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烈，字景武，江蘇省銅山縣七聖廟村（今徐州市銅山區棠張鎮）人。約生於1821年（清道光元年），死於1902年（清光緒28年）。在清末，是徐屬一代最有名的大商人，積資鉅萬，號稱“首富”。他的經商過程，可以說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便夭折過程的縮影。他早期的商業活動是從販運外國貨物開始的，積累了大量的資本，而在農村破產的舊中國社會，他的資本又無法進一步發展，更不能轉化為工業資本。且有一部分資本轉化為高利貸，其後人把資本轉化為高利貸，其後人把資本投入到房產、土地方面，又回到了半封建經濟的老路上去了。
他是農民出身。除祖父或曾祖父挑過貨郎擔以外，先世都是貧苦農民，連個名字也沒留下，後來張大烈捐“功名”，兒子考秀才，填的三代名諱，都是現起的。家中原來只有很少幾畝土地，無法餬口，所有他不得不從事各種生計：幫別人拉“寶棚”（“開寶”的賭場）做夥計；開小飯鋪；他身材魁梧（一米八以上），又會武術，因此還入營當過兵。那正是清朝道光、咸豐年間，連年災荒，村鎮上的“寶棚”、飯鋪既不會有生意，道路也不平靜，他就因討飯鋪賒欠，在半道上碰到“截徑”的，虧得會武術才得脫險。“綠營兵”在同太平軍作戰時潰散了，再碰上荒年，生活無著，他不得已，帶著妻子和女兒儘量進了徐州府城（當時的銅山是徐州八縣的首縣，府治的所在）。後來當他致富以後，別人說他捐施過量時，他曾說過：“一副挑子進徐州，一隻框裡是鋪蓋，一隻框裡坐著大女兒，除此以外，都不是張某所本有。”可見當時一貧如洗的光景。
他的經商是從徐州城開始的，投奔的是一個本家。這個本家開著一片洋貨鋪，主要貨物是洋線子、洋蠟燭和紅青藍布。當然不止這些，也不全是“洋貨”。他替這鋪子辦貨，地點是清江，當時還沒有鐵路，全靠推獨輪車運貨。後來傳說他是推“小車”的，原因就在這裡。這條道，途程遠，路上又不平靜，別人去不得，他仗著有力氣，又會武術，獨能往來。他原只替這家鋪子販運貨物，後來自己省吃儉用，積攢了幾十吊錢（他每運回一趟貨，大概能得幾吊錢），就自己帶點“小夥”，也就是附帶著買點貨，跟著賣。以後本錢多了些，便在徐州南門甕城（舊時的城門有內外兩重），順便捎點貨帶著賣。等積累了一部分資金後，開了自己的洋貨店（店址在今彭城路奎河橋北那段），別人送給他的字是景盛，商店的字號就叫“景成功”。這時，洋貨生意特別好，用洋線子織布比自己紡線合算，四鄉八縣來購買的很多，甚至是搶購，因此做此生意很賺錢。
張大烈的致富大概是從咸豐末年（1860年）開始，同治元年（1862）家中已蓋起瓦房。這是由於他碰上了兩個“機會”。這是販運貨物毅然用獨輪車，因為車子多了，他這個店東老闆便只是監押貨運了。以後買貨的地點遠到上海，同洋商直接打交道。因為沒有鐵路，外國上任要把貨物打入內地，不能不假手中國商人，所以條件很優惠，可以賒賬。他的信譽很好，賒銷的貨物多；他又較有氣魄，敢於向徐屬八縣、魯西南、豫東等地的商販賒銷。這等於得到了一筆巨大的“信貸”。他還碰上另一個機會，同治以至光緒初年，年景較好，賒銷的貨物，總能收得起錢來。於是，他的資本迅速發展起來，在“景成功”洋貨店的鼎盛時期（那時已兼營“洋油”），已積累了近百萬的資本。碰上好年景是個關鍵，民國初年，徐州曾有過另一家叫“王信成”的洋貨店，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但因為農業欠收，農民破產，賒銷的貨物，收不回錢，終告破產，就是明證。他的暴富使他成了傳奇式的人物，說他拾到了“銀娃娃”，挖到了“金窖子”，其實那“秘密”不過如此。
對於他的為人，也有許多傳說，主要的是他的捐施活動。
他當時已是徐屬一帶的首富，因而在募捐活動中成為募捐的第一個對象，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自覺”。無論是公益活動，還是施捨，他都“挑大樑”，甚至自己“包乾”。築黃河堤壩（就是所謂“高頭”），他承擔最長的地段；他獨資修復“鼓樓”（府衙前城門樓式的建築）；荒年設粥廠施粥……“孝敬”滿清官員的還在其外。官府樂得這個“急公好義”的子民，讓自己有所沾潤。滿城的紳商也歡迎這麼個“冤大頭”，在前面“頂缸”。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常說，赤手空拳進徐州，雖是“萬貫家財”莫非身外之物，所得之多，已出望外，施散一些，理所應當。他的這種想法在他平時的待人接物中也表現出來，陌路相逢，他替別人墊付酒飯錢；路上的孩子招呼他，他就給零花錢……這些成了當時，以至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中人們的笑柄。其實說他“樂善好施”固是虛譽，而從他本身來說，也沒有多少積極的施恩買惠的意思，只能說是這個農民出身的大商人應酬官場，處世為人的“大手筆”而已。
民國初年，有一本《近代名人小傳》，作者給他寫了四行的傳記，其中一句話是“有漢高遺風”，指的大概就是這種大度吧，他和他的後人都同官府沒有多少聯繫，至於捐官，那時為了取得“護身符”，便於應付官府。因為他雖是“富甲一鄉”，卻只是個“白丁”（他自己沒上過學，中年以後，認得一些字，能勉強看賬看信），“青衣小帽”，見不得官，進不了官紳的客廳，因此，他發狠讓次子張開鼎讀書考功名，後來確實考中一名秀才，並且補了廩生。於是就由次子出來應酬交際。以後捐職大興，他們一家就都做了官，次子本不過是秀才，這時捐了“候補道臺”，長子也捐了個“知府”；他自己也捐了個“一品光祿大夫”的爵號。但是這些都不過是“虛銜”，藉此取得與官府相周旋的地位而已。他也就是個“肉頭財主”，商業剝削者；沒有勾結官府、魚肉鄉民的“劣跡”。
他確實自奉儉約，布衣布服，連鞋子也愛穿舊的，走起來，踢裡踏拉地響；但他並不自承有什麼節儉的美德。據說不過是年幼時，姐姐們為省步，做的鞋總嫌小，穿著擠腳，只有穿舊了，踹得大了點，穿著才舒服，久而久之，就養成了愛穿舊鞋的習慣。至於布衣布服，那則是穿著隨便。他的妻子姓聶，晚年隨次子生活，因為看見家中買肉，就生氣的說，“一文亭口”（文亭街據說有過一個叫“一文亭”的亭子）沒有賣包子的嗎？這個日子，我也不過了，我去吃包子，大家花光算數。在他的心目中，吃包子是人世間最大的浪費了。終其一生沒有十分理解家庭經濟的巨大變化。她就是以這樣極端的節省來作丈夫的“內助”。
他的商業雖然經營順利，發展很快，但不久就走到了極限。頻於破產的農村購買力有限，在他晚年已有一部分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就是開“當典”（當鋪）。不只徐屬八縣有他的“當典”，還聽人提說過“單縣當典”。收典的東西上自古玩珍寶，下至算命瞎先生所用的“報君知”（一種小銅鈸）。據說後來他怕招怨。提出窮人典當一概無償發還，可開當典要致富，絕不能一概發還，發不過是一句空話。終於他一生，只有200畝土地，還是因為大女兒出嫁，要同藍姓的地主攀親，藍家說“無地不算財主”，這才依照藍家的土地數置買下的。
張大烈在晚年只靠長孫張兆榮做幫手（他的長子張開鼐不會做事，死的也早；次子張開鼎只能交際應酬，也不精明，害眼疾，竟讓一個走方郎中用膏藥糊在眼上，弄瞎了一隻眼）。後來，他害瘧疾死去，便由長孫張兆榮繼續經營，直到1920年。雖然在他晚年也曾設想辦“勸業工廠”之類（既稱“勸業”可見很多人失業），但因看不到貨物的銷路，只好作罷，他終於還只是一個大商人。在他死後商業的經營也到了盡頭，不僅不能再有所發展，在張兆榮之外，連接手的人也沒有了。子孫大都不通商務，遊手好閒，坐享其成。1920年，長子、次子兩房分家後，便把商業資本投到房產上，在鄉間也購買了較多的土地，重又回到半封建經濟的道路上去了。
作者張兆新，系張大烈之孫。原文載自1985年1月出版的《徐州文史資料》第4輯。
閱讀更多 銅山員外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