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馬前陣挑選的“古典民主與共和”的專題可能因為翻譯腔的問題，和大家對歐洲史的生疏，反響不大。所以大司馬特意寫一篇文章來深入淺出的總結，希望大家喜歡。
大司馬也通報一下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進度：中國90%，埃及70%，黑非洲70%，兩河流域40%，印歐人30%，敬請大家期待相關文章。某個領域大司馬一般是要全部掌握以後才寫文章，但為了證明這段時間大司馬不是在玩，藉助總結“古典民主與共和”專題的契機，大司馬第一次在還沒完全搞清楚的領域寫文，展示一下最近的成果，要是有錯誤請大家海涵，也請多多指正。
要談希臘、羅馬先要談到印歐人，印歐人是策源於南俄草原，從東、南、西三個方向走向世界各地，分佈於從北印度到歐洲廣大地帶的人群。印歐人的各部落殺進不同的地區，分化成新的民族，他們彼此之間未必還有早期互相熟識的記憶，但語言學家發現了從北印度到歐洲的語言的同源的，這就是著名印歐語系，這說明現在分佈面積極廣的這些民族最初是一夥人。
希臘人、羅馬人都是南俄草原的印歐原始牧民殺進南歐和意大利的產物，波斯人、北印度人、凱爾特人、諾曼人、維京人等也都是印歐人殺到各地分化出來的民族，甚至中國的周人也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印歐人對世界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利用自身的特點對文明誕生之初的神王政權進行了改造，催生了劃時代的新體制。要知道其影響的重要性，我們先要從文明誕生開始說起。
印歐語系分佈範圍
綠色區域為印歐語系區
文明誕生與神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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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所以誕生，宗教的驅動作用極大。從史前時代開始，也許從智人產生認知革命開始，智人種群就形成了一整套共有的宗教意識形態，即薩滿教（shamanism），薩滿教有若干條觀念在世界各文明的神話中仍能見到，比如人能夠通過世界樹到達天上、人可以變成動物飛上天等，這種幾萬年前的相似點給大批“人類起源於湘西”、“華夏與埃及同源”之類的民科提供了飯碗，大司馬之後會寫專文講述。
流傳至今日的薩滿服
後來隨著智人遷徙到不同的環境，共有的薩滿教規則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跟環境和生產方式等很多因素都密切相關。一般定居度較高的部落，因為需要權威來進行組織生產和分配產品，都會產生類似於中國古籍中“絕地天通”的意識，即《國語·楚語》載：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顓頊讓重、黎主導了壟斷神權的改革，此後不再是每個人都能跟天地溝通。產生類似觀念的地方，與天地溝通的權力落入一個人（神王）或少數人（祭司集團）之手，前者如埃及，後者如兩河城邦，中國進入文明時代雖然晚了一兩千年，但同樣產生了神王——商王或者加上傳說中的夏王。
在“絕地天通”的神王國家，巫王是神界和人界的樞紐，人界和神界已經隔絕，只有巫王可以溝通神界和人界（頂多再加上幫忙的祭司），帶來宇宙秩序的和諧，促成風調雨順、戰鬥勝利，人民並不能從事宗教活動，但他們需要供養神職人員，來保障宇宙秩序，不然就會出現“天狼星不再帶來尼羅河洪水”（埃及）、“太陽不再升起”（阿茲特克）等災難，大家就會遭受滅頂之災。
對古埃及人而言，天狼星十分重要
他們喜歡將生命女神伊西斯與天狼星聯結在一起
因此，在這種神王國家，王權在神權的加持下是極其強大的，人民為了宗教信仰，耐受度也是極高的，所以能夠修建宏大的金字塔，能夠造精美至極的青銅禮器。神王對人民的支配程度極高，直逼秦制，差距僅在於文明早期理性行政手段不夠，對人民的控制力度還沒有特別變態；以及神王受到宗教規則的限制，是有規則的統治，人民也真心崇信國王，不像秦制帝王那樣踐踏規則，為所欲為，人民只畏懼其暴力卻並不真心擁護。
商朝的青銅器
每個角落都充滿了薩滿文化的內涵
兩河流域神職人員對社會的支配度比埃及和中國要弱一些，一方面蘇美爾城邦的商貿在上古時代比較發達，人口流通度較高，阻止了祭司攫取大量軍政資源，操控社會，作戰由軍事首領而非祭司負責，上層存在神權和王權兩個集團的競爭；另一方面，兩河流域城邦林立，多國體系阻止了封閉區域內產生一家獨大的神王。不過，隨著蘇美爾、巴比倫、亞述諸城邦的頻繁戰爭，兩河流域的傳統走向沒落，從軍事首領演變而來的國王從神的僕人走向了自我封神。
這樣的社會是權力支配性的社會，不可能產生希臘、羅馬那樣的古典民主與共和。
印歐人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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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歐人也不是天然就能產生古典民主與共和，但其社會結構提供了機會。印歐人的社會與神王政權很不一樣，印歐人是歐亞大草原上的牧民，4000年前因為馬具不行，他們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遊牧民族（真·遊牧民族開始於公元前1000年斯基泰人），遷徙範圍有限，但是定居度依然較低，所以他們沒有產生“絕地天通”的意識。
他們的宗教仍然是原初的薩滿教，即人人都可以與天地溝通，神、人、動物是一個宇宙秩序的組成部分，並沒有把三者截然劃分開來的界限，也就是說神是大號的人，但並不絕對高於人，同理人也是大號的動物，並不絕對高於動物，神、人、動物都有超能力，前者體現在希臘神話裡面就是宙斯之流那毫不神聖的感人節操（羅馬神話基本照抄希臘），後者則體現在宙斯經常自己變成動物或者把女人變成動物，進行不可描述之事，另外像印度佛教“眾生平等”的概念，其實也是後者的產物。
宙斯變成牛綁架歐羅巴
這樣原初的薩滿教不能提供很強大的凝聚力，但是印歐人有獨特的部落分工制度和軍事貴族傳統，這二者怎樣形成的，大司馬尚在研究印歐人考古，還沒有完全弄明白，但是可以簡單說下。
部落分工制度就是一個部落群裡的部落各司其職、涇渭分明，比如兩個部落專門捕魚，兩個部落專門狩獵，兩個部落專門農耕，一個部落專職祭神，發展下去容易萌生貴族制乃至種姓制，比如專門祭神的那個部落就有可能發展成印度的第一種姓婆羅門，實則印度的種姓制度也確實來自印歐人。軍事貴族傳統則因為印歐人冶銅工業的先進，以及放牧生活的分散，令他們的部落人人尚武，自備武器作戰和獲取資源，阻止了神王的產生，也避免被出身武士的英雄王過度支配。
最終，印歐人產生了“武士國王—長老會—中下級武士”的三層級的社會結構，國王的產生主要是基於勇武，而不是為神代言或自己就是神的宗教身份，所以不具備多少神聖性（雖然國王也會藉助宗教加強自己的合法性，但那是次要的），長老和公民勇於跟國王討價還價。在這個結構裡，你一定會發現長老會跟希臘的貴族、羅馬的元老院的淵源，而“國王”這個角色在希臘和羅馬卻不見了。
這種結構可能比較原始（尚待考），在黑人非洲也存在類似的社會結構，不過黑人被撒哈拉沙漠阻擋，未能深入神王文明區吸取養分，促成自身的升級。而印歐人則在歐亞大草原上馴化了馬，憑藉超強的機動力深入各神王文明區，在自身文明化的同時，也推動了神王文明的制度變革，比如印歐人中的波斯人就改造了巴比倫的神王模式，締造了偉大的波斯帝國。
波斯波利斯的波斯帝國遺蹟
而殺進希臘半島和亞平寧半島的印歐人，距離埃及和兩河的神王文明區稍遠，既能接受神王文明的成果，又能避免神王文明的過度影響，而且還面臨新的印歐人入侵的清洗，所以一直沒能建立穩固的王權支配體制。印歐人政權對社會的支配都不強，比神王政權弱很多，波斯王對社會的支配力度也不算大，除了心臟地帶外各轄區高度自治，不過畢竟建立了穩固的王權，這在希臘、羅馬是辦不到的。
既然王權不強，國王、貴族（或元老）、中下層武士（公民）之間就會產生大量博弈，而在希臘和羅馬，雖然博弈方式不同，但最終國王都被趕出了角力場，王制宣告終結。這一組“古典民主與共和”的文章，說的其實就是三個階層的博弈過程，長時間的博弈以國王的失敗告終。
希臘民主的認識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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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大司馬將用簡略的話概括一下希臘民主與羅馬共和形成的過程。
因為公民階層有議價權，所以國王和貴族在權鬥中都要爭取公民階層。國王和公民結盟打倒貴族，就出現所謂的“僭主”；貴族跟公民結盟推翻國王，就會出現貴族共和國。
希臘半島最早出現的是王制的邁錫尼文明，英雄傳說中的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就是邁錫尼城邦的國王或準國王，雖然他們很黃很暴力，但是因為統治的城邦很小，獨夫氣質不濃，必須團結士兵（通常都是公民組成）以保證生存，公民的權力在當時就比較大。
阿喀琉斯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偶像
公元前13世紀開始，混雜了印歐人、古歐洲人等多種族群的“海上民族”摧毀了東地中海的大部分文明，其中包括邁錫尼文明。此後希臘半島進入了幾個世紀的黑暗期，政治組織萎縮到極點，即便有些城邦依然存在國王，也難以建立強權體制，雅典在公元前683年就結束了王政，進入貴族共和國的時代，但關於這個進程的記載不多，我們可以從羅馬王政的終結來窺知其大概過程。
但是雅典的公民對貴族的驕奢淫逸很不滿意，為了避免公民擁護某位貴族成為僭主來打擊整個貴族階層，雅典先後出現了德拉古、梭倫等貴族改革家。梭倫改革注重民權主要不是因為他自己多高尚，而是因為公民有議價的實力，令梭倫不得不注重他們的利益；相反商鞅變法的中國周朝，因為神王文明的影響，不存在有議價權的公民，人民對國君和貴族沒有任何反制能力，所以幫助國君打擊貴族就可以了——國君、貴族兩個階層對決，當然比國王、貴族、公民三個階層的博弈要簡單粗暴得多。
梭倫的改革也未能完全解決問題，雅典公民依舊不滿，於是貴族中的野心家、梭倫的好基友庇西特拉圖跟他們一拍即合，推翻貴族政治，建立了僭主政權。因為公民有議價權，貴族的實力也依然強大，庇西特拉圖不但不敢像幹倒了貴族、控制了人民的秦王那樣為所欲為，而且為了避免貴族的反撲，還要努力討好公民。當他兒子希庇亞斯胡作非為的時候，公民階層很自然的就聯合貴族克里斯提尼推翻了希庇亞斯，重建貴族制度。
克里斯提尼推翻希庇亞斯的方式是請斯巴達軍隊干預，這種行為看上去跟石敬瑭引契丹滅後唐很像，不過因為雅典公民有議價權，克里斯提尼不但不敢把雅典的部分城區和公民割讓給斯巴達，還要順從公民的意願抵抗斯巴達；又因為雅典公民的強大，並不因為克里斯提尼推翻了希庇亞斯，就把他奉為“聖主”，感激涕零，克里斯提尼的競爭者依然很多，重建王制很可能再被推翻，這對自己和家族非常危險，而且小國寡民的王能夠獲得的權力和財富也不像秦國國君那樣有吸引力，於是克里斯提尼經過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古典民主制度。
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而非代議制，全體公民都擁有投票權，公民投票選舉執政官，投票表決城邦事務，甚至可以通過“陶片放逐法”放逐自己不喜歡的人。不過即使如此，貴族也並不吃虧，因為貴族可以出資辦活動籠絡公民，來獲得擔任重要職位的機會，貴族也有更多的空閒參與政治（普通公民忙於生計不可能每次都來投票），從而在政治上具有比平民更大的影響力，而平民的權利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也就不再仇視貴族。貴族雖然權勢沒有以前那麼大，但實質上依然比平民更優越，而且更安全了，所以總的來說還賺了。
陶片放逐法使用的陶片
這裡要澄清兩個認識誤區：
第一是要求絕對平等。現代價值要求法律和人格面前人人平等，但並不強求影響力人人平等，要求姚明和潘長江一樣高是最大的不平等，因為那樣做只能把姚明鋸短而無法把潘長江拉高，聰明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是正常的。
第二是認為公民不過占城邦人口的少數，所以雅典的民主是虛假民主。雅典公民在城邦總人口裡面確實佔比不多，客居的外邦人、奴隸和婦女沒有公民權，公民佔比遠不到總人口的一半，但這已經被亞里士多德歸納為“多數人的統治”（相對於一個人的統治即君主制、少數人的統治即寡頭制），因為統治階級佔比達到總人口的10%~20%，就能組織起來展現民意，對少數權貴具有制約力（前提是這10%~20%的人真能表達並捍衛自己的意見），現代美國總統選舉中最低的一次總統也不過19%的得票率（忘記是哪次了），但這已經能夠有力的制約美國政府對民眾亂來了。
其實希臘城邦並不止貢獻了古典民主，因為希臘是一個多山的區域，各城邦被分割開來，難以互相征服，於是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制度，堪稱“政體實驗室”，比如斯巴達的軍事共和制、埃託利亞同盟和亞該亞同盟的代議制、聯邦制雛形等，在政權組織上對日後的全球政體做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
當然雅典民主是有缺點的，一是因為實行直接民主，所有人到場投票，導致城邦無法轉變為大國，因為擴大了就沒法大家都到場投票了（現代國家一般採用代議制，即選區人民選出政治精英作為自己的代表來立法，但選民對代表有監督權和罷免權）；二是對少數階級保護不夠，偶爾會形成多數暴政，比如放逐地米斯托克利、處死蘇格拉底、逼反亞西比德等。羅馬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希臘的缺點。
羅馬共和的豐厚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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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社會結構也是印歐人典型的“武士國王——長老會——中下級武士”的三級結構。長老會組成元老院，對國政具有很大的發言權，其決議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是有基於習慣和傳統的強大壓力；中下級武士組成3個部落（每部落有10個區域共計30個區域，每區域有10個氏族共計300個氏族），以氏族為單位選出代表，對國王提交的議案具有投票權。
羅馬建城時代的歷史模糊不清，史實和傳說混雜，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羅馬早期國王和貴族的矛盾很大，但因為公民階層的制衡，雙方都不敢過於胡作非為。羅慕路斯被元老謀殺的傳說、老塔克文試圖削弱貴族而被前國王之子殺死的傳說，都體現了這一點。
到了史實比較確定的塞爾維烏斯時代，羅馬的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出現了具有共和精神的制度。羅馬的所有士兵（均由羅馬公民充當）被分為188個百人團來投票，按財富等級分為騎兵團和1~5級步兵團（越高級的步兵團裝備越好），其中騎兵團18個，1級步兵團80個，2級20個，3級20個，4級20個，5級30個。太窮置辦不了裝備的公民則不允許加入軍隊，沒有投票權。
每個百人團自己先選出一個代表來投票，這就有了代議制的意思，不是一人一票；投票時，只要贊成或反對的一方超過半數，投票就結束，作出決議。我們可以發現，富裕階層騎兵團＋1級步兵團共有98個，普通階層的2~5級步兵團總共90個，富裕階層的票比普通階層多，所以只要富裕階層保持一致，普通階層就沒有投票的機會；但普通階層的票不比富裕階層少太多，所以富裕階層內部即便有小分歧，普通階層也有了參與國政的機會。至於貧窮階層，因為置辦不起武器，不能加入軍隊，沒有投票權。
這樣的投票制度是有利於富裕階層的，富裕階層的權利比大眾要多，但是義務也比大眾要多，他們要置辦昂貴的裝備（騎兵和重裝步兵），作戰時要衝鋒在前，如果他想在政壇發展，還要拿錢出來辦活動、修工程，讓更多人願意投票選他做官；普通階層則置辦普通裝備（輕裝步兵），在戰場上作為輔助；貧窮階層不需要置辦裝備，不用上戰場，還能吃基本的補助（補助糧是發放給所有公民的且發放量一樣，只不過貧窮階層最需要補助糧）。三個階層的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而且在規定上是清晰的。
羅馬軍團分工明確
塞爾維烏斯制定這樣的制度，其思想根基是“有恆產者有恆心”，財產更多的人與城邦的利益關係更一致，投票時會更有責任心。所以，可以說羅馬的制度是金錢政治。但是同時，它又是憲章政治，富裕階層也好，大眾也好，權利都是清晰的，大眾權利只是因為投票制度設計的原因，影響力不及富裕階層，但是其權利本身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而且也能發揮作用，只是比富裕階層的作用小些。
羅馬的這種制度設計，避免了民粹運動導致投票上的非理性決策，尤其沒有給貧窮階層中的流氓無產者發言的機會，但同時又確實保障了民意，雖然不是100%，也使富裕階層為了當選重要職位，不得不爭相討好大眾。跟希臘相比，這種帶有代議精神的制度避免了全體公民的無限扯皮，提高了效率，而且可以讓城邦變得更大，因為代議制不需要所有的公民都到現場投票了，民選的代表過來就行。
不過這樣的制度還有一個最大的變數，就是國王。因為羅馬的共和制不是雅典的直接民主，國王通過馴服貴族來馴服全民，從而顛覆整套制度的機會還是有的。謀殺塞爾維烏斯的小塔克文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國王，並且也有類似於漢武帝的雄主病，不過獨立的貴族階層存在的意義就是幹掉獨夫式國王，塔克文家族因為強姦良家婦女盧克麗霞的惡行，被貴族們大做文章，貴族和平民一起驅逐了塔克文家族，之後的羅馬由選舉產生的兩名執政官執政，羅馬進入共和國時代，羅馬共和國的自稱是“元老院與羅馬人民”，羅馬的共和制度得以穩定。
與共和制度配套的精神就是權力制衡，日後羅馬共和國在貴族和平民的博弈中發展出一套極其變態的制衡制度，這裡就不展開了，只作為上面的補充簡述一下：
羅馬共和國中期發展出了一個元老院，兩個行政系統，三個公民大會，這些東西又可以歸納成三個系統。
塞爾維烏斯時代遺留下來的百人團大會依然是權力最大的，他們可以選舉每一年的行政官，還可以審理訴訟，但因為百人團大會太傾向於富人，又出現了一個貧富人口平均分佈為35個部族的部族大會作為補充（百人團是貧富人口分開分佈的），部族大會可以決定是戰是和，以及通過法律，但百人團大會和部族大會都必須由行政官召集才能召開，不能自行召開。高級行政官共有20個，任期都只有一年，再次參選必須10年之後，其中比較重要的是2位執政官和6~8位執法官，執政官高於執法官，他們有主導政治和司法的巨大權力，但執政官可以否決執法官的任何決定，執政官之間、執法官之間也可以互相否決對方的任何決定。這是第一個行政系統。
平民經過鬥爭，又組建了平民大會。平民大會也劃分為35個選區，但選民剔除了所有貴族，其權力比百人團大會和部族大會要低，但可以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10位護民官，並且可以讓平民大會的決議成為法律，不過平民大會也不能自己召開，必須護民官召集才能召開。10位護民官的任期也是一年，他們可以否決執政官、百人團大會、部族大會等所有機構的決定（但執政官在戰場上的行動不受護民官的干擾），而且可以審判執政官和執法官的不法行為，護民官之間也可以互相否決對方的任何決定。護民官的權力看來極大，但是人數也最多，元老說服其中一人否決其他九人的共同決定是有可能的，這是第二個行政系統。
第三個系統是混雜了傳統宗教、習慣權威的監察官和元老院的指導系統。2位監察官五年才選舉一次，他們高於執政官的行政官員，但沒有什麼行政權力，他們的主要權力是確定公民貧富等級（公民的權力和義務均基於其等級），同時他們還是道德監督者，確定哪些前執政官可以進入元老院，不過兩位監察官之間也可以互相否決，所以監察官也不能把元老院全部安插成自己的人。元老院會議必須執政官召集才能召開，不能自行召開，執政官不在時護民官也可以召集，元老院的決議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基於傳統權威會讓很多人願意聽，元老院可以影響公民大會討論的進程，此外，元老院和監察官還負責公共財產的經營（避免行政官員之間互相否決影響經營效率）。可以說監察官和元老院可以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進行最後的把關。
我們可以看到，羅馬人的制度在政府與監督、貴族與平民、多數與少數、政府內部機構之間充滿了制衡，避免富人或貧民完全掌控政權，各階層在博弈中達到政治平衡，同時保護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不過這種設計看上去令人抓狂，如果放在中國肯定辦不成任何事，在羅馬是怎麼運行下去的呢？
這是基於跟希臘人的伶俐和活躍相比，羅馬人都是土鱉。從建立城邦之前開始，羅馬人就已經從牧民轉變為農民，習慣於服從權威，是非常好的士兵，所以護民官和公民大會的目的是維護自己的權利，並沒有很濃厚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不以反對行政官的決定為能事，也不以打倒元老院為目標。而元老院由大家族組成，大家族的裙帶關係和元老院的習慣權威，讓元老院在很多事情上能夠協調各方的分歧，把事情辦成。這有力的駁斥了“小農經濟需要秦制、只能產生秦制”的謬論，小農經濟也可以產生共和制度。
另外就是羅馬人很有興趣征服其他民族，獲得戰利品，卻沒有興趣深度統治其他民族，羅馬公民優先的概念讓羅馬人覺得十分獨特，也沒有熱情去搞民族融合，羅馬滿足於在行省按照當地制度實行高度自治，只要能收上稅就行，所以羅馬的政治主要是理順羅馬城和意大利內部的關係，作出決定以後全民擁戴能量巨大，僅憑羅馬城和意大利的力量足夠統治廣大的地區。羅馬共和國是羅馬城為首的城邦大聯盟，而不是帝國，所以這套制度只要能夠在羅馬城生效就可以運行了。不過這沒有什麼不好，羅馬治下各地經濟文化高度發展，不是秦制下全社會萎縮可比的。
不過羅馬的共和最終也失敗了。因為羅馬貴族和平民的平衡是建立在很脆弱的傳統和觀念的基礎上，當羅馬共和國極致擴張時，貴族是利益遠比平民增加得快，導致貧富矛盾加劇，體制逐漸癱瘓，羅馬共和國晚期蘇拉集權於元老院和羅馬帝國的建立，都是為了通過加強權威的方式讓原來的共和體制運行下去（這是與秦制皇帝集權區別很大的一點），但是權力一元化本身就在侵蝕共和體制的根基，所以羅馬帝國在經歷三世紀危機後也走向了秦制（雖然比中國的秦制還差得遠）。
從大西洋到印度洋
圖拉真時代羅馬帝國達到最大版圖
羅馬帝國分裂後，東帝國在秦制化的道路上墮入深淵，西帝國則被新一輪印歐人——日耳曼人沖垮，在西帝國的廢墟上，印歐人“武士國王——長老會——中下層武士”三階層的博弈過程重新開啟，經過複雜的歷史進程，最終進化出了近代的權力制衡體制。同樣，在中國，印歐人和受印歐人影響的阿爾泰民族沖毀了暴虐至極的秦漢帝國及其後繼者，促使中國走向了輝煌的唐宋時代。
印歐人原始質樸的社會結構可以說是文明優化的推動機，印歐人在西方一次次上演了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西方）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的過程。不過，大司馬這麼說並非是贊同《狼圖騰》，也不是內亞吹，大司馬無意貶低農業文明，因為印歐人本身是很難發育出高度文明的，就像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印歐人和阿爾泰人引進了令中國脫胎換骨、文明提升的佛教，但十六國北朝自身卻無法對佛教理論作出推動，反而是高度文明化的東晉南朝的名士，對佛教理論的發展和中國文化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貢獻。
北朝對佛教的貢獻主要是大修石窟
理論水平上難望南朝項背
定居農業和宗教進化造成的貧富差距才能催生最初的文明，這樣的神王文明會從民間收集的大量財富作出巨大的文明成就，但是社會結構的畸形會令其走向全面的衰敗和腐爛，這個時候印歐人的衝擊就是文明更新的契機。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希臘的古典民主和羅馬的古典共和最後都失敗了，不過在古代的神王政權裡面他們是少見的異類，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可貴的範式，所以其意義無論怎樣高估也不為過。大家看完這篇文章以後，再去閱讀這一系列專題，應該會脈絡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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