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楊傑
熱漿糊般的夏天，江邊多了好些胳膊和腿。小孩在“那條很長的河”裡鳧水，老大爺在岸邊喊上幾嗓，拴著拖鞋紮了一個猛子。
入夜，江水是消夏寶地，有吃火鍋的，有打麻將的，藤條椅索性支在水中，坐在上面的人亮著白花花的肚皮，腿泡在江裡。
子時，人群漸去，城市安靜下來，只有江水發出聲響。它自西向東，在中國版圖上橫貫出一條橫軸線，出世界屋脊，跨峻嶺險灘，細密支流連湖入川。再從軸線向兩側暈染，讓6億人生活在水邊。
6億人與長江共生。在上游麗江，東巴文化相信水是“自然神的鮮血”。納西少年在成人禮上要圍一條紅色腰帶，上面繡著的圖案寓意“頭枕玉龍雪山，腰繫金沙江水”。
當長江流至赤水河，水更貴了。這是長江上游唯一沒有修建大壩的自由支流，中國能叫得上名字的頂級白酒，多產於此。酒企養活沿岸人，女工只用7秒就能拴好茅臺標誌性的紅絲帶。
至三峽，人與水要想個法子相處。每1000箇中國人裡，就有一位三峽移民。重慶雲陽人外遷到上海崇明島，有人帶走老家的黃土，有人帶來故鄉的黃桷樹苗。一位移民去世時把車票傳給子女，告訴他們自己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
長江與人自遠古相伴，北方居民即便不飲長江水、不食長江魚，也在大氣複雜的運動後，受益於長江氣候。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這條大江不是生母，就是乳孃。
在麗江石鼓的長江第一灣，長江自此由南改向東北，流入中原。
【1】
納西人楊樹高的家在“長江第一灣”靠上100裡，一張口全都是水的故事。
“長江本是自北向南流，到這裡突然來了個100多度的急轉彎，改向東北，奔入中原。”楊樹高內穿麻衣，外披羊皮坎肩，面色黝黑，就像古老壁毯上的人形，與背景區分不開。
他手指的方向，連綿的青山像地球的靜脈曲張，河水在山間填充。因為這個彎，長江成為一條中國內河，不至流向境外。
幼時，爺爺抱著楊樹高念東巴經，每個納西小孩都得到同樣的教誨：“不要往河裡吐唾沫，否則會變成豬。”洗衣服也要把河水舀出來，汙水不能流進河裡。
他們有70多種儀式，祭天、祭自然，認為人和自然是同父異母的兄弟，相信靈魂不死。
“納西文化是人類的童年，但長江上游的文化常常被忽略。”楊樹高研究納西文化多年，信仰東巴教，但他的女兒已經不信了。
下游的經濟繁榮搶走了許多注意力，楊樹高感覺到文化上的不平等。“其實下游總是對上游充滿想象。”
將近400年前，江蘇江陰人徐霞客萬里遐徵，為期四年詢江問源，釐清了金沙江、岷江、大渡河三者水系脈絡。在遊記中寫下“宮室之麗，擬於王者”，是對少有外人涉足的麗江古城的第一聲讚美。
在“長江第一灣”滾滾東流水旁，徐霞客的雕像北望崑崙江源。這是去年江陰市徐氏宗親捐資，在麗江設立的。
河道像彈簧，收緊兩端。湄潭縣藏在貴州遵義的一片茶園裡。抗戰時期，浙大順流西遷，一批知識精英在這裡彙集。竺可楨一邊放羊、一邊教書，老百姓貢獻出自家煤油燈。
河水還往內陸運去同濟師生和故宮的寶貝。在四川宜賓東郊，一個叫李莊的古鎮保留著“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應”十六字電文。硝煙驅趕之下，與民眾流亡同步的是“文化遷川”運動。那是李莊人口與智力密度的高峰。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據說這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當時接收國際郵件只需寫上“中國李莊”即可送達。
這段歷史隱秘在戰爭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事人卻記得往昔情誼。如今，李莊古鎮的開發和保護由同濟大學免費規劃和指導；李莊中學每年都會迎來同濟大學的研究生支教團；李莊還在2016年建成同濟醫院，醫療資源部分共享；去年是同濟大學110週年校慶，遠在2000公里外的李莊舉行了一場110人參加的馬拉松，活動的名字叫“溯源李莊，同跑初心”。
當時，李莊地處長江上游，同濟來自下游，從下游到上游的外來人有了“下江人”的統稱。
搬遷前的三峽移民。
【2】
住在上游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也會成為“下江人”。
過了朝天門，重慶的江景繁華衰減，靜謐浮出水面。水邊的石子被衝得泛出灰色，像一條彎彎曲曲的花邊。老房子舊家，已經淹沒在“花邊”底下。
千禧年，第一批三峽移民落戶上海，徐繼波第一個下了船，落腳在崇明的土地。他抱著家鄉樹苗的照片被放大、再放大，掛在重慶三峽移民紀念館的牆上。
他先被安置在侯家鎮橫河村，後合併到陳橋鎮鰲山村。2004年6月，因土地徵用，他們一家從農民變成了市民，分了兩套拆遷房。
因為手裡的房子，三峽移民看見他就說他“發了”。起初，他還做農民，後來進了機械加工廠，廠子是夕陽產業，倒閉了，他又成了保潔公司清掃組的一名組長，用濃重的重慶普通話勸阻人不要亂扔菸頭。他還當上了區政協委員，自稱是唯一一個“騎電瓶車去開政協會議的委員”。
當年75歲的父親沒有隨他一起搬走，幾年後，想兒子的老父親在電話裡哭了，“我老了”，父親說，“我只能是一個農民。”
三峽移民紀念館的牆上還有更多照片，哭泣的、沉思的、迎來新生命的……這個以江邊岩石為造型的紀念館位於重慶萬州，三峽工程120多萬移民中，萬州的移民超過26萬人。
在萬州，有不少以東部發達地區城市命名的街道，比如上海大道、廈門大道，因水淹而重建的新城得到過東部發達地方的援建資金。
紀念館裡有個展區張貼著此地的移民史。春秋時期，巴族廩君部率五姓西遷，從湖北宜都縣到重慶涪陵。巴人入川后，繼續沿長江向西遷徙，到達今重慶後，又沿嘉陵江向川東腹地挺進，是三峽地區見於記載最早的大規模移民事件。
到了元明清，四川、湖北久經戰亂，人口耗損、田畝荒蕪，明代和清代發起兩次“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三峽地區停留了大量人口。他們的後代漸漸習慣向水討生活，如今又不得不永遠上了岸。
【3】
呀莫嗨麼！喔——嗬！
天之下，地之上
一條大河在流淌
天之下，地之上
一根繩索絆大江
天之下，地之上
一群縴夫在歌唱
晨霧像一根菸柱似的在江上移動著，碰到青山，便順勢鋪展開去，一頭鑽進峽谷。86歲的老船長易德華在清晨唱起“金江號子”，他身後是雲南北大門昭通和向家壩水電站，長江從這裡流向四川。
易德華不再挺直的肩背上留有纖繩的痕跡。別說是人，就算是江邊的岩石，也留下過磨痕。“弄船人苦中苦，天晴下雨都在河壩頭。”他說。
金江號子是拉縴時用來打氣的口號，現在被改編成歌唱新時代的調子。攏船人、弄船人、船老大、舵爺、茶官頭這些舊日稱謂也都換作船長、大副、輪機長……
以前，除了這些江邊“走水人”，漁民每天的生計也都在水裡、在網上。水邊生活，一網下去，一排兩百個網眼，在水下綿延10米，像一堵城牆。拉上來時，網格上粘著白白灰灰的小魚，如同晾曬的素色床單。
蓄水之後，洄游魚類少了。下河捉魚的營生也作了古。在昭通綏江，新縣城劃為A、B、C三個區，老鄰居碰了面，先說自己住在X區。2012年，建設向家壩水電站時，6萬居民就地後靠。
因向家壩水電站的建設，整個綏江縣城就地後靠。
搬遷啟動儀式那天，火紅色的標語引人注目，右邊是“高效率快節奏大搬遷大發展”，左邊是“舍小家顧大家為國家搬新家”。
一座新城就像當地的苦竹，幾乎一夜之間躥出石縫。建設時，流動人口激增，施工的、進料的、做生意的。宜賓一個小姑娘跑到綏江C區工地上賣礦泉水，一個夏天賺了8萬多元。
縣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員說，本縣沒有金庫，要從外縣調款，平時一個月一次，也就2000多萬元。新城的戰役一打響，急需大量現鈔，每週就要調一次，一次拉一個億過來。在大山裡押運現鈔，讓人提心吊膽。
綏江只用了2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搬遷。許多基礎設施還沒建好，但人們已經搬進了樓裡。有戶移民要把一套傢俱搬到19樓，當時電梯還沒開通，搬家公司要價3萬元，足夠買一套新的。
一個叫柯昌富的老人，用四個車輪上的軸承做了一個手推平板車，把家裡的東西打成一個個小包，背出院壩，再用小推車一包包推到新城。搬運床鋪和櫥櫃時，全部拆成一塊塊木板，編上號，運到新家再逐個拼接起來。他往返一趟五六公里，風雨無阻，用了一個多月搬進新家。祖墳和古樹都跟著搬遷了。
向家壩水電站下閘蓄水的第5天，江水上漲，有500多年曆史的綏江老城緩緩沉入江底。上午10點，整個老縣城已經淹沒了五分之四，江面上除了一些被砍斷的樹枝外，幾乎找不到一點老城的輪廓。
那幾日，有個老大娘天天守在江邊，看著江水的水位一天天增長，慢慢淹沒自己曾經的家。
自從搬進新城，老人走失的事經常發生。街道還沒來得及命名，樓房還是施工時的棟號。就算是年輕人，也有摸錯家門或是找不到家的。
一些農民搬遷到縣城後，總是在傍晚五六點鐘去買菜，能便宜幾毛。他們在規劃的綠化帶上強行開出小條菜地，在水位回落時，搶著在岸邊種上糧食。祖輩棲居的江邊，在政策上已不屬於他們，但血液裡的水分無法瀝乾。
舉行拆除儀式的前一天傍晚，成千上萬只金沙雀在縣政府樓前的屋頂上、電線杆上，黑壓壓地叫。有人本想給老城留下些照片，卻被飛旋的鳥包圍起來。
第二天再去，一隻鳥也不見了。在適應大自然、感知大自然方面，動物比人要靈敏得多。
【4】
過了三峽，舟至長江中游，河道迂迴曲折，江面寬展，滋養江漢平原。河邊有種潮乎乎的氣味，大魚捕捉小魚，打得水面噼啪響。
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從東到西依次分佈，在沿途接納大小溪流之後，全部匯入洞庭湖。老話說，兩湖熟天下足。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家鄉的小吃天下無雙，有些人即便出去闖蕩了一圈，見了些世面，也咬死不肯鬆口。
重慶是碼頭文化，火鍋就是碼頭菜，沒時間做精緻的，乾脆一鍋煮。喝了幾杯山城啤酒，上頭上臉，胡亂朝著江邊伸手一指：“重慶，你隨便耍，哥子給你紮起！”
還有西南地區的烤魚，沿著魚腹正中一剖為二，用筷子或者篾條撐開，取鹽和辣椒粉醃製一下，就可以坐等夜色降臨了。腳下泡著江水，眼前是家鄉的一縷熱氣。
湖南夜市。
到了湖南，火鍋是不大吃的，街上湘菜很多，川菜館子少，北方菜更少。
“在湖南，吃辣有鄙視鏈，越是山區越能吃辣。”一位當地人說。將生辣椒置於炭火或煤火上烤熟，撕去焦皮後，用麻油醬油調味，或是將生辣椒切條，用油煎熟，以鹽和豆豉調味。總之，餐桌上少不了辣椒。
在城市深處，通宵營業的小館子，老闆面冷心熱，燒得一手好菜。除了傳統的口味蝦，還有價格不便宜的口味蛇，又香又辣，味入肌理。
吃夜宵多是複數，三朋五友，吃完一頓辣，搖搖晃晃回家。“湖南人愛交朋友。做互聯網社交的很多人是湖南人。”當地高新區的一位管理者說。
“微信之父”張小龍、快手創始人宿華、陌陌創始人唐巖、映客創始人奉佑生、世紀佳緣龔海燕、58同城姚勁波都是湖南人。前兩年，湖南當地趁著機緣，開始籌劃移動互聯網嶽麓峰會，專門把開會時間定在清明節，趁大佬回鄉探親時舉辦。
不過，一本詩集很難被屏幕取代。嶽麓書社擺著一塊上了年歲的木桌，古籍室裡陳放著3萬餘冊品相上乘的明清刻本和民國印刷本。老樓歪歪扭扭地立在鬧市，灰牆木窗外，據說是橘子洲煙花的最佳觀賞點。
站在岳陽樓上，洞庭湖的江面映著雲光。以前，採砂船在江上川流不息，陽光下透著微微的鐵鏽味。再早之前，這是滕子京被貶黜的邊遠地區，他治水患、築堰堤、嘗辛辣。如今，與時俱進的人們都盼著分一杯互聯網的甜羹。
南京長江大橋正在封閉改造。
【5】
朱自清在那篇著名的《背影》裡寫：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
長江流至下游，江闊水深，兩岸土地上站的人也稠密起來。上世紀60年代以前，若要過江，散文家描述的情景便要重現。
當時，中國的鐵路線還不似這般密密麻麻。兩條大動脈，一是從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線，一是南京到上海的滬寧線。河道掐斷路的進取心，由於長江阻隔，動脈不能連接。後來，南京國民政府想了個法子，火車從鐵路一直開到棧橋上，再用輪渡把整個車廂運到對岸，每天大約通過8次。
現在，如果有人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會經過100多座橋。它們從頭頂緩緩而過，斜拉橋的拉索輻射出幾何之美；吊橋在江上畫出一道拋物線；拱橋插進山谷，躍出一道彩虹。
等到夜晚，面色堅毅的橋又換了副面孔，燈光增加了柔情。久坐辦公室的人們喜歡到橋下散步，吹一吹晚風。
水離不開橋，橋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水。長江上這些形態各異的橋，都要從南京長江大橋說起。它是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樑，建成於1968年，又稱“爭氣橋”。
南京濱江花園距離大橋只有幾百米，在社區居委會的4樓，有一座微型博物館，展出的主題只有一個——大橋下的文化。
幾十年前，這裡住的是南京長江大橋的橋工，棚戶區改造後，老橋工們都搬走了，當初的記憶留在了這間不算寬敞的屋子裡。
馮永祥是微型博物館的義務講解員，“老年人來這裡主要是為了緬懷，青年來這裡看主要是好奇。”
展廳櫥窗裡掛著大橋圖紙、設計模型、橋工的帽子、口哨和工具。印有大橋圖案的茶缸、暖壺、洗臉盆、鐘錶、糧票和筆記本組成一個幾十年前微型的家。
與大橋的合影就更多了。這塊地標建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中國人“必到此留影”之處。人們的衣著、表情和動作全是時代縮影。
一位志願者說，他給博物館捐藏品，記錄下的都是大橋的輝煌，他更想讓人們記住的，是這座大橋建設者們的精神，是中國的建設者們面臨困境，這才是這座大橋留給南京最深刻的城市記憶。
工程設計的難度自不必說。大橋每個墩底部面積400多平方米，比一個籃球場還大。有一年9月，洪水把北岸錨沖斷，只剩主錨錨定位置，五號墩在水裡擺來擺去，建造者回憶，那是最危急的一個時刻。
在飯都吃不飽的年代，澆築大橋筋骨的是一群20出頭的橋工，頭頂藍天，腳踩波濤。
上世紀60年代，鐵道部大橋工程局來南京燕子磯公社招工，馮永祥立馬報了名。工人要求很簡單：年輕力壯、政治背景清白、長相端正即可。
大橋建設分四大工種：裝吊工、鉚工、木工、混凝土工。馮永祥是裝吊工，技術含量不高，但極其艱苦。建鐵路橋時，裝吊工要跟著鐵路走，他負責鏟道渣。夜裡零下五六度，工人們手拿鐵鍬一鍬一鍬地鏟，將道渣裝進火車皮上的竹筐裡，拖到別處再倒出來，“鏟道渣的時候，衣服都汗溼了，等坐到火車皮上風一吹又凍得發抖。”
鉚工也不容易，一個鉚槍19.8公斤重，有時得舉到頭上去釘，釘一個需要半分鐘，一方面胳膊吃不消，另一方面鉚槍震動、噪音太大，很多鉚工後來耳朵都不大好。搞電焊的，一個班下來，煙燻火打，晚上回去睡一覺，眼睛就睜不開了，去醫院拿點藥，第二天接著來。
8年時間，天塹終於變成通途。通車那天，人們印象最深的是紅色多，掛幅、車頭大紅花。第一輛開過大橋的彩車上，有一尊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橋上是人、路上是人、連樹上都站滿了人，據說，那天擠掉的鞋就裝了兩個卡車。
南京軍區為檢驗大橋質量和部隊戰備情況，組織80輛坦克和60多輛輪式車輛編隊駛過大橋。
大橋成了工人階級的精神圖騰，刻著毛主席語錄，塑造了三面紅旗，引橋建了工字堡。當年橋上白玉蘭燈的造型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定下的，符合中國人審美。
1966年，南京長江大橋外觀模型第一次對外公佈，當時要選兩名錶現積極的工人和模型一起遊行。馮永祥被選中了。
他和另一名同事身著軍裝，手握衝鋒槍，分列大橋模型的左右兩側。卡車載著他們從鼓樓一直開到了挹江門。“我站在卡車上一動不動，”馮永祥迎接著人們的注視，“覺得自己那一刻就是一個戰士。”
如今，馮永祥坐在老舊的椅子上，從挎包裡掏出一個本子。他是橋工聯誼會的會長，本子裡是老橋工的聯繫電話，有人的名字已經畫上了框，手寫註釋於某一年去世。
1999年，馮永祥第一次發起橋工聯誼會。與當時最好的朋友30多年沒見，第一眼看到對方，竟都愣住了。
任發德80多歲了，是當時大橋攝影組組長，掛著德國產的哈夫林相機，為南京長江大橋拍攝了二三十萬張相片。直到現在，天一晴，他還是坐不住。
“我這一輩子沒有什麼大的作為，但參與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我感到很自豪。”鋼筋工袁建昌賺了工資，攢了180塊錢，買了部照相機。一有時間就去橋上拍照，幾個拍攝最佳點，他都掌握了。
原先寶塔橋有家照相館，大橋一通車，就改名為大橋照相館，生意異常紅火，沒幾年就成為南京當時最大的照相館之一。
同樣以大橋命名的還有大橋飯店、大橋電影院、大橋牌煙花……就連第一輛南京本地產的自行車也叫大橋牌。
黃慶橋父輩從湖南搬到南京，大哥在秋天出生，叫黃秋橋，二哥在春天出生，叫黃春橋。南京是個火爐，那時候沒空調，三兄弟經常帶著席子去橋下乘涼，一待就待到晚上十一二點鐘。
在大橋的家屬區大院，年紀四五十歲的人裡有很多重名，那時候哪家生了孩子，老大起名叫長江，老二就叫大橋，還有的乾脆叫橋墩、鋼樑、鐵柱。
馮永祥的兒子在大橋建成的第二年出生，起名馮飛橋。“大橋是我人生的重頭戲。”他說。
重慶的長江邊上，人們在薄霧中釣魚。
【6】
上海迎面而來，碰到人的臉分開，又在兩側退去。街道兩邊的梧桐樹葉，綠色非常年輕，在車速加快後成了兩道綠流，把許許多多的人臉以及商店、高樓也流動了進去。
黃浦江是長江的最後一條支流。在經歷了那麼多山峰河谷、平原丘陵和城市景觀後，長江在上海崇明入海。
“上海是江南水鄉，不缺水，但缺好水。我們是長江的最後一站，吃的是上游的洗腳水。”上海市發改委主任馬春雷開玩笑說，“十年前，區長最大的本事是拆了房子造房子，現在是拆了房子造綠。”
他說，崇明未來的發展，不聽人話，聽鳥語。“但是島上的70萬人怎麼辦？”
崇明島有許多綠地、水地和灘塗。陽光正好時，綠葉不動，街道乾淨，這也許有三峽移民徐繼波的一份力。
崇明島“下腹”靠江處有個堡漁村，以前叫“長江隊”，全稱長江漁業大隊。上海除了有世界聞名的陸家嘴，也有出賣體力的捕魚人。
明代萬曆年間的《崇明縣誌》上寫道，“崇人生長海濱，盡得水族之性，故善漁”。
抬眼望天，低頭見水，唯獨看不到岸。崇明附近水域，一月有鰻苗，三四月有刀鱭，五六月有鳳鱭，白蝦幾乎不論季節、下網就有，以往漁民一年四季都可在長江入海口“撈金”。
隨著水庫建設，長江新航道的規劃，長江口禁捕區域越來越大。去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率先在長江流域水生生物保護區實現全面禁捕”。昔日的“船上人”陸續都上了岸。
上海超過七成的飲用水都來自於長江，超過1300萬人口受益於此。縱觀世界歷史，繁華多依水興起。長江邊上的日子，總是離不開水。人們靠水灌溉、吃水解渴、下水捉魚、用水運輸。除了經濟效益，單單是望著江水也提供了足夠的審美價值。不然，怎麼會有古人面對長江，吟誦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83年8月7日，一個平凡的週六的晚上，下班回家的人們習慣性打開電視機，一部名叫《話說長江》的紀錄片在中央電視臺首次播出。在那個旅遊還屬於奢侈消費的時代中，中國人第一次以各種難以想象的角度看到了長江的全貌。
在此之前，他們與長江的故事，只是自己知曉的一個小節。
（圖片均來自視覺中國）
本文由中國青年報獨立出品，首發在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及頭條號，加入樹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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