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書院濫觴於宋，旺盛於明、清。潮汕書院建置與我國傳統文化關係密切，儘管潮汕書院經過歷代各朝的發展成為府、縣、都的多層次書院網絡。但不管層次高低，建築規模大小。書院建置的物質文明，皆注重“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恥以為垣牆，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的象徵喻義。這是華夏小分支潮汕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在書院的具體反映。
插圖：雍正年間的韓山師院圖 （錄自雍正《海洋縣誌》卷一後語，該圖為雍正十二年刻印補入）
書院建置的分類及其特點
潮汕書院建置的發展受歷史文化人物及其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等因素所決定。大致可分為三種性質。
歷史性建置的書院
歷史性建置書院多與歷史人物、創建者或名儒大師的學術活動有關。南宋理學傳入潮汕創辦的書院精舍。鄭國翰，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與朱熹同科。後鄭國翰還鄉，在揭陽藍田飛泉嶺講學。朱熹來遊講學，還為鄭國翰大書“落漢鳴泉”四字，直到今日，這四字摩崖舊跡猶在。這是潮汕名家學術活動的端倪。明代潮汕王學“骨幹”薛侃兄弟子侄、楊驥兄弟、陳明德等人積極不遺餘力地在潮汕傳播陽明學說。此外，還有揭陽縣城南南溪精舍，海陽縣闢望村（後是澄海縣地）的太極精舍。這些書院（精舍）儼然成為當時潮汕乃至閩、粵、贛邊區域的學術中心。
潮汕書院的因人而設還表現出另一種特徵，在那些名師大儒涉足地方，建有一些帶有紀念性的先賢的書院。如宋元祐五年（1090）知州王滌以韓公有造於潮，創辦嶺南較早之一的書院，即韓山書院。嘉泰年間，潮人為紀念曾貶來潮為官的宋名相趙鼎，在潮汕創辦得全書院。這些歷史性建置書院表現出山林化、以人為重、因人而設，也表現出學術性辦學的自由性特點。
官學化建置的書院
明中期，由於官辦明倫堂的退廢，潮汕官員於正德、嘉靖年間將原作為儒學輔助機構的韓山書院屢為整修，尤其在嘉靖七年（1528），經被貶為海陽縣教諭、名臣陳察的請求，潮州兩任知府相繼修葺祠宇，清覆被佔田產，新建道堂（講堂），廣開齋舍聚納眾士子。使韓山書院成為潮汕地方儒學（府學）重要的補充與輔助機構。這時各縣普遍設置官方書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潮陽知縣劉景韶在縣城北創建該縣第一所書院，“以為諸生講習之所，名曰‘北城書院’,一時名士多藏修其中”。創辦於明隆慶六年（1572）的澄海縣的冠山書院、崇禎二年（1629）的揭陽縣的文起書院等也都由各知縣出面公建起來。這些書院和潮州府韓山書院都作為生員肆業及聆聽長官訓誨之所，有些書院還為士子提供會文及科舉的部分費用。
其次是書院官學化使書院設置出現由山林逐漸向城鎮靠攏的趨勢。本來理學的藍田書莊、王學的巖洞書院追求的是清靜的讀書環境，故多選擇山林勝地，遠離塵囂。若官學化書院也仿其環境位置，這就給官方控制帶來不便。另一方面，府縣治都建於城鎮，使城鎮成為潮州府及府屬各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中心，而城鎮的發展又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這兩方面的因素結合起來，書院向城鎮靠攏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不過城鎮環境畢竟過於嘈雜，且其地有限，故書院往往設在城郊。如揭陽縣的榕江書院、潮陽縣的棉陽書院、饒平縣琴鋒書院等，這是潮汕城郊型的書院建置主導地位的模式。
紳士商賈創辦的書院
潮汕紳士是以儒家的修心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為準則，向來重視教育哺育優秀人才。明時潮汕紳士們辦的有薛中離書院、玉華書院、玉林書院、南溪精舍等。這些書院大多是學術研討的書院。
明清時期，資本主義商業經濟在潮汕開始萌芽與發展，後來由於汕頭開埠，經濟發展較快，而汕頭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比較早，給教育帶來經濟上的有力支持。且商人從培養自己子弟的目的出發，也興辦書院。光緒年間，海陽縣幾所新創辦的書院便是由富商們捐款而興辦的。方耀在潮州於光緒三年（1877）興辦金山書院，除了有公款資助外，還得到當地商紳相當多的捐款。由於紳士的捐款，潮州府屬各縣這時候新建很多書院，如海陽有金山、三山、西關、上莆等書院，潮陽有六都、奎光書院，加上普寧、惠來等縣新建書院有十多所。這時潮汕共約有書院54所，平均每縣約有8所。但實際上府治屬邑海陽為最多，有18所，而像饒平、澄海、惠來、普寧等每縣僅有3－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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