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經在自己的大型回憶錄《知堂回想錄》中寫到，他與魯迅在日本留學時，一段時間住在一間名為“伍舍”的“六席的房子裡”，“氣悶得很”，他不想做工作，魯迅每天督促他翻譯書，周作人便消極對待，魯迅一天氣憤不過，揮起老拳衝周作人頭上打了幾下，搞得許壽裳急忙從中拉開，才算平息了風波。這是當時他們兄弟沒有失和之前的事情了，讀完，不禁莞爾。魯迅的性格躍然紙上。
不過，晚年的周作人回憶這段舊事時，並沒有責怪魯迅，而是很誠懇的承認自己“完全該打的”。“因為後來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該是那麼樣的拖延的。”
周作人文中的“伍舍”是一件小屋子，其中所提到的“席”是日本榻榻米的席居。所謂“六席”應該是放六張席子，大約也不過十來平米。這樣的狹窄的環境下，住三個人，確實也夠“氣悶得很”。
不過，說到日本的“席居”，就不由得想到它的起源國——中國。
在中國古代，人們席地而居的習俗由來已久，延續的時間非常長。
明代羅欣在《物原》中寫道：“神農作席薦”，可見其源流之長了。它結束的時間，大約為晉朝末期，不過依舊有殘餘的習俗保留。直到進入宋代，中國人開始徹底告別席地而居的生活方式。
“席”在夏朝時，還很粗陋，雖然在“席”的邊緣裝飾花紋，但是也只限於宮廷使用，稱之為“茵席”。
商朝後期，“茵席”使用逐漸多了起來。《太公六韜》中說：“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可以知道當時已經出現很講究的“茵席”了。
進入周朝，朝廷還專門設置掌管鋪陳之事的“司几筵”。這時，“茵席”不僅是人們坐臥用具，還與繁瑣的禮儀聯繫在一起了。
當時的“席”一般為長方形或者正方形，不過有大小長短之分。長的可以坐數人，短的僅坐兩人。方的稱之為“獨坐”，從字面意思也明白，這是僅供一人使用的席子。一般使用它的人都是長者或者是尊者。與“席”同時使用的，當時還有一種稱之“筵”的席子。筵與席其實同義，只不過“筵”比“席”長和大。為了有所區別，便把鋪在下面的大席稱之為“筵”。具體使用的方法是，先在地上鋪上“筵”，然後在“筵”上根據需要再鋪設一層或者兩層小席，人們就坐在小席之上。
根據《考工記》中記載：“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如果以周朝時的一尺20公分計算，九尺之筵大約為一百八十公分。說明當時的室內高度並不高，席地而坐也是必然。除了“筵”外，放在“筵”上的坐臥的席以及幾、案、屏風等等，都是隨用隨置，根據不同的場合而作不同的陳設，這一點不像現代的傢俱那樣，一般都有固定位置，平時很少移動的。
“筵”、“席”如此分明，禮儀必然嚴格。所以，古人在平時接見或者招待賓客時都要設置席，並且有嚴格的規矩。如果坐席的人數較多，其中年歲較大的或者地位較高須另外單設座位，即使有時與其他人同坐一席，長者或者尊者必須坐在首端，而且同席的人還必須尊卑相當，不得懸殊過大，否則長者或者尊者就會認為對自己的侮辱。
《史記·田叔傳》中記載，漢武帝時，任安與田仁都是大將軍衛青的侍從。一次，衛青帶領二人到平陽公主家作客，命令二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人認為受到了極大的侮辱，一氣之下拔刀隔斷席子。
“席”在座位上體現出尊卑，有時候還體現著獎懲。
據《藝文類聚》記載，東漢有個叫殷亮的人，建武中拜為博士，後來又升為講學大夫。與一群儒生講論經史，並規定勝者賜席，殷亮常常勝利，以至於重席到八九層。《後漢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當時一個名叫戴憑的人，被徵召為博士。某一次，光武帝劉秀召集公卿討論問題，群臣都坐在席上，只有戴憑獨自站立不坐。光武帝問他原因，戴憑說：“講經博士地位在群臣之下，而坐居臣上，所以不敢坐席。”光武帝便命令他與各位儒生互相出題辯論，如果有其中經義上不通的，奪其坐席贈與通者。戴憑依靠自己學識，大勝群儒，以至於坐了五十餘席。
因為房間內鋪滿了“筵”，所以在古代人們走進室內之前就要先脫掉鞋子，以免將汙泥塵土帶入室內，汙穢筵席，於是就漸漸形成了一種禮儀，在室內不應該穿鞋，不僅普通百姓如此，即使君王也不例外。
《左傳》記載，楚莊王聽說宋國人殺死聘於齊國的楚國使者申舟，氣得“投袂而起，屢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因為在室內不穿鞋，所以楚王氣得衝出門外時，來不及穿鞋，從者送屢到前庭才追上。同時，臣下也為了表示尊敬，去見君王時不僅在室內不能穿鞋，連襪子都不能穿，必須要赤足。《左傳》中記載，“衛候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褚師聲子穿著襪子就登席，衛候大怒，於是褚師聲子連忙解釋說，我的腳有毛病，與平常人不同，如果見到了，您會噁心嘔吐的，因此不敢脫去襪子。這一番話非但未能平息衛候的憤怒，反而讓衛候更加生氣，大夫們紛紛為褚師辯解，衛候仍然怒不可遏。直到褚子出去後，衛候還手叉腰大聲罵：“必斷而足！”可見當時，在王侯面前不脫襪子直接坐在席上是非常失禮的行為。
西晉以後，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先後進入中原地區，各民族的文化習俗開始融合。
曾經的舊傳統和舊習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建築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了室內空間，席地而坐的習俗受到了衝擊。
到了唐朝，桌子、椅子、屏風、大床開始出現，從前的脫鞋進室後的坐席習慣開始改變。
不過，直到宋代，一些士大夫家依舊頑強的抵禦著變化。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載：“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可見北宋時，士大夫家內婦女還不得坐椅子這類“新式傢俱”。
不過，不管上流人士如何反對，舊習俗已經徹底改變，而且是勢不可擋，而與席地而坐相聯繫的禮儀制度也被拋棄，變成歷史遺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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