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提康熙就會想到微服私訪，但微服私訪這事並不是空穴來風，不過與影視劇中不同的是，康熙微服私訪的主要目的可不是玩，更不是因為閒的。
雖然從1684年到1707年的六次南巡，康熙表面上都是在關注水患治理工程，但從頭到尾，他的主要意圖其實都是考察南方社會的穩定情況。對康熙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民族矛盾問題。事實上，漢人反滿的情緒一直在減弱，這從康熙在南巡時的表現就能看出來。比如1684年第一次南巡，康熙要很顧及漢人感受地繞開揚州、嘉定等發生過激烈民族衝突的地方，而且滿口引經據典，營造自己良好的親漢形象；但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時，康熙已經不需要在行為上特別拘束了，他不光迴歸了善騎射的滿人形象，而且曾丟下隨從，獨自與百姓交談。這就是微服私訪的原型。
但就算這樣，康熙也依然無法將民族矛盾問題拋之腦後。康熙當然不是在杞人憂天，因為他很清楚，漢人的反滿情緒無論怎麼減弱，也不可能根除的。就像政府為了防止漢族文人聚眾煽動情緒而禁止了結社，實際上卻是沒法嚴格執行的。還有那些以宗教為噱頭的秘密反清社團，更是屢禁不止，暴動也時有發生。所以，在1707年最後一次南巡結束後，康熙開始讓派駐在南方的上三旗包衣承擔起政治密探的職責，其中就包括曹寅。康熙之所以選擇不再南巡，也是迫於無奈，因為南方或溼熱或陰冷的氣候，對他這個常年在北京生活的人來說一直是個挑戰，而當他年過五十後，更是感到力不從心，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設立政治密探，保持對南方的控制力。
其實，作為織造的曹寅，一直都是皇帝的耳目，但密探的職責要比之前更進一步。史景遷認為，曹寅開始擔任密探的時間，大約是在1708年3月，他不是康熙的第一個密探，也不是最後一個。早在1704年的冬天，曹寅就曾發現揚州高旻寺的一位僧人有向皇帝秘報的權力。很明顯，僧人並不具備對時政品頭論足的能力，他能向皇帝彙報的，只有官員的言行與民望。曹寅也是一樣，之前他給康熙的奏報都是關於地方的政務與瑣事，但從1708年開始，對封疆大吏的監視與品評就成了常態。史景遷查閱主僕兩人的往來信件，發現在談論起官員時，康熙的用語都相當直白，可以說是從這開始，曹寅才真正成為康熙的心腹。
在大家的印象裡，雍正才是專制集權的代表，但事實上，很多集權的手段在康熙時代就已經有了雛形，政治密探就是其中之一。曹寅的密探生涯只進行了四年，就因病故去，但就是這短短的四年中，曹寅在密探的角色上盡心盡力，對康熙的信任報以誠摯的回應，兩人的接觸也因此變得非常直接而且私人。比如在1710年曹寅患上眼病時，康熙寫信給出了用藥的建議。史景遷就注意到這個建議非常務實，因為康熙建議的用藥是常見的地黃，而不是既昂貴又難找的人參。或者1711年的科舉舞弊案發生後，身為帝王的康熙，在信中直白地向作為奴僕的曹寅表達了自己的沮喪之情。史景遷認為，不論康熙運用的是治術還是權術，對臣子的駕馭都堪稱一流。
曹寅死後，康熙對曹家依然十分青睞，不僅對曹寅遺留下的鉅額虧空持十分寬容的態度，並且讓曹家人繼續擔任江寧織造一職，同時負責政治密探工作。但很可惜，曹寅後代的辦事能力遠不能達到康熙的期望，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進行得一塌糊塗，所以對於強調能力重於一切的康熙而言，曹家開始失寵。但不得不說，康熙對曹家還是很寬容的，就算心中不快，也沒有做出什麼不利於曹家的事。但奴僕唯一的依仗就是主子，所以在康熙死後，失去靠山的曹家，最終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中落了個被抄家的下場。
康熙在性格上有著近乎偏執的控制慾，這讓他在處理政務時喜歡面面俱到，所以織造這個獨立於傳統官僚體系之外的職位，才一直被上三旗包衣佔據，併成為康熙的耳目。對康熙來說，最重要的是能力與忠心，所以他對貪汙腐敗的態度一直很寬容，從不嚴格區分責任與利益。也正是因此，在曹寅死後，當曹家後人的辦事能力無法再達到康熙的預期時，曹家就開始失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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