激动骂人的话，就说他再找找货梯。”薛女士说。
然后又过了不多会儿，外卖员便将外卖送到了薛女士的手中，“他的情绪还是很正常的，就是把东西递给我就走了，没多说话。”
之后，薛女士就吃下了整份的外卖。所以看到视频的那一刻，薛女士是万分恶心，却想吐也吐不出来了。
外卖送餐员素质参差不齐
外卖送餐已成为许多中青年务工者非常青睐的职业。这是一份只要靠努力，就能获得相对满意薪水的职业，而对学历和背景不做过多的要求。这就导致送餐员群体的素质可能层次不齐，鱼龙混杂。
近年来，主要送餐平台对自身配送体系中的外卖骑手多有培训，并有各种规章制度加以管理，每天送餐前也都有晨会“耳提面命”，试图将外卖送餐员因素质问题而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但与此同时，外卖市场也还存在着商家自行配送的情况。此次视频中的那名自拍者，就是来自商家自选第三方配送系统的人员。
不过，即便如此，对消费者来说，认准的更多是平台，谁上门送餐不重要，重要的是手上那份外卖餐食的安全。
对于外卖封签，周到君了解到，许多外卖骑手也十分欢迎。一名骑手小哥表示：“‘ 食安封签’既是保护消费者，也是保护我们骑手。对于认真工作兢兢业业送餐的人来说，‘食安封签’反而能厘清责任，降低我们的风险。”
“食安封签”应尽快入法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或许有这样一个疑问：“食安封签”这么好的解决办法，为何不能全市范围内所有外卖强制执行？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会长顾振华介绍，目前，尚无一部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或标准，提及“食安封签”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外卖送餐被二次污染、人为污染的问题，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法律法规或标准，尚来不及将此纳入其中。
因此，一定要将“食安封签”入法，或建立相关标准，对于企业和商户来说，投放和使用“食安封签”才会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另一个问题，则是“食安封签”的费用由谁承担。一张封签的单价很低，但上海每日外卖送餐的总量惊人，因此“食安封签”合起来也是一笔费用。在先期的试点实践中，由行政部门牵头承担了费用，但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必须要明确“食安封签”的成本分担规则。
“食安封签”单张价格不高，许多消费者应该也愿意为食品安全而分担一部分，但关键还是要尽快制定出相关的“食安封签”操作细则。
根据此前新闻通气会宣布的计划，今年9月至12月，将在全市范围内张贴食安封签公益宣传画，组织制定《“食安封签”标准》，提供技术规范，全力推进“食安封签”的普及和使用。
2020年起，“食安封签”将在尊重消费者评判的前提下，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形成交易规则和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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