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有首都的理由
長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響所及，導致日後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詩作裡用“長安”來指代北京城。選擇長安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顯的一個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用古人的話說，就是“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就軍事關塞而言，長安周邊東有潼關，西有大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四座關口控制著進出長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難攻。就地理而言，長安有一個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但作為首都，還必須有戰略上的考慮。長安並非是帝國的經濟中心。雖說關中過去比較富庶，但其實遠在漢朝，全國經濟中心就已轉移到河北河南一帶。隋唐後更是往江南轉移，總趨勢是離長安越來越遠。那麼是否應該放棄長安，將首都轉移到經濟中心呢？那也不見得。對於中國這樣的超大帝國，必須考慮全國的均衡，避免畸輕畸重。經濟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錯開，這樣能讓經濟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動性。這個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國，也同樣成立。如果中國現在將首都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北方連一個一線城市都沒有，完全缺少輻射中心，整個國家的區域失調會更加嚴重。
此外還需要考慮敵人的位置。在漢唐時期，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其是西北。漢唐把首都定在長安，全國物資向西北大量湧入，確保了西北經濟的繁榮，使漢唐不僅能抵禦匈奴和突厥，還有餘力經營西域，打通絲綢之路。東漢放棄長安，間接導致西北經濟凋零，帶來羌族的動亂，更種下了董卓之亂的禍根。
但從唐朝中後期開始，外部威脅開始向東北方轉移。契丹、女真、後金相繼從東北崛起，西北方倒相對安全。中國的首都也由西向東神龍擺首，從長安變為北京，其間正呼應著這種變化。壓力所向，正是首都之所向。因為首都之所向，也就是全國物資財富之所向，也是全國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選擇
長安城不是一座。歷史上有兩座長安城。漢朝的第一長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長安才坐落於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當時不叫長安，而叫“大興城”。
隋文帝楊堅定都長安，還有一個很現實的政治考慮。楊堅的力量建立在“關隴集團”身上。關隴集團這個概念最早是陳寅恪提出的，現在還有細節上的爭議，但大體已經得到史學界的公認。所謂關隴集團，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際。當時一代梟雄高歡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國。宇文泰走投無路，裹挾北方六鎮的餘卒，西入關中，建立一個關隴軍事集團。這個集團以關中為根本，東向和高家爭奪天下，歷經險阻最後終於獲勝。楊堅也是關隴集團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奪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還是關隴集團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楊堅當然就不敢隨便離開關中，只能定都長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兒子隋煬帝的時候，起了變化。他離開了關中，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按照傳統史書的說法，隋煬帝既然是個荒淫無恥的人，建造新都城、修建大運河當然也就是為了更好的荒淫無恥。這個說法難以讓人相信。隋煬帝畢竟不是個神經病，不會不惜代價修一條打通全國的大運河，就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我覺得他所作所為的背後，有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矯情。他試圖把帝國凝結為牢固的整體，所以他才會選擇位於帝國中央的洛陽為新首都，也才會用一條運河把帝國連為一體。
理想主義從來害死人。大隋朝滅亡了。隋帝國的崩潰主要原因當然還是窮兵黷武濫用民力。但是背後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煬帝營造洛陽後，遠離了關中，也就疏離了自己的力量源頭，因此招致覆滅。事實上關隴集團的力量一直還在，所以李淵起兵後馬上急吼吼地地直奔關中，爭取這個集團的支持。也正是依靠他們的力量，李唐王朝才能撲滅王世充和竇建德，一統天下。
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鑑，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但這樣一來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糧食。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唐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按說隋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事情不那麼簡單。
長安和洛陽
以江南糧食為例，它們要送到長安，需要走兩千多里的路程。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從江南到洛陽一段問題可以走大運河；從陝州到長安一段，也有現成的廣通渠，問題都不大。真正的問題出在洛陽和陝州中間這段路上。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的砥柱，船過不去，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非常艱險，運量也很有限。
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李世民統治時期，政府規模很小，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所以危險還沒暴露出來。到了唐高宗時代，政府規模急劇膨脹，長安城人口也跟著增加，糧食就成了大問題。最後竟然弄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這時，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國並不缺糧食。洛陽附近的洛口倉裡有的是糧食，堆積如山，只不過運不到長安城而已。好在糧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糧食不能過來讓我們吃，那我們就過去吃糧食。在唐高宗時代，一遇到關中欠收，李治和武則天就帶著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去。
當然，長安還是首都。等到荒年過去，李治他們還回來。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有的時候逃荒還逃得間不容髮，狼狽不堪。永淳元年那次，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居然一路走一路餓死，沿途倒下了許多餓殍。堂堂的大唐天子，混得跟洪七公似的，這肯定說不過去。於是，洛陽城再度成為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
說到這裡，首先要對洛陽做個介紹。隋唐時期的洛陽論規模遠遠比不上長安。隋文帝的第二長安城有八十多平方公里，洛陽城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洛陽城不夠險要。它周圍也有一些天然屏障，北臨黃河，東臨洛水，周圍還有太谷、廣成、伊闕、轘轅、旋門、孟津等八個關口，也算是形勝之地。但黃河平原畢竟是個大平原，再怎麼形勝也沒法和關中相比。洛陽的防守難度要遠遠超過長安。
洛陽最大的優勢，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心，四通八達，交往方便。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職貢所均，水陸輻輳”。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這是個很悠久的辯題了。總體來說，古代知識分子認為長安有山河之固，適合應付變亂；洛陽有中土之美，適合德化天下。換成現代的語言，就是如果你擔心變亂，最好還是定在關中比較安全。但是據說仁者無敵，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變亂，定都洛陽就比較好。唐朝的帝王弒兄殺弟、扒灰通姦之餘，很聰明地拒絕把命運押在自己的高超德行上。他們選擇了長安。
當然，這是古代的話語邏輯。按照現代人的動機分析，隋唐定都長安背後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需要依靠關中的軍事力量。關中不僅有關隴集團，還遍佈府兵，已高度軍事化，將首都遷離關中危險很大。但是話說回來，長安在經濟交通上的劣勢又擺在那裡。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唐朝帝王對首都定位都頗為猶豫。
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他開始提升洛陽的地位，將它正式定為東都，營建洛陽宮殿，稱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宅”。洛陽作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確定。到了武則天時期，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將洛陽定位帝國的真正首都，改稱“神都”，地位超越了長安。從此她一直呆在洛陽，很少再回長安。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
武則天這麼做，歷史上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她害死了皇后和蕭妃，長安宮殿裡鬧鬼；有人說她喜歡洛陽的繁華富麗。從武則天害人殺人的勁頭看，她神經強健得很，應該不會太怕鬼。洛陽的繁華倒可能是個因素。當時長安以恢弘取勝，洛陽以奢麗見長。從個人審美而言，武則天無疑更偏愛洛陽。但武則天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不會如此膚淺。她更深層的動機還是擺脫關中的影響，抹掉唐朝的痕跡，以建立她的大周帝國。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武則天一手策劃了關隴集團的破滅。
陳寅恪在學術上眼界獨到，氣象宏大。但像這種開創架構的一代宗師，在細節上往往 頗有可商榷之處。他對武則天和關隴集團的分析也是如此。不過洛陽確實是在武則天手裡迎來了黃金時代，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日子。
長安的糧食
武則天垮臺後，韋后和中宗急於返都長安，那裡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按理說，返回祖宗奠基之地，在法理上是義正言辭的。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不少人上奏摺勸諫，奏摺裡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長安沒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韋后則反駁說：自古哪有逐糧天子？
從經濟上說，韋后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根據全漢升的統計，唐玄宗執政前二十五年裡，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呆在洛陽，而每次去洛陽都是因為糧食問題。
痛定思痛，唐玄宗決定大力整頓漕運。以前也不是沒做過努力。尤其是從洛陽到陝州這一段，很多人都曾設法改進。比如將作大匠楊務廉就想過一個辦法，他開鑿了砥柱旁邊的三門山。船過砥柱時不需要改牛車陸運，直接從開鑿的山路上用縴夫拉過去，繞開砥柱。但是代價非常慘重。這條山路極其危險，縴夫往往從山上墜落，動輒死亡數十人，“落棧著石，百無一存”，縴夫的哭聲震動山谷，罵楊務廉為“妖人”。
後來還是靠一個叫裴耀卿的人解決了漕運的問題。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特別有名，但對唐朝的貢獻，其實還在宰相姚崇、宋璟之上。他認識到了按照當時的技術手段，三門砥柱是克服不了的障礙，只能走陸路。既然克服不了，他就重點在其他環節上改進。
美國有過一個著名的企業管理家泰勒，他創立了有名的“泰勒制”，將工作拆分成可量化的工序，然後將每一道工序設計得最合理最高效。裴耀卿就像唐朝的泰勒。他把漕運分成幾個環節，在每個節點上都建好轉運倉庫，設計好銜接時間，由不同的專業人員實施。運糧船什麼時候進入黃河，什麼時候到洛陽，什麼時候走陸路，什麼時候入渭水，什麼時候到長安，裴耀卿都精心設計，用一切手段把成本削減到骨頭裡。
這個方案沒有牽涉到工程技術上的革命，而只是程序上的改良。但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後幾個繼任者又做了進一步完善，結果到天寶年間，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有了這些糧食，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邊防軍，拓西域，抗吐蕃，滅勃律，屠石堡。帝國的輝煌就奠基在這四百萬石糧食上。
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洛陽則走向衰落。它繁華依舊，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絕足洛陽，留在長安過著奢靡的日子。
直到安史之亂的爆發。
兩都的末日
安史之亂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關鍵點，影響的絕不僅是一個王朝的興衰。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結束所謂的中古時代。這倒不單單因為它的破壞性。它確實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更將兩都弄得凋敝不堪。可這樣的破壞在歷史上有過很多次。北魏的崩潰也很殘酷，隋朝的崩潰也很殘酷，但每次長安和洛陽都能從廢墟中重建起來。
可安史之亂不同。這主要在於它發生的時機。從漢朝開始，中國的經濟重心就開始漸漸南移。但是直到隋末唐初，北方還是佔優勢。以秦嶺淮河為界，北方和南方的人口當時差不多是三比二。但這個比例還在變化。安史之亂前夕，這個比例已到達了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打破了平衡，南方在經濟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北方則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到了宋朝盛時，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已經翻轉為二比三。
這背後當然有各種深層原因：戰亂、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不過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許是氣候的改變。傳統歷史學家對此幾乎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二十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他們發現唐朝的氣候要比今天高几度，而且要溼潤得多。但到了唐末宋初，中國氣候開始變冷，遊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這個趨勢一致持續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遊牧民族的再度興起，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這個力量也許比成吉思汗和朱元璋更加強大，更加無可抵禦。
在這個大背景下，長安和洛陽雙雙衰落了，這兩個失敗者再也不用辯論誰更優秀了。安史之亂後，唐朝依舊將首都定在長安。此時帝國內藩鎮割據，長安完全依靠江南的輸入。從地圖上看，這是非常怪異的形象。東南的身子伸著一個上千裡的細長脖子，供養著西北的一顆頭顱。
漕運萎縮到了每年幾十萬石，而且供應線岌岌可危。這條細長的脖子太容易被斬斷了。最大的威脅來自運河沿線的軍閥們，相比之下，三門砥柱倒不算什麼了。晚唐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爭奪史。能控制住運河，能保持住漕運，帝國就能倖存，否則就會崩潰。有一次，在最危急的時候，揚州的三萬石大米終於運到，皇帝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活矣！” 長安還能苟延殘喘，至於洛陽，到唐末殘破已極，最糟糕的時候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恍若鬼城。
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汴州（也就是開封）脫穎而出。它控制著汴河到黃河的入口，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最終，軍閥朱溫以汴州為基地，滅亡了唐朝，建立了後梁。漕運至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的漕運體系，從地圖上看是兩條大折線。第一條折線是從南到北，連接江南和黃河。第二條折線再從東至西，通過黃河將物資運往關中。現在第二條東西折線被斬斷，只留下了第一條南北方向的折線。這條折線後來又向北延伸到了北京。中國的東西大動脈，就此變成了南北大動脈。這個格局一直持續到了清朝。
長安和洛陽被放棄了。趙匡胤曾有過一度的猶豫，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並最終轉移到長安。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從長遠看也無法實行。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日漸寒冷的氣候、凋敝的西北、東北方敵人的崛起，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長安也再沒能成為任何王朝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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