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本来就是作为“楷模”学习的书法。所以，所有的楷书都是“标准楷书”了。
不过，历史上真没有标准楷书这种说法，以“标准”论书法，应该是近代民国出现的一种新思想。
最早在书法领域提出“标准”概念的，是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他致力于草书标准化研究，提出了“标准草书”这个概念，于是努力研究古代草书规律，于1932年创作出版了《标准草书》这部字帖和他的论述。
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的出版，是书法界的一件大事，一方面对于普及和了解草书，是非常不错的启蒙，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草书的标准，会影响草书的创作和发展。
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比较，草书和楷书不一样。楷书什么风格写出来都没有不好辨认的问题。
而草书就不一样了。不同书法家的草书差别很大。辨认起来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是不是草书可以“标准”？于右任先生提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书法问题。
实际上草书真的“标准化”了，也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草书从此就没有生气勃勃的艺术自由了。
草书有一个基础学习阶段，这是完全应该的，这就需要一定的“标准”，标准实际上就是规范化程度而已，再说，草书尽管不需要标准化，但是，草书也不能随意发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至于沈伊默先生的“标准楷书”问题，我们还没有看到，沈伊默先生自己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从逻辑上来说，楷书本身就是标准字，还提什么“标准楷书”呢？
楷书不标准，还有什么字是标准字？
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有人说沈伊默的楷书“很标准”，这或许就是“沈伊默楷书标准”的来源吧？
其实，这是误解，人家评论沈伊默的楷书写得好，标准就是一个美的方面，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据一些网友说，沈尹默先生在抗战以后写的楷书《孙蕉轩九十大寿册页》这个书法作品“够标准的”，这个评论没有问题。
沈伊默先生创作于1947年的这个书法作品，确实具有新的书法美学价值。
他吸收了魏碑的笔意，有以唐楷为基础，既不是严格的唐楷，也不是看起来还有“魏碑”的尾巴，当然是“标准的楷书”了，这样形容沈伊默先生的楷书，我觉得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说，沈伊默先生的楷书，就是唯一的“楷书”。
我们知道，民国时代还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国家的各种标准化进程是难以推行的，民国虽然已经在推动中国文字改革，但是，文字改革的目标还在于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对于书法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
国家也不可能推行书法“标准化”的政策，所以，根本就没有“标准楷书”的可能性。
沈伊默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个人也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人，热衷于对白话文的推广，他自己也是用白话文写诗的作家。
同时，他是一位书法家。在民国时期，文化界的概念里，也没有书法家这个词，但是，这一时期的文人，都是从旧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对书法也是非常亲近的，对善于书法的人，也是非常尊敬的。作为一个学者，把自己的书法水平提高，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担当和精神诉求，所以，书法在文人学者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文化地位。
沈伊默先生的，《孙蕉轩九十大寿册页》这个作品，写的修润开张，严谨俊逸，毫无馆阁体的匠意枯燥。
虽然是楷书徐徐道来，但是，非常耐人寻味，你看了一页，就想看下一页，一页一页看下去，也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这就是书法家的文化气息。
这种很难学到的文化气息，你就是用什么标准，也是学不到的。
沈伊默先生一生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标准楷书”，但是，他的高超的书法修养和高度的文人情怀，确实是够“标准”的。
作为著名书法家的沈伊默，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的巨大变革。
但是，他对二王体系的书法，情有独钟，他一生都是以二王为指归的，所以，他的书法更有一种二王的影子。
但是，在文革时期，为了推广简化字，沈伊默先生也参与过简化字书法的创作，这些简化字的书法，可以说就是真正的“标准化的楷书”，因为简化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实现全国最统一的标准化汉字。
但是，汉字简化字的推广与我们的书法学习，还不是一回事。
书法可以继续自由书写和使用历史上的各种汉字书法字体。但是，公众使用的简化字只能以国家颁布的简化字为标准。
这是完全不同的汉字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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