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剧《花开百雁坡》在太谷成功首演

张春玲

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我市对非遗保护的力度逐年加大。太谷秧歌作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我市各级政府的关注和扶持。近年来，太谷秧歌传统剧目得到了抢救保护，新编剧目不断涌现，太谷秧歌《花开百雁坡》就是新编剧目之一。

精彩片段

凤栖于梧花盛开 砥砺奋进幸福来

●老村长的烦心事：村里脱不了贫 媳妇进不了门

“百雁村三年没唱戏，没钱请不来戏班子。”老村长石发财私下里感叹 “自己没能耐，脸上真的没光彩”。可是，当着村民的面，他却不能丢了他的“尊严”：“我是村长，我不去，戏不开。”村里脱不了贫，自己也是贫困户，给儿子石根生介绍的对象，眼看成了别人家的媳妇，老村长石发财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难道男婚女嫁成了买卖了？”

●村里一桩大喜事：扶贫来了俏佳人 创业英才回了村

无巧不成书，媒婆刘美琴的女儿刘树英精准扶贫选中了百雁村，邂逅相遇石根生。 “同窗三载口难开”，当年一声再见匆匆走散，如今一个在大学学习长了知识，一个在社会创业长了才干，人生再相逢，铭刻着相思的记忆，握住的手再也不想松开。一个扶贫干部，一个创业英才，百雁村一下有了新生力量。

●扶贫路上曲折事：新思想遇上老脑筋 各执己见不相让

百雁村地多坡广，适合种植苗木花卉，然而，刘树英通过种植苗木花卉脱贫致富是老村长坚决反对的，刘树英和石根生千方百计说服老村长石发财，但石发财清楚地记得，当年满山也是树，想吃饱穿暖没指望。他就认准一个死理儿：种下粮食能填饱肚子，花花草草不能当饭吃。

●母女俩忆起伤心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省吃俭用悲酸愁苦

刘树英大学毕业作为一名扶贫干部来到农村，可刘树英从小失去父亲与母亲刘美琴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供她上大学，希望她在城里找工作找对象，没想到她又回了农村，刘美琴怒火冲天一巴掌将女儿打倒在地。看着跪在面前的女儿，刘美琴的心猛地一颤，怜悯之情袭上心头，母女俩抱头痛哭。

●刘树英郑重许婚事：金凤凰落在梧桐树 百雁村浇开幸福花

山坡上种植了苗木花卉，张二婶家的牛没处放，张二婶时时从中挑拨：“她有她的小九九，哄得咱们种上树是好向上级交代。”石发财信以为真：“家里的倒忙全是她帮，原来是死对头来了俺家。”对刘树英与石根生更是横加阻拦，刘树英无奈当面向石发财许下了婚事。

1月 10 日，新编秧歌剧《花开百雁坡》在太谷文化中心首演，现场座无虚席，观看的群众激动地说：“我们都爱看秧歌，但很久没有看到新戏了，这样的新戏演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看着也入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秀红在我市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剧本创作要树立大众情怀、体察大众情结、尊重大众情绪，提升话语能力，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创作正能量、接地气的剧本，是我市宣传工作的重点，也是我市作家近年来的努力方向，《花开百雁坡》正是对当代生活进行艺术阐释的一种探索。

秧歌也能说大事儿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政治生活则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1月4日，在太谷秧歌《花开百雁坡》研讨会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乔建蛮充分肯定了该剧接地气又正能量，编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责任感和讲好故事、表现新时代的创作使命感，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太谷秧歌以新的时代内涵，使舞台表演呈现出新气象、新面貌。

《花开百雁坡》写的是当前重大现实题材的精准扶贫。百雁村是太谷县远近闻名的一个贫困村，百雁村村长石发财虽然也想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但由于思想僵化，囿于成见，不仅不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而且家庭贫困使儿子石根生找对象成了老大难，而扶贫干部刘树英扶贫选中了百雁村。刘树英与石根生是高中同学，同窗三载曾互相爱慕，但由于刘树英上大学石根生落榜而各奔东西。刘树英来到百雁村，与石根生一起带领村民种植苗木花卉脱贫致富。

与传统剧目相似，《花开百雁坡》仍在讲家长里短，仍在讲爱情故事，但它发生在精准扶贫、脱贫致富大背景下，与当前工作，与广大农村、农民息息相关。在政治意识形态传达和观众接受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能够“软着陆”。“剧本创作既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意识形态，也要接地气，而秧歌创作，尤其不能忘记乡村和农民，要为乡村写戏、为农民写戏。”编剧郭润生说这正是《花开百雁坡》写作的初衷。

故事就发生在身边

起于民间、闹于民间、存于民间的戏曲，千百年来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民间需要它、喜欢它，它在讲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故事。

当前什么样的剧目受欢迎，演员最有发言权。“缺少新编剧目尤其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新编剧目是太谷秧歌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有资金，有好的编剧编出新东西，我相信还是很多人看的。”太谷建桃秧歌剧团团长杨建桃这样说。

《花开百雁坡》虽然讲的是重大现实题材问题，但并没有板起面孔说教，而是为观众展开了一幅清新的农村画卷，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台上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观众身边。剧中百雁村以太谷县小白乡白燕村为原型，白燕村地处丘陵地带，大力发展一村一品，成立了专业苗木合作社，带动农民入股，使农民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花开百雁坡》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经过了艺术的典型化创造，塑造了刘树英、石根生、石发财、刘美琴、张二婶等艺术形象，并对人物的精神做了集中概括，创作出了与时代合拍的剧本内容，讲出了触及当下社会矛盾的故事。

“百雁村三年没唱戏，没钱请不来戏班子。”老村长石发财私下里感叹 “自己没能耐，脸上真的没光彩”。可是，当着村民的面，他却不能丢了他的“尊严”：“我是村长，我不去，戏不开。”村里脱不了贫，自己也是贫困户，给儿子石根生介绍的对象，眼看成了别人家的媳妇，老村长石发财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难道男婚女嫁成了买卖了？”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仿佛就在我们身边，而老村长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叔、大伯。通过老村长这一形象，我们真切感受到贫困农村脱贫攻坚任务的急迫和艰巨。

冲突将剧情推向高潮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市文化局戏研所副主任吴楠认为，《花开百雁坡》将剧中的矛盾事件做出巧妙的结构安排，使情节一环扣一环地推进，波澜起伏，引起了观众对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矛盾的结局特别关切的心情。

《花开百雁坡》剧情刚一展开，就给观众设立了一个矛盾冲突：老村长与媒婆刘美琴的矛盾、与养牛大户张二婶的矛盾，张二婶家通过养牛发财致富，在百雁村是个“冒尖尖的”，娶媳妇自然要比别的家容易。刘美琴本来给老村长家介绍的对象却介绍给了张二婶家，老村长觉得她们“太嚣张”。而这一矛盾的背后，折射的是贫困山区的脱贫致富问题，很自然地引入正题：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脱贫致富。

无巧不成书。刘美琴的女儿刘树英精准扶贫选中了百雁村，邂逅相遇石根生。曾经“同窗三载口难开”，如今一个在大学学了知识，一个在社会长了才干，二人共同来扶贫，百雁村一下有了新生力量。然而，刘树英通过种植苗木花卉脱贫致富是老村长坚决反对的，石发财就认准一个死理儿：种下粮食能填饱肚子，花花草草不能当饭吃。而刘树英与石根生的婚事又是刘美琴坚决反对的，这是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

这一矛盾还没解决，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张二婶与刘树英、石根生的矛盾。山坡上种植了苗木花卉，张二婶家的牛没处放，张二婶时时从中挑拨：“她有她的小九九，哄得咱们种上树是好向上级交代。”石发财信以为真：“家里的倒忙全是她帮，原来是死对头来了俺家。”对刘树英与石根生更是横加阻拦，刘树英无奈当面向石发财许下了婚事。就这样，矛盾一个接着一个，将剧情推向了高潮。

人物形象立体鲜活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主流戏剧作品创作中，如何发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从生活中凸显出来，使“情”从表演中凸显出来，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实践课题。

《花开百雁坡》的人物不多，但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在观看刘树英到贫困村扶贫的先进事迹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舞台上呈现的，不是那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宏大叙事，而是几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矛盾纠葛。扶贫干部刘树英，不是我们想象的只讲事业不讲感情的概念化、公式化和扁平化的人物，她既要扶贫，也要追求自己的爱情，既要做妈妈的好女儿，但在婚姻大事上绝不惟命是从。刘树英来到百雁村扶贫，与石根生谈恋爱，她知道妈妈绝不会同意，就瞒着妈妈，而当一切都无法再隐瞒的时候，刘树英抱着妈妈的哭诉令观众潸然泪下：“娘为儿东坡下来西坡上，娘为儿又当爹来又当娘，娘为儿孤零零没改嫁，娘为儿操碎心挂肚牵肠。儿不该骗娘将娘伤，儿不该为搞扶贫说了谎，儿不该婚姻大事跟娘没商量。”这时的刘树英，又让我们看到了儿女情长的一面。

石根生创业有了成果回到村里搞扶贫，但刚回来时并不是为了村里的群众脱贫致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人、为了照顾自己的老父亲，“要不是你来扶贫，要不是父亲年纪大，我也不回这穷山村。”石发财从顽固保守、只知道田里种庄稼的老村长到逐渐接受新生事物、支持刘树英带领村民种植苗木花卉脱贫致富，刘美琴从坚决反对女儿婚姻到理解支持女儿，张二婶从为了自家利益挑拨是非到关心帮助别人，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性格都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展，给观众留下了立体鲜活的形象，解决了人物塑造“概念大于形象”的问题。

正如市文化局副局长程志峰所说，《花开百雁坡》虽然讲的是重大现实题材问题，但作品没有刻意拔高，不只是以喜剧的活泼生动吸引观众，也不只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满足观众审美心理。细细品味便可发现，其中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环环紧扣的矛盾冲突、亲情爱情的交织，时时在感染、滋养乃至征服着观众的心灵，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自然地获得提升。

修改打磨精益求精

演出是舞台艺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式，也是提升质量、打造精品的主要途径，拿到《花开百雁坡》剧本以来，建桃秧歌剧团根据演出内容自己谱曲、设计衬词，突出了太谷方言的特点，并结合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创作了各种不同的旋律，把演员的行腔和音乐伴奏紧密配合，曲调优美、婉转动听，新颖悦耳、欢快活泼，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而这些工作都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排新戏对每个演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杨建桃虽然已有几十年的舞台表演经历，她平时表演时嗓音圆润、技巧娴熟、表情细腻、情真意切，总能得到观众的好评。但在演这部新剧目时，觉得有些细节表演不到位，演员之间的配合也不太默契，需要表达的感情没有表达出来。有的演员演唱、动作还显得机械，影响了舞台效果。

“今天演完第一场，到第二场演出之前，我们还要改词、改调、改表演细节。一点一点地磨，争取更上一层楼。”在首场演出之后，杨建桃心里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打算。

作为民营剧团的团长，杨建桃说，“服务基层，扎根农村”是他们的发展方向。建桃秧歌剧团常年活跃在乡村大地，足迹遍及太谷县以及周边县市的大部分乡镇，是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目前，杨建桃却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剧团大多时候在演老剧目，限制了剧团的发展。要增强竞争力，剧团必须把“闯市场”和“做艺术”相结合，但是对于民营剧团来说，有一个好的剧本太难了，排新戏费时费力又费钱，这对于民营剧团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杨建桃准备迎接这个挑战。

太谷县文旅委主任曹建呼说，这台新编剧目以小投入实现了大效益，小故事折射了大主题，具有广泛的宣传、教育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花开百雁坡》是一部当代的戏剧，也是当下的生活，更是传统艺术落在黄土地里的一颗萌发的种子。

照片为《花开百雁坡》剧照 陈卯林 摄

祁太秧歌的来历

祁县尚巾文化传媒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祁县地面上建立了一个踩街秧歌班子。班里演唱些应景的小曲儿，套唱些《十二月对花》、《小放牛》、《大花鼓》等。人们嫌不过瘾，请了两个有才华的秀才边编边演。他俩一个是太谷人，一个是祁县人。

一天,班头召集大家说:“咱们班子也搭起来了，名气也有了，我看咱们商量商量，总得起个好听的名字才好。大家说说咱们这秧歌班叫什么名字最合适？”

没等大伙议论，两个秀才吵起来了，太谷秀才说叫太谷秧歌好，祁县秀才说叫祁县秧歌最合适。

无奈，只好去告官府。县老爷倒是个好人，他想，我得先调查调查，如果其中一个能高姿态，少计较点得失，岂不好解决问题？他对祁县秀才说：“你坚持叫祁县秧歌，难道就不能商量商量吗？”

祁县秀才马上接口道：“祁县在前太谷在后，算工龄也不能轮他，何况欺主压宗！”

县太爷又朝太谷秀才问：“你执意叫太谷秧歌，也没更改的可能？”

太谷秀才说：“秧歌本来出自太谷嘛，这就像夹墙墙和王瓜瓜，瓜瓜到了你院子里，根根还在我家里!”

这两秀才平素你写一段，他编一出，你谱一篇，他和一曲，配合默契，可是今天，差点当着大老爷的面在公堂上打起来。

县太爷看看这两个秀才争名夺利伤了和气，把惊堂木一拍，向太谷秀才喝道：“别欺辱我老爷不识数，你们的秧歌我懂。”“二月里来二月以门三，祁县东门外把会赶”是你太谷的？说的太谷秀才哑口无言。

祁县秀才马上形于色地的说：“大老爷英明，本来.......”一句话没有说完，县太爷又说：“大胆，怎么敢独霸一家，‘家住（儿就）在太谷（儿就）城，鼓楼（楼楼）东来有家门.......’祁县能代表了？”又把祁县秀才问了个头也头也抬不起来。

县太爷提起笔来判道：“两个秀才都有差，为了起名打起架，祁太秧歌从此叫，两家争论算作罢！”

注：以上为民间传说。

搜集整理人：王继红

致敬：祁太秧歌一代宗师 香蛮旦

晋剧青年学生会

“香蛮旦”，太谷县城乡无人不晓,群众中流传着“看了‘香蛮旦’，三天不吃饭”的俚语,可谓声名赫赫,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王效端，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男性。他是太谷秧歌的名艺人,在太、祁、榆，乃至晋中全区文艺界早有名气,特别是广大农村百姓更加熟悉。他一辈子唱秧歌,牢记太谷秧歌的若干传统剧目，并曾为多位育乐家、歌唱家提供太谷秧歌的原始资料，为其记谱,整理传播这份民间文化遗产，做过许多艰辛的努力,为太谷秧歌在现代音乐中的采撷、改编、创作,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堪称太谷秧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王效端(1929一2008),太谷县团场村人,从团场现存的王家的老宅看,王效端祖上并不贫穷，正房五间、东西房各五间、南房五间带广门道,特别是五间正房为拱坡梯儿房，立栏、卧栏上木雕“寿”图案十分精美，绝不是一般农民家庭盖得起的。但王效端出生时,由于曾经商的祖父辈商业败落，小时候,家里确实很贫穷，土改时成分定为贫农。王效端曾上过小学,读到高小二年级,他本人喜欢读书写字，无论软笔还是硬笔书法都较过硬。他特别钟情文史,虽读书不多,但文史素养蛮好。他从小有文艺天赋,由于母亲爱唱歌,他也常哼唱小曲，看了秧歌演出,很快就学会了。但是，王效端要唱秧歌,母亲可不答应,说什么“调红抹黑,祖上没德”，可王效端偏偏有副好嗓子,不仅能唱秧歌，而且专工旦角。

（团场村王家祖上老宅）

（王家祖宅的粱檩）

因为家贫，王效端小时曾在舅父家——北六门生活。舅父一家也喜欢秧歌，且支持效端唱秧歌。16岁那年，王效端首次登台演出，开蒙戏是《做小衫》。他那银铃般的嗓音一下子便征服了观众,打开了他秧歌演艺的局面，从此他的演出一发不可收拾，《探监》、《洗衣计》、《回家》、《女起解》、《打冻凌》、《小赶会》、《看秧歌》、《不见面》、《绣花灯》、《换碗》等一系列拿手戏应运而出，看得人们如醉如痴，“香蛮且”的名声自然越来越响。

唱秧歌的名声叫响后，王效端仍然坚持基本功的训练。为练嗓音,他爬在井口喊唱拔音; 为练足下的功夫,他坚持在场房内,腿板里夹着笤帚来回圪扭。这样，王效端的嗓音日益嘹亮,演技日加成熟,唱红太谷、唱红晋中、唱红了山西。

唱到全国解放，王效端不仅有了会唱秧歌的名声,而且,伴随着太谷秧歌的发掘利用,他渐渐成了太谷秧歌的专家和权威。因为，王效端不仅唱得好，而且比其他秧歌艺人强的方面，是他有文化。实话说王效端学历并不高,但他重视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素养。

他说:“有文化才有艺，没文化就没艺,艺需要文化做基础,秧歌发展的一个制约就是秧歌艺人文化少,过去认为唱秧歌、唱戏嗓子好就行了,不需要有文化,其实无论继承传统剧目,还是发扬新剧目，创作改进秧歌艺术都需要一-批人才,既热爱秧歌艺术，了解秧歌剧的舞台表演，又需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才是秧歌发展的光明之路。”

王效端在秧歌方面的成就，除了注重自身文化提高外，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他接触了众多的高层次的文化人。太谷秧歌产生民间，土生土长,但它早在抗战中的延安时期就受到老一代作曲家的垂青。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创作歌剧《白毛女》时,就采用了秧歌曲调谱曲。解放区文艺界还开展了改造秧歌运动,受到了文艺界广泛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来晋中向太谷秧歌采风的作曲家纷至沓来,他们很多人都找过王效端,让他一曲曲放声唱秧歌,他们跟着记谱或录音。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向异，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我省山大艺术系的阎定文、任俊文、常士继等都曾为其座上客。197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录制他的秧歌曲调150余首，1988年，山西音像出版社请他录制了10盒太谷秧歌立体声盒带。王效端也被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在国内文艺界可谓名声赫赫。

但是，王效端与左权小花戏出身的演员刘改鱼等比起来,实际身份就差了很远，人家是国家一级演员。王效端虽1959年也曾被邀请到山西歌舞团,但因“不习惯”被送了回来。1964年,山西大学艺术系请王效端去教秧歌，并记录了他的90余首秧歌曲调，油印了《祁太秧歌音乐资料汇集》，但后来也无果而终。他又回到太谷,住到农村。他1965 年入党，但一直是个农民，1978年才担任了太谷秧歌剧团业务副团长，吃上“皇粮”。1985 年，在团场大队的协助下，王效端才在村里盖起了五正三西的小院，全家在农村生活。他不图名不求利,过着家在农村、跑城上班的生活。和他的名望相比，和他的同行相比,他的生活待遇、经济收入显得很可怜，叫人不得不为之叫屈,所以,我觉得他既可敬又可怜。

（王效瑞的自建小院）

王效端热爱秧歌，认真唱戏,同时，热情地辅导后学，精心指导排演秧歌剧。从1958 年开始，王效端就自己创作剧本,写过一些秧歌小戏和小演唱。在业务副团长任内,他既参与编剧、选曲调,又导演排戏,亲自辅导青年演员。1996 年，在省首届太谷秧歌电视大赛上,他获特别荣誉奖。同年在省十一届“杏花奖”评奖演出中获“伴唱奖”，很多情况下都是甘当绿叶,让名誉于后进。

王效端长期住在团场村新建街26号,在这里,他接待了若干热爱秧歌的文艺爱好者。在他家里，至今摆放着他和歌唱家郭兰英的合影,郭兰英很尊重他,和他私交很深。在电视剧《郭兰英》中,他扮演双槐叔,那高亢婉转的太谷秧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给电视剧郭兰英增色不少。

王效端不仅秧歌唱得好,而且对所有文化方面的东西都饶有兴趣。他曾被抽调到太谷县志办公室工作，不辞劳苦,走街市、下农村,访问老者,寻访知情人,掌握了资料后，再工工整整缮写成文字稿。至今太谷县志办仍保留着大量的王效端的手迹,翻读起来,让人肃然起敬。

王效端还撰写过民间故事20多篇,民间谚语120 多条,民间歌谣70 多首。他硬笔书法潇洒利落,软笔书法同样工整清秀。在他家中悬挂着若干条幅,多为别的书法高手送给他的,唯独有毛主席诗词这幅是他自书的,裱糊后挂在墙上，一点儿也不逊色。

（王效瑞与郭兰英）

2008年11月23日，王效端突然感到心口不适，子女们急忙抢救。他怀揣硝酸甘油坐上儿子开的汽车，奔往医院。在颠簸的村路上，他闭上了眼睛,赶到医院。已无可救治。儿女们至今悔恨没有叫救护车，一代太谷秧歌大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王效端死后,他的徒弟、朋友在他墓前以檀香、烈酒、纸钱和一曲曲秧歌向他致祭。有关新闻媒体以《去了,最后的祁太秧歌大师》表达了对他的哀思。只是太谷的反应平淡了一些，这也是我们同情王效端的地方。王效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一太谷秧歌无愧的传承人,我们应该纪念他,怀念他,在他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把太谷秧歌这朵文艺奇葩更加发扬光大!

秧歌大师“香蛮旦'

一曲诙谐经典的《偷南瓜》、一曲悲凉缠绵的《梁祝下山》、一曲凄婉伤感的《上包头》......就是这些秧歌，让人们记住了他。上世纪60年代，他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艺术系秧歌教师，其间保留和记录下了大量珍贵的秧歌曲调。如今，他安息于他的家乡——太谷县团场村。他，就是王效端，艺名“香蛮旦”，一位蜚声晋中平原的祁太秧歌艺人，曾任太谷县秧歌剧团副团长。

王效端(1929-2008),乳名香蛮，太谷县水秀乡团场村人。工小旦，成名后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香蛮旦”。从16岁开始登台，活跃祁太秧歌艺坛60余年，据说他会200多首秧歌曲调,当地文化部门称之为祁太秧歌的“活字典”，许多散落在民间的秧歌几乎都完整地储存在他的脑海里。

香蛮从小就喜欢秧歌。他童年时，正是当地晋商鼎力支持祁太秧歌的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秧歌艺人和剧作。那时候在晋中农村，每年冬天都会请老师傅教唱秧歌，香蛮也暗暗地记住了一些曲子，如《打冻凌》、《缝小衫》等。《打冻凌》唱道:“小奴家今年十四岁，爹娘早早去世，奴的哥哥没主意，七八岁上把奴家就问在侯城......”《缝小衫》唱道:“家住在太谷东范村，居住在花儿巷有家门，俺的爹，走北京，家留下爷爷刨墙根，拆过厅，卖大洋三百元整......”嗓子好，又热衷于演唱的王效端，上了小学，唱着这些旧时代流传的东西，清脆悦耳。一次，他唱着《打冻凌》，被村长听到了，人家就指责他:“这学校难道成了戏园子了? 不好好念书，不知道唱的是些啥?”也有村人听了他的唱，议论道:“这小鬼嗓子铜铃铃的，将来打了戏吧!”

父亲跑到东北谋生，赶上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也失去了消息，香蛮不得已辍学，给别人扛长工挣粗粮来养活母亲，度日维艰。北六门村的舅母心生恻隐，将香蛮接了过去。在那里，他和表兄弟们一起劳动，舅母还能给比别人家多的粮食。该村秧歌风气颇浓，秧歌班子也多，名角“大要命”曾出自该村。其他如小要命、顶要命、二要命、活要命等周围村子的名角也常云集于此。遇到下雨的时候，没法下地千活，北六门村的秧歌爱好者们，就在他舅母家敞棚底下把马锣一挂，唱起了秧歌。次数多了，本来会唱一些段子的香蛮深受感染，更加激发了他的表演欲望，他忍不住加人了演唱秧歌的队伍，唱起了早先学会的《打冻凌》和《缝小衫》，从此王效端踏上了从艺之路。劳作之余或农闲，他与表哥常架起锣鼓唱几句，自得其乐，兴昧盎然。

母亲自己也喜欢秧歌，在家中听说了儿子学唱秧歌的事后，却是非常着急，亲自跑到北六门村，坚决予以阻止。因为历来人们都说“调红抹黑祖上没德”，母亲也认为这是不光彩的营生，是有失门风的事情，正经人家的孩子怎么能去唱秧歌呢? 但是香蛮太热爱秧歌了，他管不了那么多; 舅母和表兄也认为只要他自己愿意，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干的，支持了香蛮。据王效端讲:“16岁那年，在祁县晓义村的传统庙会上，按照惯例是秧歌助兴。结果，那天唱秧歌的班子临时缺角，班主刘铁蛮知道我平时经常哼唱，就央求我一定要救救急。其实当时我心里直打鼓，一是怕家里父母知道，二也是怕上去唱不好，后来经不住班主的百般央求，我就上台了，没想到当时唱的那首《缝小衫》，观众很喜欢，掌声很热烈，我现在想起来都激动。”台下反响热烈，观众要他再来一个。刘铁蛮兴奋地问:“你还会啥?”香蛮说:“《割莜麦》。”他又唱道:“家住在太谷凤山坡上，小奴家的名儿叫翠兰花......”一句一阵叫好。那是1945年农历二月初五，是少年气盛的香蛮第一次登台，他将一曲《缝小衫》唱红了方圆数十里。

他天生亮脆的嗓音，未加雕琢的质朴气息以及自然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

在那个年代，人们没有更多别的娱乐方式，秋收冬藏时节，村村练秧歌，人人哼秧歌，秧歌是大家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和精神食粮。每次有秧歌表演，香蛮都会和伙伴们跑老远的路去看。有一回，晚上到县城看秧歌，由于听得太投入，结果与伙伴走散，回家时才发现城门已关，他只好一个人躲在城门洞里待了一夜。以后只要有表演，他还是照看不误，并随时学唱。那次在晓义村的演唱让很多秧歌老艺人认识并记住了他，他们认为香蛮是个好苗子，就专程来教他。他们会唱什么就教什么，恨不得把绝活全教给他，无论身段、动作、技巧还是唱腔，老艺人们悉心指导，香蛮也毫不含糊，勤学苦练，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喜欢一个人在敞篷里扭捏，揣摩剧中人物的表情与动作。他牢记前辈艺人的教导:“唱秧歌主要是唱腔和足底下的功夫。”早晨,香蛮会趴到井台上，对着深井喊嗓子。为了能够规范舞台旦角的台步，晚上在场房内，他就用双腿夹着笤帚来回扭。至于脸上的表情，他也会常常对着镜子，或哭或笑。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份爱好和执著以及对技艺的精益求精，使得他的舞台表演技艺日臻完善，香蛮会唱的剧目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

这才有了百姓口头流传的“看了香蛮旦，三天不吃饭”、“摸一下香蛮旦的胳膊，乱棍打死也不屈”。这荣耀像庄稼地里的麦穗，扎根于土壤，根植于老百姓的心田。

即使年近耄耋，香蛮且依然喜欢坐在自家的床沿上，亮开嗓子，有板有眼地唱他钟爱一生的秧歌。有时他会一连唱好几首，如他最拿手的《看秧歌》、《回家》、《十家牌》、《送樱桃》、《洗衣计》、《小赶会》、《借妻》、《割莜麦》等曲目，那高亢脆亮的嗓音，丰富的表情，令人震撼，难以忘怀。遇兴味浓者，老人还会专门为他们讲解剧情，那鲜活、生动、夸张的乡村俚语，充满了乡土气息。晋中、吕梁、太原一带，十多个县市及周边村镇，都留下过香蛮旦的秧歌。回顾一生，王效端老人觉得很欣慰:“大家对我都很好，稀罕我，其实我知道，大家稀罕的是秧歌。”唱了一辈子秧歌，研究了一辈子秧歌,祁太秧歌的大多数剧目已烂熟于心，他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传之于后世。

1958年开始，王效端老人开始自己创作剧本，写了一些秧歌小戏和民间相声等。他编写的剧本有《姐妹俩同看“龙汀颂”》、《大寨红旗凤山飘》等。改编了《不见面》、《拣麦根》、《回家》、《女起解》、《换碗》等秧歌剧目。王效端幼年曾上过两年高小，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爱读书，喜欢留意收集一些相关的历史书籍，曾为太谷史志办提供过一些秧歌史料。在他多年从事秧歌创作的经历中，颇有体会的一点就是要有文化，他说:“有文化才有艺，没文化就没艺，艺需要文化做基础，秧歌发展的一个制约就是秧歌艺人文化少，过去认为唱秧歌、唱戏嗓子好就行了，不需要有文化，其实无论继承传统剧目，还是发扬新剧目，创作改进秧歌艺术都需要一批人才，既热爱秧歌艺术，了解秧歌剧的舞台表演，又需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这才是秧歌发展的光明之路。”

1963年，王效端参加了山西省文代会，之后他应邀到山西大学艺术系担任秧歌教师。其间，根据他的演唱一度记录了90多首秧歌曲调。虽然任教时间不长，他与艺术系学生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78年，山西大学艺术系油印出版的《祁太秧歌音乐资料汇集》收录了香蛮且演唱的大部分曲目。该书的编订者阎定文教授，出生祁县，研究了一辈子祁太秧歌，是我国知名的祁太秧歌专家，他曾经这样说:“是祁太秧歌成就了我!”

最令“香蛮旦”痛心的是十年浩劫。当时，祁太秧歌遭禁演，土生士长的民间艺术被说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垃圾文艺”，各地秧歌剧团纷纷解体。其间，“香蛮旦”的头饰、服装、道具以及部分秧歌剧本被烧毁。直到1970年代末期，祁太秧歌演出活动才得以恢复。 1978年，太谷秧歌剧团成立，王效端任太谷秧歌剧团业务副团长，负责秧歌演出活动以及秧歌人才的培养。十多年间，先后有30多名弟子经他口传心授。2000年出访台湾，参加两岸小戏展演并获好评的董燕燕，便是香蛮旦的高徒。

他曾荣获山西省戏曲界最高荣誉一一杏花奖; 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他曾提出“旧瓶装新酒”的秧歌研改理论，为秧歌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明路。1996年，香蛮旦参加山西省首届太谷秧歌电视大赛，获特别荣誉奖。同年在山西省第11届“杏花奖”评奖演出中《双喜临门》获奖。1999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其事迹，后在山西电视台《一方水土》栏目中播出。

多年后，曾经向香蛮旦学习祁太秧歌艺术的著名歌唱家刘改鱼说，1959年，香蛮旦被邀请到山西省歌舞团，他浓郁的民间风格使他在与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合作时遇到了障碍，最终香蛮旦没有跟随山西省歌舞团参加演出。这只是民间艺术所遭遇的一次尴尬?

许多秧歌艺人，就像一棵棵坚韧的小草，顽强而快乐地生活着。对于秧歌的传承，香蛮旦一直乐此不疲。退休后的日子里，他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他们或采访或求教，他从不拒绝，都是热情接待,毫无保留地表演、传授。

2003年春，太谷秧歌编辑委员会成立，秧歌老艺人和秧歌爱好者都积极地投身到保护秧歌的工作中，王效端无私地将珍藏了多年的剧本拿了出来，收集、抄录，对秧歌老艺人唱的曲目一句一句地记录。凭着他多年来作曲和音乐方面的积累，完成了近400个曲调的收集整理。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到2004年6 月，太谷秧歌终于脱稿，收集剧本210个，曲调近400个，这是一次较为系统全面的祁太秧歌收集和整理。

2007 年，祁太秧歌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祁太秧歌艺人们盼望已久的事情，也让香蛮旦老人充满了全新的激情和活力。以阎定文为首的一些音乐界人士，怀着对祁太秧歌的热爱，先后许多次专程赴太谷为香蛮旦录音，留存了许多珍贵的祁太秧歌唱段。

据说有一次，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老人唱了38 首秧歌竟然不觉得累，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

2008年11月23 日，香蛮旦辞世。人们常说:“看了香蛮旦，三天不吃饭。”如今看不见“香蛮旦”了，也许不少研究者、许多祁太秧歌爱好者很长时间都不想吃饭。香蛮旦走了，与他同时代的、解放前成名的祁太秧歌老艺人一个个地走了，他们经历过的辉煌和屈辱，谁还知....

唱词参考

太谷秧歌《补凉袜》

家住祁县贾令镇，小奴家的名儿叫王月英，俺哥哥王百万，娶上嫂嫂疯摊摊，二爹娘去世的概无人照管，二爹娘去世的早概无人照管。

俺家哥哥是个下色痞，把一个蛮奴奴上头骑，左戴金右戴玉，时刻就缝涮她小婆姨，把奴的终身事儿概也不提，把奴的终身事儿概也不提。

俺家了有一个小长工，他的名儿叫程宝林，二十几正年轻，打动了我的一片心，俺二人配夫妻死也甘心，我和他配夫妻死也甘心。

昨日里他端来一盆洗脸水，从怀里掏出他的凉袜来，补袜子奴应承，顺便探探他的心，试试他知情呀不知情，顺便试试他知情呀不知情。

别余的营生懒待做，先给俺宝林哥哥补袜子，细线线密密地做，恐害怕穿上不合适，（？）等一等宝林哥来拿袜子。

太谷秧歌《缝小衫》

家住在太谷东范村，居住在花儿巷里小南门，俺爹爹走北京，家留爷爷刨墙根，拆过厅卖大洋三百元整，拆过厅卖大洋三百元整。

五间过厅拆到底，住房工的人儿给俺们把绰号起，小奴家叫蜜莲，外号儿唤成俺们机器面，小奴家生的奇特长得精干，东范村的荒鬼们谋算俺们的总有一半。

奴家爹爹走北京，家中不捎一两银，后继母太年轻，她和俺爷爷有勾亲，失翻的走外的人儿甚也知情，七八年不给家里捎一份书信。

小奴家青春十六整，心儿里惦记一个知心人，后继母和俺爷爷，二人谋算的要害我，逼迫的我交接上二货哥哥，逼迫的我交接上二货哥哥。

自从和二货哥想好上，时了刻了把他挂心上，俺爷爷太黏牙，无事不让他到俺家，有两句知心的话儿概不能叨歇刚，有两句知心的话儿概不能叨歇刚。

独坐在厨房孤梦人，哗啦啦啦开开两扇门，往东瞅概没拉人有，往西瞅来是荒鬼们，观不见二货哥到俺家中，观不见俺二货哥到俺家中。

回身来关上两扇门，奴给俺家二货哥哥把小衫缝，迈步儿把厨房进，拿起衫衫做几针，等一等俺二货哥哥到俺家中，等一等俺二货哥哥到俺家中。

太谷秧歌《唤小姨》

家住祁县小韩村，奴的名儿叫一个杨秀英，奴姐姐是黑道道人，嫁给了的郜北梁门中，俺姐丈的名儿叫一个梁万银，俺姐丈的名儿叫一个梁万银。

四月十八是郜北的会，俺姐丈应许上唤奴来，今清早俺们起来的早，梳头洗脸抿得老，得老上戴了一顶顶维新的帽帽，得老上戴了一顶顶维新的帽帽。

大马马的辫辫一条龙，前边梳的一溜溜马鬃鬃，柳叶眉杏子眼，樱桃小口露牙尖，两耳边戴环环是赤金的圈圈，两耳边戴环环是豆芽杆杆。

白市布的小衫衫穿在身，小胳膊膊跌上两半根，时新的裤儿是尺七长，一伙就抽的俺们半腿上，这就是中国民国改良的衣裳，这就是中华民国改良的衣裳。

七毛钱买了一根绣花带，洋凉袜抽在疙膝腿，袜袄袄掖两腿，足上穿了对对文明鞋，足尖尖上缀了秃噜噜玉青的胡才才，足尖尖上缀了秃噜噜玉青的胡才才。

浑身打扮都齐整，不见俺姐丈他唤俺们，小奴家是个急性性，俺姐丈应许上唤俺们，打坐在上房里把俺姐丈等，打坐在上房里把俺姐丈等。

向大师致敬！

策划：张文杰

资料收集：张迎杰、李荣杰

唱词整理：李雅文

祁太秧歌传承人——闫续祥

闫续祥，北谷丰村人，祁太秧歌省级传承人，今年82岁高龄，16岁登台，78岁离开舞台，用60余年时光演绎他热爱的祁太秧歌艺术，直到2012年还在乔家大院表演祁太秧歌高难度经典唱段《顶灯》。

闫老16岁那年拜当时名艺人张云礼为师，学小生、须生，还顺带学了小旦。学成出师后在祁县、太谷、平遥等邻近县赶庙会、唱红白喜事。因功底扎实、扮相潇洒、架子漂亮赢得群众追捧，从此被誉为祁太秧歌名角。学习、表演、再磨炼，辗转反复。从懵懂少年爱唱小生、小旦，到不惑之年转唱须生、三花脸，再到古稀之年信手拈来，闫老走过的这条路，说实话，是唱出来的一辈子。

唱戏、革新剧本——集多才多艺于一身

闫老不仅是祁太秧歌的名角、晋剧的行家，上世纪50年代还唱过二人台。他参与了从唱腔、发音、形体、表演等诸多方面的全流程重新设计，把盛行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移植为祁太秧歌，而且还成功的扮演了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等形象，可以说是祁县那段时间表演英雄人物的专业户。时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本该含饴弄孙的闫老还在继续改编、排演他心爱的祁太秧歌，这一时期经他手搜集整理、革新、新编的剧目有《翠屏山》《桑园会》《算账》《回家》《卖胭脂》等，有据可查的剧目数量多达100多部。

自筹经费办秧歌剧团——传承从未间断

闫老在上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传承的问题。“唱的人少了，听的人也少了，人们现在喜欢的是电视、电脑，说实话，现在的娃娃们再做这行也确实挣不了多少钱，可是，这是师傅教的，要往下传了。”说起祁太秧歌的传承，闫老颇有些无奈地说。为弘扬他挚爱的祁太秧歌，放弃了很多搭班赚钱的唱戏机会，奔走于太谷、清徐、交城、文水等周边县市传艺授徒。为了传授更多的徒弟，从1994年到2000年，闫老组办“万祥秧歌剧团”，在周边县市演出200余场，传徒200余人。传授更多的徒弟，让祁太秧歌传承并发扬光大，一直是闫老最大的心愿。从2000年到现在，闫老传徒20余人，其中比较出名的徒弟有四丑、团芳、侯小平、云花等。为了能让学生们全心的传承、演唱祁太秧歌，他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陆续购置了12支戏箱，置办了80余套服装，百余件道具，配齐了文武场、音响设备。

唱戏、挖掘整理剧本、授徒，“我就待见做这个”，满头白发的闫老日复一日地说着、做着。

祁太秧歌是祁县人对本土文化最难以割舍的情节，保护意味着它在衰落，传承意味着它仍有生命力，发展意味着必须要创新。所以，只有发展的传承才是最有效的保护。

常晓菲与太谷秧歌的传承

《植根本土的歌曲创作和研究——常士继作品谈》，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书由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常晓非女士所著，分为上篇“作品赏析”与下篇“学术论文”两部分。上篇精选了常士继先生数十年获奖作品中之精华30首，对作者的创作思路、作曲手法等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生动地阐述了作者如何运用山西地方民间音调，如太谷秧歌、左权民歌、吕梁民歌以及晋剧素材等，进行歌曲艺术创作的成功经验，旨在以作者的自身艺术实践，给歌曲写作爱好者以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下篇“学术论文”系作者多年在各级刊物发表过的有关本土音乐研究及歌曲创作的心得体会，意在引导作曲爱好者感受乡土音乐的内涵与精神。全书25万多字，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失为一本高校音乐课程的特色教材。

2017年11月24日14时， “太谷秧歌的价值与传承”讲座在音乐学院清雅苑102室举行。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常晓菲担任主讲。全体小学、初中音乐国培学员及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到场听取了讲座。

培训中，常晓菲副院长首先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太谷秧歌的概况，为学员们了解太谷秧歌的价值奠定了基础。接着，她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经验对太谷秧歌的价值与传承做了详细的阐述。随后，她就民间音乐如何进课堂作了生动讲解。在培训过程中，她带领学员现场吟唱，使学员们太谷秧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常晓菲老师的地方民间音乐进课堂得到学员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她的讲座内容详实，通俗易懂，学员们受益匪浅。特别是她亲自边弹边唱地方民歌，让学员们更真切的体会到了民间音乐的魅力。

太谷秧歌，又称祁太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产生于太谷、祁县而得名，是一种民间戏曲艺术。它以农村生活故事、民间习俗、传闻软事等为题材，以优美的曲调和表现形式，真实反映人民生活。《换碗》、《偷南瓜》、《墙头记》等曲目流传最广。

常晓菲，女，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山西省青联委员，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作曲理论与民间音乐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荣获晋中学院知识女性创新成果奖以及“三育人”先进个人等多项奖励。

榆社讲堂村土滩秧歌

张年玲

榆社县有一个重大的传统节日，就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五闹社火。讲堂村的社火尤为出名，因为他们有自己别具一格的表演节目——土滩秧歌。 榆社土滩秧歌，为本县民间自编自演的剧种之一。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人们为求岁月平安、风调雨顺，聚集一起选出头人，参神祭庙，祈求词由头人自编自唱。年复一年，渐渐形成一种田间地头随时表演的活动形式，尤其多在土滩进行，故名土滩秧歌。每个土滩秧歌队伍里都有一个“头人”，榆社人称“的脑”，即脑袋、首领，是队伍的总指挥，也有的叫走伞的，他左手高举一把纸糊的八角伞，伞撑开，直径有60公分，纸上画有各路神仙图案，伞柄的中央放一支蜡烛；右手拿一响环。当头人一抖纸伞，摇响响环，表演开始。故土滩秧歌又名走伞秧歌或伞把的。讲堂村的伞把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四句秧歌、拐豆腐、开花调、丑秧歌、秧歌剧。

四句秧歌

今年已是83岁高龄的讲堂村村民、伞把的传承人田砚山讲，讲堂村的伞把的，是由他从舅舅那里传承来的。

田砚山的姥爷张谊清，是清朝年间榆社县兰峪乡黄龙峪人。他一字不识，但自创伞把的。形式简单，即排即导，且唱词多用七字句、十字句。风格独特，深受群众喜爱。最初只配有鼓、锣、镲、钹等简单乐器。他活了一百多岁，口口相传，把伞把的技艺传给了儿子张锁成。田砚山每到正月里就住姥姥家，从小耳濡目染，从舅舅那里学到了伞把的这一民间技艺，16岁的时候就开始担当讲堂村的“的脑”。 讲堂村是个文风村，崇尚读书，村里曾经出过进士，小小的一个村子，私塾非常多。砚山家里非常穷，上不起私塾，小时候没有念过一天的书，16岁时，村里成立了村公塾，才有机会进学堂念书识字。虽然只是春天和冬天农闲的时候才能进学堂念书，但他非常珍惜这个念书的机会，学习非常刻苦。短短三年的念书生涯，为他传承、发扬伞把的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伞把的特点就是自编自演且现编现唱，他走到哪个村唱到哪个村，看见啥唱啥。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村里伞把的一人共同把伞把的发展成四句秧歌，即只用四句话就能说完一件事。听之易懂，唱之上口，节奏平稳缓慢，没有弦乐，只有鼓板等。基本曲调以五声调式为基础，加入便宫音之声羽调式。 秧歌入村、出村、入场参神都是以锣鼓为先导，过街有过街拍子的鼓谱，演唱前后以锣镲钹铙相配合，奏响前后过门“︳铍钗︳铍钗︳仓唻唻︳铍钗︳铍钗︳仓——︳”。起板后，砚山便唱到：“正月十五闹红红，俺的秧歌来参神，人敬神来神保人，欢欢乐乐太平村！”“落了锣鼓住了音，我唱秧歌大家听，唱好唱坏不要紧，最终还是听内容。”即景生情，用一些诙谐的语言，说一些逗趣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正月十五闹元宵呀，家家户户都吃糕，有钱人吃的是油煮糕，没钱人吃的是火里烧！”但有时如当锣鼓声落下后，没有唱的，抬头发现屋檐里住着一窝木格的，便唱道：“落了锣鼓没说的，屋檐里住着一窝木格的（榆社方言‘鸽子’）。”“︳铍钗︳铍钗︳仓唻唻︳铍钗︳铍钗︳仓——︳”“的脑”唱的时候站在表演场子的中央，跳秧歌的人员在他的周围围成一圈，踏着伴奏的节奏不停地跳着秧歌。表演配合默契，击乐激昂宏亮，伴唱雄壮豪放，乡土气息浓厚，艺术形式独特。 拐豆腐 讲堂村的地主、商人非常多，每年正月十五闹社火的时候，每家地主、商人都会在自家门口垒起高高的旺火，秧歌队伍总是在旺火旁表演。表演完后，旺火的主人都会给秧歌队些吃的或钱财。社火活动一结束，“的脑”把挣来的钱物和吃的均分给每个秧歌队伍的成员。在缺穿少吃的年代，这些东西对穷人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诱惑。因此，家家户户有人参加社火活动。 讲堂村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自然村——巩家垴，村民巩羊孩和他的妻子，在一年的正月十五，编排了一个夫妻二人磨豆腐的伞把的节目参加闹社火。 夫妻二人在场子的中央站定，做成磨豆腐状，一边推磨，一边两人对唱。妻子唱：“初五十五二十五，罗收（角色）卖的好豆腐。米汤黑夜就豆腐，赶明吃成瞎混虎。”“︳铍钗︳铍钗︳仓唻唻︳铍钗︳铍钗︳仓——︳”。丈夫唱：“紧走紧走来在路口，出了云南漂涨贵州。回到家中撞到前墙绝倒后墙，‘啪嚓’打了油坛烧了你娘醋缸。二老爹娘在世，康友才变了世。想做一翻挣钱买卖，不知婆儿心愿如何？”…… 伞把的不论是参加表演的人数、道具、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由一人独唱发展为两人对唱，而且两人都化妆，手里各拿着一根棍子作为道具，身上系裙作为表演服装，唱的内容也由单一看见什么唱什么变为讲述一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周围转圈跳秧歌的都为小孩子，都化妆系五彩裙子；有一人特意打着纸伞转圈跳秧歌；打响器的大人站在场外伴奏。中间两人走场的形式就像在推磨磨豆腐，而且表演者巩养孩是个瘸子，所以村人就把这种伞把的称为“拐豆腐”，或“转圐圙”。后来，讲堂村每年正月闹社火，都有拐豆腐的节目。村民自编自演，或编生活、劳动中的事情，或讲笑话，或改编传统旧戏剧，但是必须说明一个道理，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如自编《吃瓜》唱到：“俺有一女桃山春，情愿许你配原婚，将来咱们成了亲，一定都能感谢恩。”曾编演过《偷南瓜》《打花》等节目。巩养孩的儿子巩四小及讲堂村的周英良、周二江都是拐豆腐的有名传承人。 开花调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儿红，甚的人留下了自由结婚。呀儿吆，咿儿吆。煮疙瘩开花芥疙瘩菜，缘发对了咱们不说外。呀儿吆，咿儿吆。门搭搭开花不来来，有了心事咱慢慢来。呀儿吆，咿儿吆。窗的开花糊白纸，听见脚步就是你。呀儿吆，咿儿吆……”新中国成立后，讲堂村的土滩秧歌又出现了开花调。表演形式、内容为村民自编自唱，演唱为一男一女两人对唱，在场子的中央，化妆穿服装。扭秧歌的孩子们化妆、系五彩裙子，围在周围踏着节奏扭秧歌，一人肩扛纸伞扭秧歌。打响器的大人在场外伴奏。 开花调为讲堂村民自创，所唱内容多为爱情，歌颂自由结婚。唱词简练诙谐，易懂易学，因此讲堂村村民人人学唱。田砚山所编开花调唱词最好，张俊清八岁时就向他学唱，从小唱得一好嗓子开花调。讲堂村紧邻左权县的红都村，两村放羊的羊胡同在讲堂村的北圪梁山上放羊，讲堂羊胡唱开花调，天长日久，左权羊胡也学会了讲堂村开花调。不久，开花调在左权盛行起来。 丑秧歌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伞把的表演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情由单纯的道白、扭唱、转圈，逐渐发展到内容复杂的戏剧或演唱，出现生、旦、净、丑等角色。代表剧目有《十二月对花》《春生招亲》《钉缸》《补锅》《九月怀胎》等。如《十二月对花》中对唱：“（问）正月里什么花人人所爱？什么人与祝英台同下山来？（答）正月里迎春花开人人所爱，梁山伯与祝英台同下山来。（问）二月里什么花芽芽朝上？什么人背书香游走四方？（答）二月里草棍花芽芽朝上，孔夫子背书香游走四方……（答）十二月腊梅花落到年根，灶君爷骑马上了天宫。”又如《春生招亲》中，春生唱：“昏沉沉睁开眼睛四面观望，只观见老和幼站在身旁。叫一声小姐姐与那老娘，救我命如再生实实难忘。”周妈唱：“俺看你这相公非比寻常，俺问你名和姓家住哪乡，为啥事投水死从头细讲，为什么不惜命赴水而亡。”丑秧歌艺术主题集中，结构紧凑，语言生动，韵律和谐，文学性较强。 秧歌剧 讲堂村的伞把的在村民的不断创作和发展中，剧目不断增多，表演形式有所突破，部分剧目搬上了舞台，这时“的脑”所扛的纸伞就留在了台下，扭秧歌扮相的小孩子也不用围着表演者转圈了，主要角色都上了舞台。这时的乐器伴奏接近了梆子戏，成为秧歌剧。 秧歌剧多为旧传统戏曲改编而成，还有村民创作的反映当地民间风情的剧目，主题更加集中、完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更能吸引群众的眼球。如改编传统戏曲《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自编《圪麻洼打换亲》等。 秧歌剧的传承人主要有讲堂村民张俊明、张苏荣、周效同、周贵芳、张俊清、宋志刚、李文必、黄金有等。讲堂村土滩秧歌伞把的，是散落在民间的一朵艺术奇葩，是讲堂村民智慧珍珠的结晶使之越开越盛、越开越秀、越开越艳。祝愿这朵奇葩遍及榆社的村村落落，越开越娇！

介休干调秧歌重生

李全爱

干调秧歌是介休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因演唱时没有音乐伴奏，只凭演员的自身嗓音演唱，故称其为干调秧歌。流行于介休、灵石、沁源一带。它起源时间很古，据传是由游牧发展到定居农耕时田间劳作时随意编唱的词调，后逐渐发展衍变成这种剧种。

采访中，张壁古堡郑广根老人回忆道：“介休干调秧歌非常盛行，早在清末民初，村里赶庙会的时候，都会有干调秧歌的演出，十里八村的人们闻讯后都会相约结伴来观看，有时甚至会出现好几台秧歌一起唱，跟比赛似的，戏台上唱、树底下唱、田埂上也唱，只要演唱的精彩，不愁没有观众的掌声，唱的卖力、听者如醉如痴。”郑老边回忆边告诉记者道；“干调秧歌正式开演之前，先要敲响开场鼓，开场鼓一停，紧接着就传秧歌，相当于报幕，传秧歌时要求吐字特别清晰，等到收场时要再次击鼓，并交代下次演唱的内容。干调秧歌也唱折子戏，演员以男性为主，也分生、旦、净、末、丑行当。”

从郑广根老人那里记者还获悉，干调秧歌豪放粗犷，做戏表演又十分细腻，是戏剧中绝无仅有的特殊剧种，干调秧歌分街头演出和舞台演出两种，街头演出也称“踩街秧歌”或是“地毯秧歌”，演出节目有《绵山十景》、《绣荷包》、《拜年》等。舞台演出除“折子戏”外，还有《庆顶珠》、《九件衣》、《翠屏山》等大型节目。干调秧歌一般词多、道白少。唱词有三字腔、七字腔、十字腔等，并有紧板、慢板、二性板、大介板、绵绵板、哭板等板式，一般以剧中角色确定板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干调秧歌的表演也分为唱、念、做、打。唱，以介休方言为主；念，少数携带晋南腔；做，根据剧情通过肢体语言，适当做夸张，将喜怒哀乐发挥的淋漓尽致；打，常出现在武戏中，以棍棒代替长枪，刀是真刀，并以拳脚配合。干调秧歌的服装比较简单，质地以棉布为主，极其简朴，妆容也非常简单，没有彩妆，只有锅底黑、石灰白两种色彩。

郑老还告诉记者：“‘文革’期间，干调秧歌旧剧目被看做不健康内容，停止了演出，秧歌艺人们相继改行，年轻点的则学了戏剧，并且由于无伴奏，演出采用的是地地道道的介休方言，随着流行音乐、网络视听的盛行，干调秧歌从此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即将面临失传。”

传统的就是民族的，不能被人们遗忘！近年来，干调秧歌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开始收集、整理干调秧歌，介休文化部门为抢救保护以干调秧歌为首的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展开，经过不懈努力，将介休干调秧歌顺利申报成功晋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未来日子里，还将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发掘介休干调秧歌，传承地方曲调文化，兼收并蓄国粹京戏，扩展晋剧团艺术范畴，重拾介休干调秧歌！”采访中，介休晋剧团团长梁建龙坚定地告诉记者。

说起介休干调秧歌，梁建龙侃侃而谈道：“最早的干调秧歌由于没有任何乐器伴奏，所以喜欢听的人寥寥无几，再加上语言随意性强，有些低俗，有些甚至有打情骂俏的成分，所以受众面小，逐渐被人遗忘。进入2017年以来，我们介休晋剧团将弘扬传承传统剧种——介休干调秧歌作为责任与使命，本着“取精华、舍糟粕、沿用曲调”的宗旨，开始总结干调秧歌流失的原因，重拾干调秧歌的独特韵味，经过与相关人士座谈讨论后认为：要让介休干调秧歌重新发扬光大、绽放其独特魅力，首先必须做到好听、好看，增加伴奏音乐，不断丰富曲调，乐器选择上以古筝、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同时在原有节奏基础上略微提速，让节奏产生变化，演员服装上也提出要求，由原来的布衣逐渐变化为绸缎之类，更有亲和力，更提升演出效果和质量。”

采访中记者获悉，介休晋剧团从2017年1月份开始着手搜集干调秧歌原有作品，5月份开始整理配乐，并选配具有扎实演唱功底的优秀青年演员白玉全、刘敦生、王玉萍等担任主演，于同年7月份在张壁古堡文化旅游节期间进行了干调秧歌专场演出，演出剧目为改编后的《顶嘴》，改编后的《顶嘴》诙谐幽默、曲调婉转，应观众要求一共演出了100多天，每天演出场次达到6场，吸引了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也较好地宣传了介休特色干调秧歌。

介休干调秧歌荣登更大的舞台将不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