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印度”，是2002年印度旅遊部長向世界市場推介這個國家時的名片，這再合適不過了。從1990年開始，特別是上個十年印度見證了令人驚歎的持續快速增長，包括好壞兩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經濟的轉型。在2002-2012的十年，印度的GDP的年均增長率為7-9%之間，僅次於中國的持續增長率。在2011年，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印度富豪從十年前的4位上升到57位。與此同時，印度公司也在國際舞臺上冉冉上升。2008年塔塔汽車接手英國的捷豹陸虎商業而震驚了業界。商業流程外包產業，已經不再僅僅是客戶中心和軟件開發，已經拓展到醫藥、法律、稅務籌劃、動畫製作以及音樂唱片產品等方面。同時，一些IT業巨人企業也轉向海外發展：不僅是海外工作向班加羅爾轉移，印度公司現在在美國本土僱傭著數千美國人。
這一切對於一個數十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國家來說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從1947年的印度獨立到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印度的人均年收入增長只有1.3%，這蝸牛速度屢被印度精英嘲笑為“印度的增長速度”，但是在今天，漫步於孟買熙熙攘攘街頭的社會理論家們，或許會想將馬克思·韋伯的經典專著改成《印度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伴隨著經濟變化的是雖然不怎麼起眼但同樣顯著的政治轉折點。隨著扣人心絃的阿拉伯之春以及胎死腹中的中國Jasmine Revolution，一個可以被稱作“薑黃革命”的在印度內蠢蠢欲動。
雖然從理論上看印度實行的是一種民主制度，但實際上，國家管理很封建。政客和官僚們只是有任期的公爵，常常通過循私舞弊為個人謀取利益。
自我認同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現在卻暴發出了不滿。去年，由社會活動家安娜·哈扎爾發起的飢餓罷工參加者有成千上萬個。這個運動使一條倍受指摘的反貪腐法案條款的軟弱無力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在孟加拉邦的5月份選舉中，共產黨左翼陣線聯盟結束了34年的執政，敗給了印度基層國大黨，而這是反貪腐運動的中流砥柱。
同時，高知名度的貪腐罪嫌被責問清查時，禁止法外特權的呼聲也明顯提高。卡納塔克邦首席部長 B· S·葉迪烏拉帕，因被控進行土地和鐵礦非法交易為家庭謀取利益而被捕。此外，這個月最高法院作出一個裁決，初步解決了國內頭條新聞的“2G騙局”，宣佈所有由前電信部部長安迪穆圖·拉賈（A. Raja. Raja）任期內簽發的所有122張 2G頻譜牌照無效，他為了將600萬美元納入私襄而導致390億美元的國家財產損失，除此之外，他還深陷其它幾項醜聞。
2012年數據：5億人一天只有2美元
雖然貧困率有所下降，但是，發展的成果並沒有被廣泛共享。2005年，世界銀行估計有42%的人仍然每天生活低於1.25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低於2美元的是這個比例的二倍。此外，8、9億印度人的生活狀況被大多數的發達國家視為貧困狀態。
對於無話語權的大眾而言，挑戰是多維和全面的。種姓歧視、宗教 、性別仍然是無處不在。文化程度的低下阻止了深遠持久的社會運動。印度兒童的營養不良率比任何國家都嚴重。病人和老人缺少有效的措施而自生自滅，契約奴隸也時常有所耳聞。
更嚴重的是，有一些證據顯示最低權利的狀況正變得惡化。一份由Anirudh Krishna 和Devendra Bajpai發佈的公共政策研究報告指出，按絕對價值計算的農村收入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農業的體制壓制，以及市場進入的差異和教育的缺乏而造成。“二個印度”的結論顯而易見，二者之間不斷擴大的鴻溝是國民幸福最大威脅。
未來會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如何積極地推進更公平的機會平等，以共享發展的成就。政府的《全國農村就業保障法》雖然有其侷限性，但是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醫療保障、農業配套設施，以及政府對貧困社區提供的公共服務，應當要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和高度重視。對可吸納勞動者的低技術產業限制已經不合時宜，而應當有所放寬。國內的市民社會將會對被邊緣化而不斷表達不滿。最重要的是，提高公共教育預算和管理創新。
這下一個十年對已發達國家而言也是一個參照。印度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採用更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被當作其它自由主義社會的引導者，以上數據，是2012年的觀察。時間又過了7年，現在，2019年印度的貧困有所好轉了嗎？
據統計，在2018年，尼日利亞超過印度，成為極端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也可能很快就會位居第二。截至2018年5月底，尼日利亞有大約8700萬人處於極端貧困狀態，而印度則有7300萬的極度貧困人口。根據2011年的標準，極度貧困是指責，如果日平均購買力低於1.9美元，則可被定義為極端赤貧人口。印度計劃是在2030年，消除極度貧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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