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為什麼會採取“以文治國”的施政方針，並不是在
《宋史》中所講的一樣，只是出於“一時之好尚”，而是趙匡胤根據當時立國之初的時代背景、政治狀況，才結合當時背景做出最符合當時情況的一個理性決定。但被士大夫集團以各種手段，形成以“偃武修文”、“以文治國”的國策形勢確定下來，並且成為宋朝後世君王頭上的“祖宗之法”。
趙匡胤想不到以後的皇帝是一群人在當
趙匡胤是從唐末、五代割據混戰、武夫當政的亂世中以“陳橋兵變”奪權建立宋朝的，為防唐末五代亂世在次出現，維護宋朝的政局穩定，所以將權力重心由武將轉移到無法兵變的士大夫手中，根據史書記載可以從中看出武夫當政的時候，各路軍閥相互征戰讓當時成為一個黑暗的時代。
《資治通鑑》記載：汴軍（即朱溫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咼。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柿以飼御馬。
從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朱溫軍每夜擊鼓鳴角，城中好像在地震，攻城的人罵城上的人是“劫天子賊”，城上的人罵城下的人是“奪天子賊”。這年冬天，天下大雪，城中食物吃完了，凍餓而死的人不可計數，有的躺下還沒有死已經被人割肉離骨。市中賣人肉，一斤值一百錢，狗肉一斤值五百錢 ，李茂貞貯存的食物也用完了，用豬狗供應昭宗的膳食，昭宗在市上賣掉自己及小皇子的衣服以供日用，削松木片浸水來喂御馬。
混亂的時代
唐自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的互相爭鬥，從藩政權利過大導致破壞從人口就能看出破壞具體有多麼巨大，安史之亂是藩鎮勢力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王朝發動的叛變，也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安史之亂前唐朝總人口約有5800萬，結束叛亂的時候最後僅剩下約2200萬，因為戰亂饑荒死去了大約3600萬。
安史之亂過後一百多年經過人口緩慢發展，到了公元907年，朱溫滅唐再次開啟了五代十國大亂世，直到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據初期宋朝官方統計戶口約500萬戶，人口越1600萬，在安史之亂到宋朝的建立這段時間內人口銳減，各地烽煙四起，都是因為各地節度使權利過大導致，面對這樣的情況，作為宋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很明顯也深知武將的破壞力有多大，面對這種情況，趙匡胤採用了最為柔和的手段來解決這一根本問題。
杯酒釋兵權只是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及杜絕唐末、五代十國混亂局面重現的一系列軍事改革措施，不是打壓武將。
- 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
- 二、內外相維政策
- 三、兵將分離政策
- 四、立而不設制度
- 五、削奪其權
- 六、制其錢穀
- 七、收其精兵
趙匡胤在建隆二年（961年）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方法解除了功勳武將，削奪藩鎮的財權、兵權等各項權力，只是解除了這些武將潛在的威脅，並不殺害有功之臣，而是讓他們回家享受榮華富貴，當然了，趙匡胤也並沒有真正的打壓武將，只是讓已經功成名就的武將回家享受去，隨後又會提拔一批新的武將，從而杜絕軍事力量出現斷層的局面。這個問題從北宋周武惠王曹彬身上就能體現出來，
“杯酒釋兵權”是在961年，曹彬真正發跡是從乾德二年（964年）參與南邊一系列的軍事行動開始的，這裡也充分說明了，宋太祖趙匡胤的真正意圖。
杯酒釋兵權後的軍中大將
宋代建國之初沒有像唐王朝有著“關隴集團及山東豪族”作為統治基礎，更缺乏重建社會秩序、履行政治職能的人才。有鑑於此，趙匡胤急需獲得士大夫階層對於新王朝的認同和支持，由此可見，既然趙匡胤為了預防唐末藩鎮割據剝奪武將權利之後，那必須得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支持之下，
趙匡胤重用文臣、禮遇士大夫是出於最正確的政治選擇，兩權相害取其輕。趙匡胤 的“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成為宋朝士大夫集團的尚方寶劍，為了利益，行事無所顧忌，刻意打壓武將，導致宋朝軍事力量一弱再弱。
《宋史·曹勳傳》記載：曹勳從燕山逃回，在建炎元年七月到南京，將徽宗所書御衣交給高宗。御衣所書即有“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詳”。
程頤曾將“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作為宋朝超越古今其他朝代的理由之一，宋朝君臣承認“不殺大臣”的家法，而且還可以從宋哲宗不許章惇重治元祐黨人之語中得到證實：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可見趙匡胤“不殺大臣”的家法之事確有其事。
自古都是文武平衡王朝才能展現自己應有的力量，文武兼修才能保證王朝興盛，但因為士大夫參政而無殺身之虞，其參政之勇氣自會倍增，從而導致架空皇權，甚至是綁架皇權。士大夫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從而刻意打壓武將，從韓琦喊出的
“東華門唱名者方為好漢”殺害功勳大將，以及文彥博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就能看出，當時的士大夫集團為了權利是如何的囂張。
東華門唱名方為好漢
皇佑四年（1052年），狄青剛被任命為樞密副使時，御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贄等人就連連上書說不可，狄青南征歸來後出任樞密使，宰相龐籍更是堅決反對。嘉祐元年（1056年），京城發大水，狄青攜家搬到相國寺大殿上避水災，一次穿著淺黃色的襖子在殿上指揮士卒忙活，京城馬上風傳皇帝坐殿了，歐陽修上書
《論狄青札子》和《論水災疏》，要求宋仁宗外放狄青。同年，宰相文彥博也藉口流言和士兵對狄青的擁戴，力勸宋仁宗免去他的樞密使職務，宋仁宗覺得狄青功高，又是英雄，心有不捨，就說：“狄青是忠臣”，文彥博卻反問說：“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此話無異於說狄青將要謀權篡位，一句話讓宋仁宗百口難辨，迫使宋仁宗作出了罷免狄青的決定，安排狄青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看似宰相級級別，職務卻已貶為小小的州官，士大夫在面對權利的時候，狄青這種老實且一心為國的大將都能逐出朝堂，就更不要說別的武將地位了。
狄青從囚犯到名將
宋太祖趙匡胤給於士大夫的禮遇及士大夫充分的參政權力一事，被士大夫集團以“祖宗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並且用來保證士大夫集團的權利，成為士大夫集團刻意打壓武將的有利支持，通過這樣的手段讓宋朝的君主必須表現出寬容態度，士大夫政治地位因此得到了決定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士大夫集團雖然使宋朝成為中國古代政治中文治的頂峰，超過了漢唐，但大宋一朝，與其說是皇帝掌控整個國家，不如說是士大夫掌控著，“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當一個王朝被一群人控制的時候，看似光明的環境背後黑暗正在伺機而來，就算這群人當中還有少數清醒之人，但必定要被人群湮沒，就像“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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