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點：宋真宗的東封西祀，耗費國力只為虛名，出現檀淵之盟是必然結果

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猿人說史，今天我們要聊的是宋真宗趙恆的事情。後世對澶淵之盟及其所保證的和平所作的諸多抨擊未見得公正。盟約規定，宋每歲與遼銀、絹共三十萬，被誚為資敵，宋、遼兄弟相稱，被視為辱國。不得不說，類似的說法未免過於偏激。歲幣之數額，在宋的歲入中所佔比例，在百分之一以下，相比戰爭費用，幾可忽略。而宋帝為遼帝之兄，正如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父，是借用“認親”的方式拉近雙方的距離，但雙方既是平輩，更無從看出辱國的跡象。後人立足於中原皇朝的立場看待澶淵之盟，是無法持公正態度的。

遼人

東封西祀

真宗在澶州前線心驚膽戰地過了幾天，而後求仁得仁，執了和約回到京師，“大赦天下”，似乎相當滿意。然而在略佔優勢的情況下以全無所獲告終——不僅無收穫，且付出三十萬銀絹，以及承認幽雲現狀——真宗事後細想，覺得自己未免不武。景德三年，王欽若為貶低寇準，曾刻意激怒他：“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此話正中他的痛處。盟約固然帶來了安全，但沒帶來體面，從而成為他沉重的心理負擔。

檀淵之盟

次年，真宗又與王欽若談及，應如何尋回體面。欽若明知真宗厭戰，故意鼓勵他：“出兵取幽薊，可以雪前恥！”但安全也得來不易，真宗不肯輕棄，詢問有無其他方式。欽若說：“那麼便舉行一次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但封禪需要有“祥瑞”出現，召喚帝王去泰山。怎樣的情況下，“祥瑞”會出現呢？欽若一笑：“陛下以為，前代那些‘河圖’‘洛書’，都是天然生成的嗎？那隻不過是‘神道設教’而已，常以人力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並且力推，那它就是天生的祥瑞。”真宗心領神會，開始用心準備“神道設教”。

河圖洛書

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召來宰相王旦、樞密使王欽若，告以去年十一月夜見神人，預言將有天書下降，要他準備好道場迎奉，今日果有一卷天書降下宮中。群臣“再拜稱萬歲”，捧了天書去道場酌獻，並改當年為大中祥符元年。自此，神明頻頻下顧，天書復見於該年四月，宰相率各色人等二萬餘上表，兗州（今山東兗州市）父老也再三詣闕上書，祈請皇帝前去泰山封禪。皇帝俯順眾意，決定十月舉行封禪儀式。六月，天書又下降泰山醴泉亭，以呼應皇帝的決定。

兗州

十月初，皇帝帶著天書和群臣，向泰山進發。在祥光瑞雲的輝映之下，在泰山完成了封祀上帝與諸神的莊嚴儀式，繼之以社首山上祭祀地神，完成了歷史上最後一次封禪。自出京至回京，首尾四十七日，時值嚴冬而未嘗遇雨雪，眾人皆以為精誠格天。“景氣恬和”之外，尚有許多吉兆，譬如司天監發現，“有瑞雲覆殿”，“五星順行同色”。地方官呈報，各地“大稔”，物價至賤，麥粟每斛百餘錢。自天書頒下，京師至泰山道路，鄉邑肅靜，連鼠竊狗盜之小案也未嘗發生。泰山所在的兗州，貢獻尤大，一時有醴泉現，一時有蒼龍出，自八月始，又頻頻獻上芝草，八月份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份八千七百十一本，十月份達到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大臣說，這是“天地助順”。實際上這是百官萬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泰山封禪岱廟

至於計劃中的“誇示戎狄”，效果如何呢？“戎狄”還是有一定反應的。境內的“西南溪洞諸蠻”，據說此前向來不朝貢，“今以方物來賀，請赴泰山”。甘州（今甘肅張掖市）回紇來“賀東封”，大食諸蕃國使者，“以方物迎獻道左”，甚至有大食蕃客獻玉圭，說是祖先得自西天，並代代相傳，說要等“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這些積極的助興之舉，得到很好回饋。契丹似乎也有所表現。據邊報，原先契丹防邊人馬，自從宋方以封禪之事相告，便將人馬撤去。然而，實際上契丹的反應是比較冷淡的。宋方專程派官員攜帶禮物至境上通報，東封之時大隊人馬移動，請契丹不必猜慮。契丹回覆說：“貴國自行大禮，何煩相告？至於禮物，盟約裡沒有規定，本國不敢受。”契丹本是“天命”的首要宣示對象，真宗封禪是什麼意義，契丹也不至於不明白，只是不願意為真宗助興。

契丹族

封禪事件，後人大體視之為鬧劇。事實也不盡如是。世人未必皆昏昏，宰執群中，豈無高明人士？譬如宰相王旦，號稱“端重堅正”，卻也不持反對態度。史載真宗恐王旦反對，召王旦至禁宮內飲酒，又賜酒一瓶，王旦持歸，發現瓶中所貯，盡是珠子，“自是不復持異”，似乎輕易被皇帝賄買了。此後王旦因其特殊身份，在封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隨群臣獲得許多賞賜，這也深受後人鄙夷。但王旦一類的“正人”之所以不提出異議，應當也是看到了封禪的意義。皇帝幾乎以哀懇的態度暗示大臣不要力阻，大臣似應當體諒他的需要。已經邁入承平時代的政權，有這麼一個儀式，雖不能說是“必需”，但未必沒有益處。

檀淵之盟碑

如何看待

怎樣看待封禪的意義呢？封禪對於“戎狄”，當然是足資觀覽的盛事，不見得能引來多少感動，但可以有不少利益。對於黔首，一般認為東行之舉嚴重干擾民眾生活，徭役頓起，加重社會負擔。不過也未必全是反面的因素。封禪完畢，御駕所過之處及供應封禪物資之州縣，各免去賦稅若干以作補償。大赦天下，並及於常赦所不及者。天命頒下，是值得普天同慶之事，故以這些方式，“令實惠及民”。或者更重要的是，和平狀態下，隆重的儀式、帝王的登場，昭示國家的存在，並由此產生一種信仰式的感情。封禪體現為一種國家慶典，是政權凝聚力的重要來源。所以，封禪的社會影響，應作兩面觀。

契丹兵

百官是封禪的主要參與者。業儒起家的官員們對真宗糅合儒、道的信仰重建和儀式創新，不見得感興趣。但是整個過程中，得益最大的恰恰是官僚群體——以及有志於投身官場的士人。進官秩、賜俸祿、增加地方參加中央科考的配額、加強科考以外特殊人才薦舉的力度，封禪的策劃和實施過程中有特殊功績的官員，還可迅速升遷，官員和士子得到的實惠，遠甚於民。因此官與士始終最有激情，最為活躍。焦頭爛額的只有中央財政主管部門三司的官員，皇帝搞這個儀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開銷，事後蠲免賦稅、百官賜俸、軍士賞給，更是大大增加三司的支出或者令它的收入縮水。不過天下之事有重於財賦者，主計官也只能忍痛配合。

得到大家的全力配合，封禪非常和滿地結束了。但真宗卻不罷手，他無法求諸境外的滿足之情，要不斷從天書、芝草、儀式中汲取。東封之後還有西祀。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又西赴汾陰祀后土。七年，至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明道宮祀太上老君。臣子貢上芝草的數量，也不斷刷新紀錄。赴亳州前後，亳州長官丁謂兩次分別貢上三萬七千本、九萬五千本。三司的開銷和官民的負擔也在不斷攀升，同時士庶的疲倦感也在不斷累積。封禪之時，大約王旦還可以說服自己善加配合，此後皇帝愈益病態的“儀式依賴症”令他不勝其煩，每回為新的儀式奔走籌措，“恆悒悒不樂”。但自他以下，大家仍是機械式地配合著。不斷辦慶典，舉國上下的注意力，從邊境移走，無暇顧及境外發生的事。好在要維持“天命在朕躬”的形象，皇帝對於內政還是很關切的。“東封西祀”幾乎成了真宗朝在後人眼中的主要印象——且這個印象遠非正面。待真宗駕崩，他的繼任者把天書封進他的“山陵”裡，維持十幾年的浩大“運動”就這樣戛然而止了。但“承平”得到維持，“治世”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