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0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

今年是北平解放70週年,想起當年,傅作義簽署北平和平解放協議的新聞轟動一時,猶如原子彈爆炸,震驚天下。和平協議書的簽署,讓傅作義統率的國民黨“華北剿總”大軍,兵不血刃,實現和平改編,千年古都和數百萬百姓免於戰火之災。

當時我是北平地下黨學委委員、大學委員會書記,至今我還記得,1949年1月22日,凌晨剛躺下的我被慶祝北平和平解放的鞭炮聲喚醒,翻身起床,迎著第一縷晨曦,不禁自言自語道:“和平取代戰爭,人民得以安定,國家得以復興,這就是近百年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鬥的目標與理想。這個理想在我們的努力下,實現了!”

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基本成熟

解放戰爭進入1948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失敗的命運已成定局。黨中央決定爭取和平解放北平。

1948年7月,籌劃和談的各項工作逐步開展。中共地下黨在敵人心臟——“華北剿總”的一系列工作也已經有些成效了。對於如何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去做傅作義身邊人員的工作,我們當時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具體的安排。下面講講我和李炳泉、劉時平兩位同志的聯繫和工作。

時為南系職青支部書記的李炳泉與我同在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任職。李炳泉和劉時平是西南聯大的同學,還是新聞界的老相識,是兩位經驗豐富的地下黨員,他們聯手在“敵人心臟”開展工作。

在濟南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之後,我與李炳泉經常根據劉時平同志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方面獲得的情報,研究傅作義的動向。

建立秘密聯繫通道

1948年初,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通過各種社會關係去接近傅作義將軍周圍的人,去做傅作義的工作。北平地下黨最後梳理出這樣幾位跟傅作義“真正說得上話”的人——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其中,曾延毅、杜任之與劉厚同是一條線;李騰九與鄧寶珊是一條線;傅冬菊是一條重要的內線。我們北平地下黨組織把這三條線視為三條秘密聯繫通道,積極開展工作。

第一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春夏開始,曾延毅、杜任之利用與傅作義保定軍校同學的關係,國民黨中將幕僚長劉厚同利用與傅作義的師生關係,出面對傅作義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第二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10月開始,李炳泉同志與他的堂兄李騰九加強聯繫,並通過李騰九與“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接觸,工作取得一定進展。

第三條聯繫通道:從1948年11月初,傅作義的大女兒傅冬(即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從天津調到北平,開始在傅作義身邊做工作。

建立秘密聯絡站——東皇城根62號

1948年10月末,天氣越來越冷,形勢也越來越嚴峻,在馬路上會面交換情報的方式已經不能適應地下鬥爭需要了,我們急需建立一個秘密聯絡站。

沒辦法,我只能去找地下黨員李樹藩,他在中央航空公司當報務員,他曾答應幫我解決這個“當務之急”。我找到李樹藩,只見他一臉的喜氣。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準備租房,現在相中了一個地方相當理想,約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我按指定的時間來到東皇城根62號。李樹藩告訴我,62號的房主是國民黨空軍大隊長,要逃到臺灣去,所以準備把房子出租,介紹人開價每月租金兩塊大洋,而隔壁的63號雖然房租每月只要一塊大洋,但條件遠不如62號。我看到62號是一棟獨立的小洋房,有客廳和一間半臥室,窗戶是雙層玻璃,廚房灶內有盤水管,可以洗熱水淋浴。此外,還有一間可供傭人住的小屋。室內的陳設更讓我眼睛一亮——客廳裡擺著李樹藩與諸有瓊的結婚彩照,放著一整套紫紅絲絨沙發,這是外國使館的舊貨。這些都會讓“查戶口”的國民黨軍警、特務們產生錯覺,可以起掩護作用。作為接頭談話的地方,這座62號院子實在是個理想的場所。

從此之後,東皇城根62號就成了北平地下黨一個重要的聯絡地點,許多重要的情報在這裡傳遞;許多重要的約會在這裡進行;許多緊急的工作在這裡研究、佈置……

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在北平和平解放過程中,傅冬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傅冬菊是傅作義和原配夫人張金強的大女兒。傅冬菊高中畢業後,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我們成了同學。1945年一二·一運動時,我介紹傅冬菊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

1948年5月前後,中央已提出要爭取傅作義。1948年11月下旬,根據華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的指示,南系地下黨學委決定把傅冬菊從天津調到北平來,全力以赴地做爭取傅作義的工作。在傅冬菊要從北平迴天津的時候,我派人到火車站把她接回來。為了便於和傅冬菊聯繫,我還把周毅之也一併調來北平當地下黨聯絡員,需要時可以通過他找傅冬菊。

傅冬菊以照顧父親生活為理由留在了傅作義身邊,開始自己的特殊工作,可以說,她的工作細緻而周密。

在傅冬菊做傅作義工作的初期,我大體上是天天同傅冬菊碰頭,我們就在北京飯店的門口,一邊散步,一邊談天。有時通過傅冬菊的丈夫周毅之聯繫。後來有了東皇城根62號,就有了固定聯繫地點。我聽她彙報做傅作義工作的情況和傅作義的動態,並且基本上是天天把傅作義的情況通過地下電臺報城工部再轉報解放軍前線司令部。我要求傅冬菊每天到傅作義辦公室,如果傅作義開會,她就在別的房間等著。

北平和平解放前後

傅冬菊不僅將觀察到的父親傅作義思想情緒上的細微變化,如發脾氣、情緒低落等情況毫無保留地向黨組織作彙報,而且因不滿父親的一些作為還與之正面衝突。傅冬菊的話對傅作義震動很大,也讓他思考很多,對於傅作義的思想轉變發揮了很大作用。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軍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以簽訂“和平協議”的方式使傅作義將軍統率的大軍,兵不血刃,實現了“化干戈為玉帛”,創造了毛澤東稱讚的“北平方式”,為後來解放湖南、新疆、雲南等地提供了範例。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僅在中國有重要而積極的影響,而且有重大的國際影響,它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同時對中國共產黨本身有了新瞭解和新認識。

(摘自2019年第1期《百年潮》;王漢斌 口述者系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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