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一戰期間，軍人、平民死亡人數超過5500萬，參戰國物資總損失達4萬億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
【二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直接死於戰爭及與戰爭相關原因（如因戰爭導致的災害、饑饉、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徵兵、徵募勞工、屠殺等）的人約為7000萬（歐非戰場約佔2\\3，歐非戰場死亡人員中的1\\3是死於納粹集中營或是被納粹集體屠殺、虐殺的，佔二戰中遭交戰各方刻意屠殺、虐殺的平民及戰俘總數的80%以上）。
在這7000萬人中蘇聯佔2660萬（1941年－1945年，軍人佔35%，蘇聯方面因戰爭造成的傷病人數也是及其巨大的，僅在冊軍人的傷病累計數便高達1830多萬人次），中國約佔1800萬人（1937年－1945年，其中軍人約佔15%，另外因戰爭造成的傷病者累計約1600萬人次，因此傷亡累計約為3500萬人）。
7000萬人按死因可分為三類：一是死亡的軍人；二是死於屠殺虐殺的平民及戰俘；三是死於戰爭相關原因的人員。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天國運動】早在1880年，美國傳教士Andrew P.Happer在他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就提到，太平天國運動，陝甘雲南回亂，北方五省大饑荒總造成中國人口損失6100萬人，三年後他調整觀點為8300萬人。20世紀初，中國學者陳恭祿在他的書籍《中國近代史》中提出，太平天國之亂，陝甘雲南回亂和貴州苗民起義，中原捻匪共計造成中國人口損失一億以上。1960年，美國學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在《大門口的陌生人》一書中提出，太平天國運動大約造成中國1000萬到2000萬的人口損失。
太平天國運動
毫無疑問，以上學者的估算都是粗略的，缺乏詳細的考察和計算。現代以來，國內學者的統計就要精細的多了。其中最可靠的要數曹樹基和葛慶華兩位。曹樹基在他的書籍《中國人口史》中，通過縣誌等資料，以府為單位做了人口的推算和統計：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7省共損失人口7330萬人。
葛慶華的統計更為詳細，他的著作《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中統計了人口損失最為嚴重的蘇浙皖交界地區的數據，雖然全國資料他沒有統計，但是可以作為參考（注意他統計的人口損失包括遷移出的人口）
1999年，葛劍雄、侯楊方、張根福在著作《人口與中國的現代：1850年以來》認為太平天國戰爭給中國帶來的人口損失至少在1億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口達7000萬。
現代學者的考察給了我們更清晰的認識，2014年，李楠林矗的論文：太平天國戰爭對近代人口影響的再估計——基於歷史自然實驗的實證分析通過統計不同變量對人口損失的影響，估算了以上各位學者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太平天國運動造成的人口損失應當在4693萬到9511萬之間。
我們總結各個學者的觀點可以看出，太平天國運動造成的人口損失觀點差異很大，在1000萬到一個億之間變動，而做了詳細統計的學者觀點大約都在7000萬左右。
總之呢，死亡1.6億的觀點缺乏根據，沒有來源，無法解釋為什麼。
那麼造成這7000萬死難者的緣由都有那些呢？我們可以大致總結為以下幾種：
1：戰爭的荼毒。太平天國戰爭影響波及全國六百多個城鎮，在雙方拉鋸中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這點想來無容置疑。如果大家翻閱史料，就會發現太平天國是一場混亂的戰爭，清軍，太平軍，鄉團之間互相殺伐，有鄉團抵抗太平軍的，比如知名的包村；有鄉團和清軍互殺的，比如《如夢錄》記載：敗兵入鄉，鄉人執之，或五六人一起，或十人一起，以舟載至河干殺之；有鄉團和太平軍一起剿匪的，比如《咸豐象山粵氛紀實》的記載；還有些鄉團本身自己就是土匪。普通的民眾無法適從，只能在強權的夾縫中苟延殘喘，以至於《辛壬寇紀》記載：戰敗被官兵擒斬者皆農民也。
在這裡我要說的是，我們不能過多的估計因殺戮而造成的死亡。雙方參戰的士兵一共不會超過百萬，如果按照7000萬的死亡計算，平均下來每人造成的死亡人數要超過70人，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二戰日軍在中國造成的人均死亡，這是不合理的。
一些孤例可以向我們大致展示當時的畫面：《自怡日記》曾記載徐容九在杭州的見聞說：遇害十之一二，自盡十之二三，屍橫遍地，臭不可聞。
1863年內，訪問南京的艾約瑟牧師在著作《中國的風土和人民》一書中記載，他們在去往寶堰的路上和太平天國治下的民眾交談，他詢問百姓說：
“在這一帶，每100人中損失了多少人？”
百姓回答：“15或20人被殺，30-40人被擄去參加了叛軍”
如果我們根據以上粗略的估計，直接死於雙方殺戮的人數，應當在20%以下比較合理。
2：災害的流行。據《近代中國災荒紀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起，至太平天國戰爭時，江南地區幾乎無年不災，水、旱、蝗和地震等災害頻發，甚至在一年之內多次交替發作。太平天國據守江南後，正值該區域水旱災害的高發期。水旱災害頻仍，嚴重影響民眾的生命安全。
1860 年代的江南不僅飽受水旱雨雪雹震風蟲各類災害的蹂躪，一場造成數百萬人罹難的瘟疫同時降臨。根據餘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一書的估計，僅1860年這一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數就多達 320 萬至 600 萬之間。
皖南的情形更加悲慘，湘軍將領甘晉給曾國藩的信中這樣描述這一年發生在宣城的瘟疫：暑疫大作，疫疾殞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隊者不及四成……兩月以來，兵民疫死者二三萬人。行路者面帶病容，十居八九，城內五六里臭腐不堪忍……
各種形式的自然災害對經濟生產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在各個地方的記載中，都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根據《辛酉記》的記載：“餓夫行道上每僕而死，氣未絕而兩股肉已為人割去”，居民爭相咀嚼，鄉間百姓斫賣餓屍肉趁機發財。這類人吃人的反人性現象在 1860 年代比較普遍，曾國藩記載：“到處食人，人肉始賣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南京等地亦有“食其所親之肉”者。
我們無法估計這些原因造成了多少人口損失，但是災害以及隨之造成的饑荒無疑也是人口損失的一大動因。
3：社會的動盪。在脆弱的封建時代，百姓畏懼動亂如虎，加上各種封建讖語的流行，民眾的生死之念輕易動搖。現存的史料實在太多，只要隨意翻閱就可看到，例如《思痛記》《轉徙餘生記》《避寇日記》等等，在戰爭到來之際，無法遷徙的百姓紛紛自戕以逃離亂世，特別是無法遠行的婦女老人，在史料中留下眾多甘願赴死的悲慘記錄。
據傳教士艾約瑟等人觀察，在太平天國佔領區，“自殺的事情遠比屠殺多得多”，太平軍破金陵，“士民自盡者，或全家或數口，不下十數萬人，悉能義不苟屈。惟婦女之死，無錚錚特異者:緣賊禁姦淫甚嚴，其黨皆不敢犯，故婦女無逼迫難已之情，因無激烈可傳之行;不過女隨父，妻隨夫，同時殉難而已。”
因懼於喪失貞節，婦女自殺尤為慘烈。陳懋森的《台州鹹同寇難紀略》至少記載了 123 位女性死難情形，其中自殺者有投井、投潭、自縊、服毒、服滷而死者，還有抱女牽子赴水而死者，有夫婦同時赴水而死者。
最為慘烈的要數金壇，在1856年第一次江南大營被破時，由於主力尚存，江南大營退守句容金壇一帶，太平軍進攻失利，一直到1860年第二次江南大營被破，金壇百姓依然堅決抵抗太平軍的進攻，在毫無援軍希望的情況下和太平軍激戰，《思痛記》的作者李圭親身經歷了這場圍城之戰。民眾堅定的抵抗精神在城破後顯現：“當日自盡者滿城河”，金壇民眾多數死於自殺，悲慘而可怖的場景，百餘年後讀來仍讓人心悸不已。
即便是沒有戰火的雙方統治地區，百姓生活依然動盪。為了維持戰爭，清政府財力枯竭，只能到處加稅，在清廷統治的地區爆發了各種起義和抵抗，各種匪徒趁機擄掠，人民的困苦可想而知。
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也並不美好，糧價暴漲，給民眾帶來巨大壓力，根據劉晨老師的統計，糧價普遍翻倍：
經濟危機對民眾生活造成的影響，很難完全依靠一組枯燥的數字深入瞭解，而戰爭親歷者的切身感受，卻是對當時經濟危機最直白的控訴。在時人著述中，隨處可見“餓莩盈野”的記載。
在這個農民起義的政權統治地區，居然也出現了農民起義。同治元年八月在海寧，鹽販陳三丫頭“稱蓋天王，公然旗幟”。這支隊伍的主要參加者是饑民，
“海塘圮後，禾田斥鹵不能種植，居民不復粒食，因相從行劫，附之者日眾”。
變亂驚動了嘉興和海寧太平天國當局，太平軍隨即對他們展開抓捕行動。同治二年(1863 年)十二月，桐鄉太平天國政府逮捕了三名“蓋黨”，經審訊，錄有如下供詞:“我等本良民，飢寒所迫，故為行劫之計。……我等奉義而行，故所劫皆至公無私，本系饑民，不劫則死，死固分內事，子欲殺，則竟殺之可也;若根究主使，則天神也，不可得也;若誅黨與，則隨地皆在，不啻數萬人，不可勝誅也。”這番慷慨陳詞很難想象是出自被太平天國定性為“叛逆”的“盜匪”之口，但他們饑民的背景和為生存起身反抗的動機，又不得不為之增添一些正義色彩。“蓋天王”事件直觀地反映了天災人禍帶給民眾的苦難，以及太平天國佔領地區由災荒等因素引發社會恐慌的狀態。
以上三個原因當是造成數千萬民眾死亡的最大原因，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這一民族慘劇劃在一兩個人的頭上，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歷史的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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