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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每個人隨身攜帶的包包，是很有意思的事。
我曾經想寫一篇小說，關於一個人遺失了包包，被另外一個人撿到。撿到包包的人，不認識包包的主人，可是他從包包裡面的東西，如信用卡、一點點錢，還有一張寫在紙上零亂的字，可能還有一些電話號碼，他看到了人生的線索。
有時候我看自己的包包會嚇一跳：怎麼東西這麼多！像夏天時我會抽空去游泳，包包裡還會隨時放著泳褲、蛙鏡這些東西。你會感覺到，現代人的生活空間就像包包一樣，越來越複雜，擁塞著很多用得到、用不到的東西。包包的原始設計是一格一格的，可以很清楚、有秩序地分類，可是使用到最後，所有的東西還是都混在一起了。
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機會和時間去整理包包，就像我面對凌亂的書房時，會想到以前每隔一陣子就會找時間整理，現在時間少了。當生活變得匆忙時，整理東西好像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真的著手整理，或是把包包裡的東西都倒出來時，會發現很多東西是不需要帶來帶去的。
人大概到最後才會懂得，重要的不是“要什麼”而是“不要什麼”。
當我在腦海裡發展這一篇小說時，又想到如果我是一個小偷，進入一個陌生人的房間，我應該會呆住吧，我想偷的不見得是金錢，可能是想借書桌上的書、架上的CD,並且開始去想住在房子裡的是什麼樣的人。
我的生命裡，最大的好奇就是去發掘一個新領域裡的生命痕跡。就像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個人的臉，從他的臉上可以找到今天跟誰吵過架、發生過什麼事的線索。這是生命的痕跡，會留在人的臉上、身上，背的包包裡、所處的空間裡。甚至是他口袋裡的一隻小皮夾，都有可能藏著一些東西。我曾經在游泳池的更衣間，撿到一隻皮夾，打開一看，發現裡面只有學生證。應該是屬於一個學生的吧，在我把皮夾交給管理員之前，我翻了翻皮夾，那種感覺非常奇妙。
這應該就是文學的開啟吧，我忽然覺得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是絕對沒有關係的。
這也讓我想起一部電影《雙面薇諾妮卡》（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1996)最大的興趣就是在尋找線索，所以他讓兩個不同領域的女孩，一個在波蘭，一個在法國，在冥冥之中藉著電話裡的聲音，開始交會。
那是非常奇特的感覺。就像看到有人把包包打開，把東西一一拿出來的時候，我愣在那邊，彷彿是一幅電影畫面，或者就是我的小說想要描述的場景。我的眼睛忽然從一架無意識、無情感的攝影機，變得有情、有感覺，我看見這些東西與人的生命有著密切的關聯。
文學的眼睛就是如此。就像我剛剛說的，小偷潛進房間是要偷東西，作家進入一個空間，也是要偷東西，只是偷的東西不同，他要偷的是一些人生的線索和跡象。
我用“偷”而不用“瞭解”，因為我認為人跟人之間沒有了解，只有好奇。
即使親如丈夫、妻子、母女、母子，一個二十四小時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當他打開包包時，你也會覺得陌生，你會發現原來有一部分的他，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我想，人跟人的相處是不可解的，每個人都是在瞭解與陌生之間遊離，不可能有絕對的看破。
當有人說“這是我的丈夫，所以我很瞭解他”時，她說的是一個假設。譬如我的母親，我會預設我是非常瞭解她的，可是當有一天，我坐在八十幾歲的母親面前，有一剎那的感覺是，我好像不認識這個人。
父親過世後，我一直想寫他。但我不能把他當做父親寫，否則只會寫出“爸爸你走了，我很難過”之類八股而不會動人的東西。我要先否定我對他的瞭解，讓他變成一個陌生人，因為陌生，我能進入很多事件中，去想這個男人真正在心裡想什麼？他跟母親相愛嗎？他這一生中有沒有什麼願望沒有完成？
如此一來，文學才有發芽的空間。
*作者：蔣勳，臺灣作家、畫家、詩人、美學家，本文由勳衣草美學社整理編輯，僅供交流學習所用，不作商用！版權歸蔣勳所有，轉載請註明作者及出處。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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