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魯迅從東京回國，結束了他在日本七年的遊學生活，魯迅並沒有取得任何學校的畢業文憑，但這並不是當時留日學生的個例，而是留日學人群體的普遍現象，當時能夠完成學業並取得相應學位的人，也是不多見的。
魯迅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機回國，是因為他在兩個月之前接到好友許壽裳的來信，邀請他到“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任教，許壽裳是1909年4月回國的，比魯迅早了4個月，許壽裳回國之後，即出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他於是給魯迅寫信，邀請他回國一道工作。
魯迅回國時攝於杭州
經許壽裳的推薦，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擔任教員，主要講授生理學、化學等課程，這些課程都是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過的課程，在教學上也算是得心應手，他同時還兼任日籍教員鈴木珪壽教學上的翻譯。
這是魯迅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已經28歲的他應該有一份正式職業，以立足於社會，並承擔起養家餬口的重任，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都需要贍養，而二弟周作人尚在東京立教大學讀書，並且已經與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結婚了，儘管周作人也是公費留學，但結婚後生活上的花銷還是蠻大的，也是需要在經濟上接濟。
而三弟周建人已經參加工作了，由於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都長期在日本留學，儘管周建人也想出國留學，但他必須留在家裡侍奉母親，可以說是周建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和前途，而成全了他的兩個哥哥。
“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的前身是1899年設立的“養正書塾”，於1901年更名為“杭州府中學堂”，1908年4月又更名為“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是當時浙江省規模最大的新式學堂，由邵章出任監督，經亨頤出任教務長，二人物色和聘用了許多浙江籍留日學者到校任教，教師陣容十分強大，在浙江乃至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
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舊址
該學堂設優級師範選科、初級師範簡易科和體操專修科，其中優級師範選科培養中學堂和初級師範學堂的師資，屬於高等教育範疇，而初級師範簡易科是培養小學師資的，屬於中等師範教育，因學堂兼有優、初兩級師範，因此學校被定名為“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魯迅到這所學堂任教時，該學堂剛剛更名不久，魯迅在此執教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1910年9月，魯迅辭職離開杭州回到家鄉紹興，料理祖母的後事，並應邀出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兼博物教員，這也是魯迅為了生計所迫而不得已為之，總不能長時間不工作吧，但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的工作並不愉快，唯一能得到一點安慰的是，魯迅可以經常陪伴守寡多年的母親。
魯迅之所以辭去在“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職，完全是由於時任監督夏震武之故，被學堂師生稱之為“木瓜”的夏震武是浙江富陽人，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曾在京為官，由於觸怒權貴而得不到重用。
夏震武於1909年告病還鄉時，被選為“浙江教育總會”會長併兼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監督，由於其主張尊孔讀經並且鄙視西方現代科學，遭到一些師生的抵制和反對，而魯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員之一，最終鬧得是兩敗俱傷，魯迅等二十幾名教員辭職，而“木瓜監督”夏震武也被浙江巡撫增韞革職。
“紹興府中學堂”的前身是“紹郡中西學堂”，10年前蔡元培曾在此擔任監督（校長），魯迅所擔任的監學一職，是清末在中等以上學堂設立的學官，其主要職責是管理學生的學習、生活起居和日常行為，類似於現代中學教導主任和政教主任的角色，而魯迅所教的博物，則泛指動植物、礦務、生理一類學科課程的統稱。
紹興府中學堂遺址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不久，浙江紹興光復，時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王金髮委任魯迅為“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這所學堂是由杜海生等人於1909年發起創辦的，生源主要以山陰縣和會稽縣的適齡生源為主，但魯迅在這裡工作的時間很短，就應許壽裳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職了。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下設陸軍、海軍、外交、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實業、交通九個部，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曾遴選章太炎出任教育總長，被章太炎婉拒後，老資格的蔡元培遂被任命為教育總長。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開始為教育部物色人馬，他首先遴選和招募的是蔣維喬，因為蔣維喬是搞教育的行家，他被任命為教育部秘書長，曾主持擬定了《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普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和《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等現代教育制度。
教育部初始時只有蔡元培、蔣維喬和會計3人，後來又有範源濂、許壽裳、吳雷川、楊樹達、錢均夫、陳衡恪、黎錦熙等人被聘到教育部工作，這些人大都是浙江籍人士。
曾在原清朝學部擔任主事、參事等職的範源濂被任命為教育次長，協助蔡元培主持日常工作，翰林出身的吳雷川也曾出任教育次長，許壽裳則出任教育部僉事，而錢均夫等人到教育部工作的時間要稍晚一些。
許壽裳被蔡元培遴選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後，與在紹興的魯迅始終保持著書信聯繫，由於其被部裡瑣碎事務忙得焦頭爛額，急需找人一同分擔日趨繁重的工作，遂向蔡元培推薦了魯迅，蔡元培瞭解到魯迅是紹興同鄉且也是留日生，批准並聘任魯迅到教育部工作。
魯迅30歲留影
這是許壽裳第二次推薦魯迅了，正是這次向蔡元培舉薦，把魯迅推上了公務員的崗位，儘管北洋政府教育部總長如走馬燈似的更換，但魯迅在教育部卻穩坐釣魚臺，並且一干就是十幾年，只是官職沒有得到晉升。
許壽裳也是浙江紹興人，1902年以官費生赴日留學，與同鄉魯迅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時相識相知，遂成為魯迅最好的朋友，也可以說是魯迅的福星，魯迅最初踏入社會的人生軌跡，都與許壽裳有很大關係。
許壽裳比魯迅小兩歲，曾就讀於“紹郡中西學堂”和杭州“求是書院”，在日本留學時就讀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其學識淵博，尤其博通經史，擅長詩文，也是通曉日、英、德等外語，書法也是別具一格。
許壽裳在留日期間，曾參與編輯《浙江潮》，而《浙江潮》是由中國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主辦的期刊，以“洶湧革命潮”為象徵，宣揚暴力革命和排滿思想，傳播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章太炎、王國維、蔣百里、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等浙江籍人士都曾為該刊積極撰稿。
1903年4月，剪掉辮子的魯迅喜悅至極，他把自己剪掉辮子的照片送給好友許壽裳留念，並附贈了一首七言絕句，即“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剪掉辮子後留影
1936年12月9日，許壽裳在魯迅逝世50天之後，撰寫《懷舊》一文追憶魯迅時，曾提到了魯迅贈予他的照片和小詩，《自題小像》的詩題就是許壽裳添加上的，這是魯迅詩詞中比較著名的一首，經許壽裳的文章披露後問世，此詩後來被收錄到魯迅的《集外集拾遺》一書之中。
魯迅是1912年初到南京教育部工作的，謀得一份部員的工作，部員與今天的科員相當，是政府機關裡面的辦事員，也是最低等的公務員，但當時的薪酬待遇可不低，是魯迅以前薪酬的好幾倍，魯迅在教育部工資最高時期，曾達到每月200—300元之間，與當時大學教授收入相當。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被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時依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規定，改總統制為內閣制，以削減和約束袁世凱的權力，北洋政府執政期間，政府內閣也是經常更迭，尤其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更是經常“你方唱罷我登場”。
袁世凱說什麼也不肯前往南京赴任，於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鑑於袁世凱的實力和聲望，也為了遷就袁世凱，中華民國政府機構就由南京遷至北京，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魯迅也隨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遷往北京辦公。
“北洋”與“南洋”曾是一個地理概念，在清末民初時期，曾將中國沿海疆域劃分為南洋和北洋，稱山東以南的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為南洋地區，將江蘇以北的山東、河北、遼寧各省稱為北洋地區。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由於地處北方北洋地區，因此又把北京政府稱之為北洋政府，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國會選舉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為標誌，宣告北洋政府正式形成，以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為結束。
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設有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和社會教育三個司，魯迅在社會教育司供職，社會教育司的職責是主管圖書館、博物院、動植物園、美術館、體育遊戲倉、感化院及其他社會教育事務，後來被晉升為僉事，有證據表明，當時由袁世凱批准行文任用了32個僉事，魯迅就是其中之一，僉事是清朝官職序列中較低的職位，中華民國時期還在繼續沿用。
北洋政府教育部全體合影
魯迅在政府教育部工作，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不再為菜米油鹽生計所發愁，也在北京購置了房產，並將母親魯瑞和妻子朱安也接到北京來享清福，甚至二弟周作人一家也搬來與之同住，穩定和安逸的生活，讓魯迅可以從容地寫作，也可以從容地思考，因為一個為菜米油鹽而四處奔忙的人，絕不會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人。
魯迅與妻子朱安沒有感情，也就沒有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他除了在政府上班，還經常應邀在京城一些高校兼職授課，而其他時間全部都投入到寫作之中，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也由此成就了魯迅一生的文學事業。
魯迅是北洋政府公務員，其仕途經歷與祖父周福清竟有些類似，其職級長期在低級職員序列中徘徊，其最高職務也就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科長，相比好友許壽裳的仕途，魯迅的仕途則要遜色許多。
許壽裳比魯迅早進入教育部工作，也是許壽裳把魯迅引入仕途，許壽裳在教育部先後出任僉事、科長、普通教育司司長等職，顯然比魯迅的仕途要順風順水的多，那麼，魯迅為何得不到升遷呢？
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先後出任教育部總長的達30人之多，如果其中有一位賞識魯迅的話，魯迅都有機會得到升遷，即便是論資排輩，魯迅也是有機會得到晉升，但事實上魯迅只是長期停留在科長職位上，一直到他離開教育部為止，也僅是科長職位而已。
魯迅甚至還與教育部最高領導章士釗總長打了一場官司，而最終結果還以魯迅勝訴，這確實也是一件很奇葩的事件，以致在今天看來，都有些不可思議，從這一訴訟案件來看，北洋政府執政時期也確實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地方。
1923年，許壽裳在教育總長彭允彝執政時期，由於經常與彭允彝意見相左，被外派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許壽裳多方延聘教授，以增強學校的師資力量，而且還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來校兼課，魯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兼職講師，由於魯迅沒有相應的學位，因此只能聘他為講師而不是教授。
魯迅（前排右三）與世界語學會會員合影
魯迅是1923年7月開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講師的，主要講授中國小說史等課程，隨著女師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於1925年升格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這所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婦女人才，與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成為社會上有聲望有地位人擇偶的最佳選擇。
1924年初，許壽裳因“學潮問題”而同情學生，導致教育部的不滿，逼迫許壽裳辭去校長職務，由楊蔭榆接替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而楊蔭榆十年前就在該校出任學監兼講習科主任。
楊蔭榆與許壽裳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校友，1918年8月，楊蔭榆與朱家驊、劉半農、陳大齊、周作人、劉復、鄧萃英等6名教授一起以進修教授的名義獲得北洋政府教育部公費留學資格，楊蔭榆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學習並獲教育學碩士學位。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大多數大學校長都具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背景，而楊蔭榆也成為第一個出任大學校長的女性，楊蔭榆秉承教育部的指令，對學生嚴加管束，督促學生專心學業，不要過度關注政治。
上海“五卅運動”爆發後，北京高校的學生又掀起了學潮，以聲援和支持上海，楊蔭榆與部分師生的矛盾更加激化，一些師生要驅逐楊蔭榆，甚至強烈要求教育部更換校長，但教育部卻站在楊蔭榆一邊予以支持。
楊蔭榆嚴禁本校學生參加“學潮”，她對學生進行嚴格管理和約束的一些舉措，導致部分師生日趨不滿，這其中就包括魯迅、劉和珍、許廣平等老師和學生，魯迅曾先後撰寫了《寡婦主義》、《“破壁”之後》、《並非閒話》等一系列文章，批評和指責楊蔭榆的治校理念和管理方法。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時，段祺瑞執政府軍警向幾千遊行人群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47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就是其中之一，受傷者達200餘人，魯迅懷著激憤的心情，於3月25日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一文，他在痛斥段祺瑞執政府的血腥暴行之時，也毫不客氣地對自己的校長楊蔭榆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挖苦和鞭笞。
“三.一八慘案”場景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5人被北洋政府通緝逮捕，吳稚暉、蔣夢麟、朱家驊、魯迅、周作人、陳大齊等人也都被列入黑名單，處境十分危險，而魯迅的所作所為，也是徹底砸掉了自己在教育部的“金飯碗”，已經失業的魯迅不得不選擇逃離了北京。
1926年8月，經林語堂介紹，魯迅、許廣平與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等人經上海準備南下廈門，而許廣平作為魯迅的學生和女友並沒有相伴隨同到廈門，而是回到了廣州，但師生二人卻有約定，因為早在一年以前，許廣平就因避難已經住進了魯迅在北京西三條衚衕寓所。
時任私立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以寬容的胸懷，接納和聘用了從北京南下的一批著名“教授們”，這其中就包括魯迅、沈兼士等人。
魯迅和沈兼士被林文慶聘為私立廈門大學國文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教授，逃離北京的“教授們”之所以選擇私立廈門大學落腳，也是因為廈門大學開出的薪金高於北京的大學，不至於降低生活水準。
魯迅（左三）與林語堂等人郊遊
當時林文慶正在廈門大學籌備成立國學研究院，林文慶以醫學立世，但其國學功底也是相當深厚，他不遺餘力地提倡國學，並對儒家學說進行系統的研究，他以《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的“止於至善”四字作為廈門大學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為仁人君子”。
由於林文慶經常在校園內組織尊孔、祭孔等活動，還將孔子的生日列為重要節日，並在全校放假“以示恭祝”，林文慶的一些做法，與在北京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文科教授們發生了觀念上的碰撞，道不同不相謀，魯迅、孫伏園、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劉樹杞等教授也都相繼選擇辭職離開。
儘管魯迅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等京城高校授過課，但那都只是兼職，而他在私立廈門大學短暫的執教生涯，也是他成名之後第一次正式執教經歷，他依舊講授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但也僅僅執教了四個月，就主動選擇辭職，離開了廈門大學南下廣州。
魯迅在廈門大學時深受學生喜歡和尊崇，並留下了《百草園與三味書屋》、《藤野先生》等著名文章，魯迅與許廣平之間的《兩地書》，也大都是在廈門大學完成的，但魯迅在廈門大學工作和生活的並不愉快，僅僅滯留了100多天就匆匆離去，但卻給廈門大學留下了諸多寶貴遺產。
魯迅離開廈門大學時合影
1927年1月，魯迅由廈門乘船抵達廣州黃埔港，應聘出任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許廣平擔任他的助教，魯迅之所以選擇廣州，一是因為與許廣平“師生戀”的緣故；二是廣州是當時革命的中心，匯聚了一大批全國精英；三是廣州有許多人脈關係，這裡也是許廣平的家鄉，因此魯迅選擇南下廣州，可謂是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一種選擇。
與魯迅相識的經亨頤、朱家驊都曾執掌國立中山大學，經亨頤曾是“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魯迅好友許壽裳就是接替經亨頤教務長職務的，而朱家驊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執教時，就與魯迅是老相識，而許廣平的堂哥許崇清是廣州教育界炙手可熱人物，堂哥許崇智更是廣東實權人物。
1927年4月，顧頡剛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從廈門抵達廣州赴任，顧頡剛受聘國立中山大學，應該與其老同學傅斯年有一定的關係，傅斯年於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並出任教授、文學院院長，還兼任中國文學和歷史系主任，顧頡剛出任歷史系教授，並接替傅斯年出任歷史系主任，主講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指南等課程。
顧頡剛與魯迅在廈門大學執教期間，就彼此心生芥蒂，以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當他聽聞傅斯年聘顧頡剛到中大任教就心生不快，而“四.一二政變”的爆發，又波及到了中山大學的許多進步學生，北京的一些場景又在廣州重演，魯迅遂憤而辭去中山大學的教職，於當年9月攜許廣平離開廣州前往上海，並在上海開始了同居生活，許廣平成為魯迅的第二個妻子。
魯迅與許廣平
魯迅一生最後十年是在上海度過的，儘管上海大學雲集，但魯迅卻再也沒有出任任何一所大學的教授，他只是偶爾受邀講課而已，因為大學是一個講究學歷學位的地方，沒有歐美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是很難在大學謀到職位的，即便是今天的大學，也是依然如此。
魯迅沒有在上海謀取或應聘大學教授職位，私立廈門大學和國立中山大學的執教經歷，讓他對再執大學教鞭失去吸引力，他決定讓自己成為一個自由撰稿人，只是依靠稿費和版稅收入生活，也就是說魯迅的職業生涯，從他離開國立中山大學時就已經徹底終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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