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复旦毕业远赴加拿大攻读计算机，获取博士学位后便留在了当地大学任教并获得该国国籍。几经辗转，L先生飞至香港，被香港大学聘为正教授，08年他退休后回到上海老家，在被学术和教育填写的人生中，参与业委会是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稀里糊涂地进去
L先生今年76岁，之前一直以大学为圆心度过了自己的前半生，直到2017年初他正式参与业委会后，自身长期的“秩序”被打破了。“之前我从来都不关心小区事物”他轻轻笑着说，表情混杂着喜剧性的无奈。从香港大学退休之后，L先生回到了上海老家，住在位于黄埔区的M小区。2016年底小区业委会换届，在选举筹备组的时候，居委工作人员敲开了他家的门。L先生直言，从被通知到来年上任，他自己也不知道经过了什么细节就成为了业委会成员，照他的话说，自己“莫名其妙就进去了”。
在L先生的眼中，自从2017年上任就琐事缠身，但聊天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和其自身利益有直接牵连的。他把发生的事情非常轻松地说出来，用的最多的主语是“我们”，氛围简单又愉快。这种处境几乎适用于各地的业委会：所涉事件繁琐又微小，业主的“阵营”五花八门，相处对象有政府机关、企业和个人等杂乱多样，大多矛盾都无从下手……当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业委会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可爱的——他们必须要以志愿者的身份处理最为微观但复杂的事物，同时他们需要具备像政府一般的权威性。总结而言，必须有人以郑重其事的姿态解决不成问题的问题，负责且严谨。
但微小不是无关紧要，微小只在于事物的辐射面积，所有矛盾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不分档次的，只分种类，这才是我们乐于关注的原因。更何况，小面积永远是大面积的子集，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上来就十几场官司
开发商在交房之后占据了小区很多地盘，如4号楼的一些中间层和西门南北两侧的小楼等都由他们掌握产权并私自经营，而那些都是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小区业委会起诉了开发商，胜诉之后夺回“主权”。在要求返还收益孳息的时候成千上百万的利益却只拿到了不到10%，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L先生和业委会的其他成员也心知肚明。近两年之内业委会参与了十几起官司，要么是和开发商，要么是和“反对派”，忙得满头大汗。
原先属于开发商员工的A先生在自己公司败诉之后倍感不平，那些私自经营的收益里当然有他的一部分。收回产权的官司打完以后，他买下了M小区的一套房，一夜之间成为了原来敌对方的业主。“他就像无赖一样，真的没办法”，L先生显得有些抱怨的意思。
目前A先生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打12345投诉举报现在由小区行使出租权的商铺，理由多种多样。小区里的阵营就此分开了。以前业委会建了一个所有业主共同参与的微信群，但是A先生每天都在群里发表反对立场的观点，和普遍状况一样，质问比回复要快得多。“你哪有时间一个个回复啊，所以还不如把群删了，搞个微信公众号”，业委会头痛不已，索性放弃了群消息的主导权，找了个清净些的地方安置下来，避开回复的麻烦。L先生说：“他自己也弄了一个微信群，时常说坏话，有帮业委会说话的就踢掉，里面支持他的人还蛮多。”说着自己又笑了。
A先生和业委会也有很多的民事纠纷，但业委会都苦于律师费成本而只得曲折斡旋，A先生不着急，他打算用迂回式的战术，变着法告。“我们现在有十几场官司”，L先生的表情显得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业委会打官司最怕的是费用支出的问题，费用不论高低都是一笔没法交付的支出，随之而来的是为什么付、用什么付、能不能付以及怎么付的问题，大多一个都解决不了。
操之过急，一天处理28个议题
小区在选举业委会之前发表了一份《业委会廉政承诺书》，里面要求所有候选人“自证清白”再签字后方可参与选举，通过这个程序筛掉了不少开发商的人。之后在制定《议事规则》时明确规定：不投票即视为赞成。对于如此强势的规定L先生认为这不是独裁，因为就算有很少人来投票，他们当中的赞成票也占大多数，这项条款只是为了避免票权被忽视导致诸多问题无法解决，小区地段好、租户多、业主少，召开业主大会并非想开就开的易事，而这项规定又恰好给予了业委会一定的优势。
"我觉得新业委会上任后有的（做得）对，有的就操之过急了。"L先生如是说。他讲到这届业委会的带领下，他们一次业主大会就要解决28个议题，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大名鼎鼎的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他们开会频繁，一周一次有时晚上开两三个小时；把停车费从原来收200块突然涨到280，导致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等等。这些具体的事例在L先生看来过于仓促，小区的很多事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而这届业委会又过于强势，甚至和周围居委、派出所、开发商的关系都不大好，接下来他们还打算换物业。
现任主任也性格暴躁，曾经在一次内部讨论的时候他说要辞职，把水杯摔在了L先生的身边，骂骂咧咧地出去了。之后又表示不会再辞职，这主任的职位他会好好干。L先生笑着说：“
我们主任脾气很大的，他在东非有家公司，人在国外还会遥控业委会的事。”内部的人情世故也是他觉得疲惫之因。由于主任的脾气问题，很多业委会成员态度都消极了不少，但好在大家还是都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努力，基础的责任感没有缺失，只是行事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无处安放的生鲜市场
由于小区附近政府在兴修公共设施，很多超市都关门了。去年4月，居委批准商贩在小区内摆摊当暂时的生鲜市场，每周二、周六，三号楼周围都挤满了人，有居民就开始投诉。投诉者说自己周六要休息睡觉，却总被窗外的吆喝声吵醒。可是市场批都批了，而且还卖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再取消就跟要求开临时业主大会一样难。外加老人们也不会用自助贩卖蔬菜的机器，都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用着才放心。这个摊位点不管是取消、挪位还是继续延续都会有很大的阻力，只能将投诉一拖再拖……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业委会式”矛盾。摊点不能没有，有的话最好不会影响所有人的居住利益，但大多现实状况是不得不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进入循环的僵局。当地居委会负责管辖周围很多小区，但是唯一的生鲜摊位恰好放置在了M小区内，这个时候如果将其挪至其他小区，又是无法估量的新麻烦，索性就这样搁置了。
L先生如是说
在谈及L先生在加拿大的经历时，他说不管是在加拿大的single house（独栋别墅）还是apartment(公寓)，都没有上述之类的问题。他们没有业委会，更多的是工会组织，而且行事严谨，条文怎么说就怎么做。“我感觉我们这里还是比较难懂”L先生直言，对于他——一个前半生在国外大学及社区度过的知识分子来说，业委会的参与不仅是一次丰富的经历，也是一磨人的考核。“我最不喜欢这个事情，没意思。”当我们问他是否后悔的时候他说：“后悔，不合算。莫名其妙进去，退又退不出来。”尽管如此，聊天途中L先生讲了很多小区的事，他说自己想咨询一下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希望有一个便捷的解决途径。
业委会所涉及的事物糅合了法律、政治、行政、利益、人情等元素，是要求具备一定的民主素养、逻辑谈判能力等特点的矛盾，这些矛盾渗入到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里，承载着一片地域文化的基因，容纳了一个体制下的所有被细化的冲突，经常以无奈结尾。但大多参与者即便极力想脱离也在试图尽责，不是什么伟大的意识，只是出于对责任的惯性考虑。事物的微小难解和尽责的态度连在一起，说着说着笑出来，也就再正常不过了，L先生还要加上不知所措和莫名其妙的心理感受，他后悔参与，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难就难在：一切都是急需解决的不成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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