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權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殊影響力，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預定影響的能力，或是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使另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係。
話說，中國一直就是一個講究“名分”的社會，它就是權力合法性的“基石”，例如：一夫多妻的制度，在名分上，正妻地位尊貴，偏房地位卑微，於是，正妻就可以隨意的支配偏方。事實上，這些偏房，也會仗著自己的年輕美貌受寵，進而得勢，甚至，在家中取得主導權。
所謂的“後院之爭”，則是官場上一個隱晦的說法。皇帝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權利的分配，和這種“後院權利結構”沒有什麼區分。“正室”則是指：以宰相為首的一套官僚體系，從“名分”上看，他們是國家權力的正式代理人。
但是，除此之外，皇帝也有自己的“偏房”。
那麼，是什麼人組成了皇帝的“偏房”呢？
《清稗類鈔》這本書是關於清代掌故遺聞的彙編，徐珂從清人、近人的文集、筆記、札記、報章、說部中，廣搜博採，仿清人潘永因《宋稗類鈔》體例，編輯而成。記載之事，上起順治、康熙，下迄光緒、宣統。在《清稗類鈔》中，湘軍創建者之一郭嵩燾就有這樣一則史論：
“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這裡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是君主的“隱性”權力集團，不過，在“名分”上，他們是沒有任何權利的，所憑藉的也只是與權力中樞的那種“特殊關係”。間接獲得權力，染指朝政，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君主“偏房”。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是“皇權專制”，然而，真正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的“獨裁者”只是少數，與宰相“共治”天下，才是一種合理的制度結構。一般認為，皇帝就是權力的載體，所以，為什麼要親自做事呢？有事讓官員做不就行了。
在明朝之前，這就是基本的政治制度。
話說，曾有一位宋朝的官員就和皇帝說過：“陛下，您就不要親自發號施令了，從祖上開始，朝廷的事就是由宰相在做的，你替宰相把事都做了，那宰相干什麼呢？”可見，皇帝和宰相之間的“分權”，是有“制度”的，不能隨便打破了這個平衡。
而“與外戚共天下”就是胡鬧，依仗皇室的“特權”而蔓延的“孽權”，就是這種制度外的“偏房”權力。
最早製造出這種“正偏”權力關係的，就是漢武帝劉徹。
大家都知道，漢武帝的掌控慾望特別強，什麼事他都想插手，於是，宰相就成了他的“絆腳石”，連宰相領導的那套班子，他都覺得礙事。為了能夠讓自己順利“做事”，他給自己另設了一個“內朝廷”，由宦官、侍從、外戚等組成。
自此，那個正兒八經的朝廷領導班子被漢武帝給“拋棄”了。
從“名分”上看，這些“內朝”成員手無實權，甚至，有些人都不是正式官員，他們只是漢武帝的心腹，只能在暗中插手朝政。但是，這種“隱性權利”是不容小覷的，他們在力量上，不遜於正統的領導班子，甚至，還會超過正統。
不過，他們終究是“偏房”，上不了大雅之堂，不得不在私底下，抱緊皇帝的大腿，所以，這就決定了他們被“操縱”的命運。
擁有“偏房”之後，漢武帝終於可以獨掌大權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漢武帝的“偏房”越來越專橫。在漢武帝在世的時候，還可以掌控，但是，到漢武帝去世之後，“偏房”就成了朝廷的老大，最終，更是導致了西漢政權的沒落。
到了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之後，害怕前大司馬王莽的“案例”再次上演，就用“尚書檯”來制衡三公的權力，其實，這也是“偏房”，以此來實現自己的獨裁。後人評價“兩漢政出於二”，意思就是漢代的政治權利結構是“複式”的。
“正統”與“偏房”共同實施權力，這也是當時權力機構最大的“詬病”。
劉秀與劉徹的用意，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想掙脫正統權力對他們的束縛，因此，造成的後果也是一樣的。東漢後期，外戚與豪族佔據了尚書檯，掌控了朝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擁有尚書檯的權力。
當權者要獨權，就會培養一個副權力體系。
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輪換掌握著朝廷的政局，東漢的皇室沒能鬥過當時的門閥士族，天下也被他們瓜分了。
到了唐朝，為了避免歷史重演，宦官可以參與朝政，但是，只要發現宦官權力過大，就會被收回。到唐朝晚期，宦官的權力實在是太大了，都可以罷黜皇帝了。直到宋朝，正統權力才被真正尊重，“偏房”的權力也受到了限制，即使皇帝再有權力，也不能“一言堂”。
一次，內廷國手趙鄂要官，但是，官職的任免都有一套流程，於是，宋孝宗便說：“我可以給你官職，但是，宰相未必答應。”趙鄂聽後，就去求宰相，宰相很堅決地說：“就算皇帝答應，這個旨意也是沒有用的。”
就算趙鄂天天陪皇帝下棋，就算他與皇帝的關係很好，皇帝都不能為他而破壞國家的制度，可見，宋朝的權力結構還是很有成效的。只可惜，在宋朝被元朝取代之後，這套制度也隨之被廢除了。到了明清時期，又再次出現“共權”的局面。
分析歷代統治者的做法，養大“偏房”，架空“正統”，借隱形勢力之手，制衡正統的官僚體系，正是他們獨斷專權的“獨門秘笈”。
那麼，統治者為什麼要這樣做事呢？為什麼要與正統的官僚體系對抗呢？
原因則是：在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之前，對於當時的統治者而言，最大的威脅不是民主憲政，而是這個從制度到程序，從規範性到權力化越發複雜和完善的官僚體系，正是這個體系分流了統治者的權力，這是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們才會藉助“偏房”的權力來制約正統的權力。雖然，這種做法上不了檯面，也沒有什麼名分，但好用，也很好掌控。然而，這個“偏房”經不住權力的誘惑，逐漸權力上升，壓制正統，進而反噬皇帝的權力。
本來漢武帝只是想奪去宰相的權力，沒曾想，他自己的“內朝”卻把自己的江山給奪了；
光武帝的“尚書檯”，也是一樣的想法，結果，卻被“挾天子”了；
明朝，雖然沒有宰相，最終，也被“九千歲”掌握了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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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統治者當初的想法是好的，以為培養了自己的勢力，就可以奪去權力，平衡利益，穩定朝廷的統治。只可惜，統治者往往忽略了人的野心，這些野心家，一旦有了開始，就變得不可收拾，最終，上演一幕幕“近臣亂政”的局面。
哪個統治者，都不願意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權力，但是，他們卻忽略了，獨裁背後的“偏房”，這難道不是給自己挖了一個坑嗎？
【《史記》、《漢書》、《資治通鑑》、《清稗類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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