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冠宇/文
國人對於中東局勢的一般觀感，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天天新聞裡政局動盪、各方混戰，細究之下，仍不免霧裡看花、似是而非。這一方面固然由於國人的常識性知識結構盲區導致，另一方面也與國內長期缺乏該地區優質的普及性歷史讀物有關。
在此背景下，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中東史教授尤金·羅根（EugeneRogan）2009年出版的《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是近年來該領域一本高質量的阿拉伯史普及讀物。此書涵蓋的歷史時段上限是奧斯曼帝國對阿拉伯的征服，一直講到當下世界。對於中文讀者來說，正好可以補充希提《阿拉伯通史》在現當代部分的缺憾，從而較為完整地瞭解阿拉伯世界從古至今的歷史變遷，起到知識掃盲的作用。
所謂阿拉伯世界，通常指的是分佈在西亞、北非地區的2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的構成族群以阿拉伯人為主，主要使用阿拉伯語，絕大多數人信奉遜尼派伊斯蘭教。阿拉伯人起源阿拉伯半島，和猶太人一樣，都屬於古老的閃族後裔，早期部族過著沙漠中的遊牧生活。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之後，阿拉伯半島實現政治統一，隨後建立了光榮強盛的世界性伊斯蘭帝國，直到十字軍和蒙古人的到來。1516年，稱雄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逐漸征服阿拉伯世界，統治綿延4個世紀。一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解體，在英、法等列強的主導下，遂形成今日阿拉伯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基本格局。《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開頭以奧斯曼帝國第9任蘇丹、“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和埃及馬木魯克王朝第49任蘇丹岡素·奧烏里的對決大戰展開。1516年，雙方在敘利亞阿勒頗城外的達比格草原上進行了一場血戰，結果奧斯曼人勝出。隨後塞利姆一世的軍隊乘勝進軍開羅，結束了馬木魯克王朝對埃及、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近3個世紀的統治，包括伊斯蘭教誕生地希賈茲（又譯“漢志”）在內的領土，盡數歸於奧斯曼帝國。尤金·羅根認為這場征服意義非凡：“奧斯曼人征服馬木魯克帝國是阿拉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馬木魯克劍士和奧斯曼槍手之間致命的兵器衝突，標誌著阿拉伯世界中世紀的結束和現代的開始。”
征服埃及馬木魯克王朝之後，奧斯曼帝國又相繼以不同方式將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比如北非沿海地區就是依靠著名的北非海盜“巴巴羅薩”海伊爾丁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回。新獲得的阿拉伯領土改變了奧斯曼帝國人口結構，穆斯林人數劇增，阿拉伯人取代安納托利亞的突厥人，成為帝國境內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奧斯曼人將阿拉伯世界劃分為不同行省，最大程度地採取自治策略，甚至選用被打敗的馬木魯克人擔任埃及統治階層。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員由伊斯坦布爾的中央政府任命，他們往往來自非阿拉伯世界，是“男孩徵募”制度的產物。這項制度每年從巴爾幹行省徵募年輕的基督教男孩，然後他們將作為奴隸被送往伊斯坦布爾，遠離原生家庭，強制皈依伊斯蘭教，接受訓練培養，等待成為奧斯曼軍隊和政府精英的後備人選。“男孩徵募”制度日後被證明是奧斯曼帝國能夠快速崛起並有效維持統治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開羅到伊斯坦布爾，儘管奧斯曼征服使得阿拉伯世界的行政中心遷至遙遠的安納托利亞半島，而且被說突厥語的外族人統治，卻沒有影響阿拉伯人接受既定的現實。在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前，阿拉伯人的身份認同更多來自於氏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因此無論在馬木魯克或是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生活，對於大多數阿拉伯人來講，似乎並無太大分別。
事實上，阿拉伯人是一個複數的族群概念，從阿拉伯半島到肥沃的新月地帶再到北非，共同的阿拉伯語內部實際使用多種方言，有些甚至很難互通。從宗教上看，雖然大多數阿拉伯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一樣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但也有少量族群信仰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其他派別。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牛津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的奠基人阿爾伯特·胡拉尼1991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書名才被界定為《阿拉伯諸民族史》。
歷史上的阿拉伯人絕非同質化的鐵板一塊，而是擁有多元文化傳統的複數族群。這正如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言：“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僅是一個帝國，而且是一種文化。他們繼承了在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地中海東岸上盛極一時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臘-羅馬文化的主要特徵。”
在地方領袖給伊斯坦布爾帶來的諸多挑戰中，對奧斯曼政權造成最嚴重威脅的是來自阿拉伯半島中部的沙特-瓦哈比聯盟。這一時期誕生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伊斯蘭“瓦哈比主義”或“瓦哈比派”。
18世紀中葉，來自阿拉伯半島中部納季德地區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成為瓦哈比改革運動的創始人。瓦哈比主義最重要的信條是“認主獨一”，即真主擁有獨一無二的屬性，不能夠與其他生命體匹配。因此，瓦哈比派譴責任何形式的多神崇拜，包括與奧斯曼社會聯繫密切的伊斯蘭蘇非神秘教團也成為瓦哈比派仇視的對象。蘇非主義企圖通過乞討苦修或旋轉舞蹈等方式與造物主建立神秘的結合，這在瓦哈比派看來，絕對不能夠容忍，於是他們有理由發起“聖戰”，打擊消滅多神崇拜，從而引導穆斯林迴歸原初的伊斯蘭教。
瓦哈比主義崛起的過程與沙特家族的歷史密不可分，所以被尤金·羅根稱為“沙特-瓦哈比聯盟”。1744年，沙特家族首領與阿卜杜·瓦哈卜簽訂協議，雙方完成政教合一，從此以後，沙特家族為瓦哈比派提供保護和支持，瓦哈卜謝赫家族則為沙特家族的擴張“聖戰”尋找伊斯蘭法學理論上的合法性依據。
19世紀初，沙特-瓦哈比聯盟向奧斯曼統治發起攻擊，到1811年，其領土已經擴展到北起敘利亞，南至印度洋，東抵伊拉克，西至紅海沿岸，形成了極具威脅的瓦哈比國，並且控制了麥加和麥地那，阻止來自奧斯曼帝國的朝覲者。在此情形下，奧斯曼蘇丹忍無可忍，下令當時已經實際控制埃及的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剿滅沙特-瓦哈比聯盟。
1798年，拿破崙出於地緣戰略需要而遠征埃及，他不僅帶來了軍隊，還帶來了67名學者。這些學者來到埃及，除了研究本地之外，還肩負著傳播啟蒙運動與技術文明的使命。埃及的一位知識分子就記錄了法國革命思想與穆斯林價值觀之間的衝突，並觀看了熱氣球發射和化學、物理實驗演示。
儘管法國對埃及的佔領只維持了3年，卻讓埃及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先進性。於是穆罕默德·阿里率先在阿拉伯世界開展“洋務運動”，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措施不僅侷限於技術器物層面，還包括思想制度上的學習，比如向歐洲各國首都派遣留學生團體。
塔赫塔維是埃及第一批赴法留學生團體的隨團教長，他在法國留學5年後回到埃及，從事法語翻譯和教育工作。塔赫塔維根據他在巴黎的筆記，寫下一部影響後世改革的遊記，其中記述了他對法國政治與社會各方面的觀察與思考，更為大膽的是，他還在書裡翻譯了1814年法國憲章並加以分析。正如尤金·羅根所說：“這些是危險的新思想，沒有伊斯蘭傳統的根基……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埃及是一個完全專制的政權，而奧斯曼帝國則是一個絕對的君主制國家。代議制政府的概念或對君主權力的限制，會被大多數奧斯曼精英視為顛覆性的異端邪說。”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列強在北非掀起了第一波殖民主義，彼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淪為“西亞病夫”，自然乏力抵抗。與此同時，阿拉伯民族主義已經在內憂外患的刺激下興起，阿拉伯人也開始像巴爾幹各國那樣，紛紛謀求脫離奧斯曼統治，建立獨立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阿拉伯人這樣的機會。
眾所周知，一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尤金·羅根如此描述阿拉伯人既喜悅又忌憚的矛盾心情：“當戰敗的奧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際，很少有人哀嘆他們的離去。隨著奧斯曼統治的結束，阿拉伯世界的民眾進入了一個政治活動密集期。他們將奧斯曼的統治視為4個世紀的壓迫與停滯，對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並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願景而興奮不已。同時，他們又意識到歐洲殖民主義所構成的威脅。”可惜最後令阿拉伯人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英、法帝國通過密謀對阿拉伯世界進行瓜分，基本劃定了當今中東諸國的邊界。
今年在中國大陸上映的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把敘利亞難民的悲慘處境通過無辜兒童的視角講述出來，這個根據真實事例改編的故事迫使更多觀眾重新思索變革的代價與穩定的意義。面對焦土與廢墟，未來的阿拉伯人將何去何從，恐怕地球上最睿智的頭腦也難以給出完美的解決路徑。同樣，阿拉伯世界五百年的歷史不會直接提供答案，但至少能夠幫助人們理解眼前的瘡痍為何積重難返。
閱讀更多 經濟觀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