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復旦畢業遠赴加拿大攻讀計算機，獲取博士學位後便留在了當地大學任教並獲得該國國籍。幾經輾轉，L先生飛至香港，被香港大學聘為正教授，08年他退休後回到上海老家，在被學術和教育填寫的人生中，參與業委會是他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稀裡糊塗地進去
L先生今年76歲，之前一直以大學為圓心度過了自己的前半生，直到2017年初他正式參與業委會後，自身長期的“秩序”被打破了。“之前我從來都不關心小區事物”他輕輕笑著說，表情混雜著喜劇性的無奈。從香港大學退休之後，L先生回到了上海老家，住在位於黃埔區的M小區。2016年底小區業委會換屆，在選舉籌備組的時候，居委工作人員敲開了他家的門。L先生直言，從被通知到來年上任，他自己也不知道經過了什麼細節就成為了業委會成員，照他的話說，自己“莫名其妙就進去了”。
在L先生的眼中，自從2017年上任就瑣事纏身，但聊天的時候沒有一件事是和其自身利益有直接牽連的。他把發生的事情非常輕鬆地說出來，用的最多的主語是“我們”，氛圍簡單又愉快。這種處境幾乎適用於各地的業委會：所涉事件繁瑣又微小，業主的“陣營”五花八門，相處對象有政府機關、企業和個人等雜亂多樣，大多矛盾都無從下手……當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業委會所處的環境是十分可愛的——他們必須要以志願者的身份處理最為微觀但複雜的事物，同時他們需要具備像政府一般的權威性。總結而言，必須有人以鄭重其事的姿態解決不成問題的問題，負責且嚴謹。
但微小不是無關緊要，微小隻在於事物的輻射面積，所有矛盾從本質上來講都是不分檔次的，只分種類，這才是我們樂於關注的原因。更何況，小面積永遠是大面積的子集，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上來就十幾場官司
開發商在交房之後佔據了小區很多地盤，如4號樓的一些中間層和西門南北兩側的小樓等都由他們掌握產權並私自經營，而那些都是本該屬於全體業主的。小區業委會起訴了開發商，勝訴之後奪回“主權”。在要求返還收益孳息的時候成千上百萬的利益卻只拿到了不到10%，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L先生和業委會的其他成員也心知肚明。近兩年之內業委會參與了十幾起官司，要麼是和開發商，要麼是和“反對派”，忙得滿頭大汗。
原先屬於開發商員工的A先生在自己公司敗訴之後倍感不平，那些私自經營的收益裡當然有他的一部分。收回產權的官司打完以後，他買下了M小區的一套房，一夜之間成為了原來敵對方的業主。“他就像無賴一樣，真的沒辦法”，L先生顯得有些抱怨的意思。
目前A先生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打12345投訴舉報現在由小區行使出租權的商鋪，理由多種多樣。小區裡的陣營就此分開了。以前業委會建了一個所有業主共同參與的微信群，但是A先生每天都在群裡發表反對立場的觀點，和普遍狀況一樣，質問比回覆要快得多。“你哪有時間一個個回覆啊，所以還不如把群刪了，搞個微信公眾號”，業委會頭痛不已，索性放棄了群消息的主導權，找了個清淨些的地方安置下來，避開回復的麻煩。L先生說：“他自己也弄了一個微信群，時常說壞話，有幫業委會說話的就踢掉，裡面支持他的人還蠻多。”說著自己又笑了。
A先生和業委會也有很多的民事糾紛，但業委會都苦於律師費成本而只得曲折斡旋，A先生不著急，他打算用迂迴式的戰術，變著法告。“我們現在有十幾場官司”，L先生的表情顯得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業委會打官司最怕的是費用支出的問題，費用不論高低都是一筆沒法交付的支出，隨之而來的是為什麼付、用什麼付、能不能付以及怎麼付的問題，大多一個都解決不了。
操之過急，一天處理28個議題
小區在選舉業委會之前發表了一份《業委會廉政承諾書》，裡面要求所有候選人“自證清白”再簽字後方可參與選舉，通過這個程序篩掉了不少開發商的人。之後在制定《議事規則》時明確規定：不投票即視為贊成。對於如此強勢的規定L先生認為這不是獨裁，因為就算有很少人來投票，他們當中的贊成票也佔大多數，這項條款只是為了避免票權被忽視導致諸多問題無法解決，小區地段好、租戶多、業主少，召開業主大會並非想開就開的易事，而這項規定又恰好給予了業委會一定的優勢。
"我覺得新業委會上任後有的（做得）對，有的就操之過急了。"L先生如是說。他講到這屆業委會的帶領下，他們一次業主大會就要解決28個議題，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大名鼎鼎的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他們開會頻繁，一週一次有時晚上開兩三個小時；把停車費從原來收200塊突然漲到280，導致很多人都無法接受等等。這些具體的事例在L先生看來過於倉促，小區的很多事情是需要細水長流的，而這屆業委會又過於強勢，甚至和周圍居委、派出所、開發商的關係都不大好，接下來他們還打算換物業。
現任主任也性格暴躁，曾經在一次內部討論的時候他說要辭職，把水杯摔在了L先生的身邊，罵罵咧咧地出去了。之後又表示不會再辭職，這主任的職位他會好好幹。L先生笑著說：“
我們主任脾氣很大的，他在東非有家公司，人在國外還會遙控業委會的事。”內部的人情世故也是他覺得疲憊之因。由於主任的脾氣問題，很多業委會成員態度都消極了不少，但好在大家還是都往一個良性的方向努力，基礎的責任感沒有缺失，只是行事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無處安放的生鮮市場
由於小區附近政府在興修公共設施，很多超市都關門了。去年4月，居委批准商販在小區內擺攤當暫時的生鮮市場，每週二、週六，三號樓周圍都擠滿了人，有居民就開始投訴。投訴者說自己週六要休息睡覺，卻總被窗外的吆喝聲吵醒。可是市場批都批了，而且還賣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再取消就跟要求開臨時業主大會一樣難。外加老人們也不會用自助販賣蔬菜的機器，都認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用著才放心。這個攤位點不管是取消、挪位還是繼續延續都會有很大的阻力，只能將投訴一拖再拖……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業委會式”矛盾。攤點不能沒有，有的話最好不會影響所有人的居住利益，但大多現實狀況是不得不影響一部分人的利益，於是進入循環的僵局。當地居委會負責管轄周圍很多小區，但是唯一的生鮮攤位恰好放置在了M小區內，這個時候如果將其挪至其他小區，又是無法估量的新麻煩，索性就這樣擱置了。
L先生如是說
在談及L先生在加拿大的經歷時，他說不管是在加拿大的single house（獨棟別墅）還是apartment(公寓)，都沒有上述之類的問題。他們沒有業委會，更多的是工會組織，而且行事嚴謹，條文怎麼說就怎麼做。“我感覺我們這裡還是比較難懂”L先生直言，對於他——一個前半生在國外大學及社區度過的知識分子來說，業委會的參與不僅是一次豐富的經歷，也是一磨人的考核。“我最不喜歡這個事情，沒意思。”當我們問他是否後悔的時候他說：“後悔，不合算。莫名其妙進去，退又退不出來。”儘管如此，聊天途中L先生講了很多小區的事，他說自己想諮詢一下這些東西怎麼處理，希望有一個便捷的解決途徑。
業委會所涉及的事物糅合了法律、政治、行政、利益、人情等元素，是要求具備一定的民主素養、邏輯談判能力等特點的矛盾，這些矛盾滲入到這個社會的毛細血管裡，承載著一片地域文化的基因，容納了一個體制下的所有被細化的衝突，經常以無奈結尾。但大多參與者即便極力想脫離也在試圖盡責，不是什麼偉大的意識，只是出於對責任的慣性考慮。事物的微小難解和盡責的態度連在一起，說著說著笑出來，也就再正常不過了，L先生還要加上不知所措和莫名其妙的心理感受，他後悔參與，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難就難在：一切都是急需解決的不成問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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