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民族與邊疆研究資訊

“瀘縣宋墓”墓主尋蹤——從晉到宋：川南社會與民族關係的變化

劉復生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摘要：漢晉以來，川南這一多民族聚居區的民族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秦漢的開拓，晉代的“獠人入蜀”，以及晉唐間的“獠亂”，唐宋“烏蠻”的北上，都表現出了這一地區歷史演變和民族關係的複雜與多樣性，甚至成為漢文化考古上的“空白”。以宋代而言，北宋朝與“瀘夷”之間發生多次衝突，戎瀘地區烏蠻北上，一度抵達長江南岸。夷漢之間的交流明顯增多，民族融合加劇，瀘南社會發生深刻變化。北宋中後期至於南宋，朝廷不斷加強這一地區的統治力量，瀘州成為一路的政治軍事中心，“權任益重”，甚至與成都分庭抗禮。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戶數“猛漲”，成為瀘州宋墓的主人。

關鍵詞

瀘縣宋墓 瀘州 瀘夷

本世紀初發掘的四川“瀘縣宋墓”和徵集到的墓葬石刻，時代都是南宋中晚期的，溯而上之，在川南宜賓、瀘州地區，還發現有大量漢代文化遺存，然而晉唐數百年間，這一地區卻幾乎成為考古的“空白”，這些現象提出了新的問題，促使我們去作一新的思考。宋代的川南地區，民族關係和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民族交流明顯增多，民族融合加劇，瀘州則“權任益重”，甚至一度與成都分庭抗禮，在四川古史和宋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歷史印記，值得進一步研究。

由於缺乏銘文等材料，有三大問題一直困惑著“瀘縣宋墓”的研究者，這就是：為何墓葬都是南宋而沒有北宋時期的？為何瀘敘地區成為晉唐考古“缺失”的年代？這些數量龐大的墓葬群的主人是誰？本文希望揭開隱藏在這些墓葬背後的歷史之謎。

一、“瀘縣宋墓”的年代以及提出的問題

瀘縣宋墓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於2002年9、10月份發掘的。此前數年間，瀘縣境內19個鄉鎮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宋代石室墓，其中十餘座先後被盜毀。故而文保單位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和徵集，當年除徵集了150餘件墓葬石刻外，共發掘清理了6座石室墓：青龍鎮3座、喻寺鎮1座、奇峰鎮2座。後來出版了《瀘縣宋墓》的發掘報告，分別介紹了出自這6座墓葬的石刻的情況，並有手繪插圖190幅，彩版照67幅，內容非常豐富，誠如《瀘縣宋墓·緒言》所說，這批文物“對研究南宋時期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史以及喪葬習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較高的考古學價值”。而其所具有的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則不止限於“南宋”，也不止於“考古”了。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墓葬和徵集到的宋墓浮雕石刻並沒有紀年的明確記載。已知的有明確紀年的墓葬銘文有6通，都是南宋時期的：喻寺鎮一號墓墓誌銘，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奇峰鎮二號墓墓誌銘，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牛灘鎮玉峰村施大坡二號墓之張氏族譜，嘉熙三年（1239）。瀘州市博物館藏的宋代石刻中，有兩通鐫刻有年代的銘文，也是南宋的，一通為紹興年間、一通為嘉定十一年（1218）所立。合江縣發現的一通墓誌銘，是紹興四年（1134）所立。

據研究，其他沒有紀年材料的墓葬，基本上也都是南宋時期的，例如青龍鎮的4座墓為同墳異穴異室的合葬墓，沒有出土隨葬物，但從墓葬形制和石刻藝術風格觀察，它們與川南地區“宜賓市舊州壩”所發現的石室墓較為相似，推測時代為南宋中期。上述“宜賓市舊州壩”石室墓是1944年發現的，是較早發現的四川宋墓。其白塔墓石為石造，墓柱、墓門、墓頂等均刻有花紋，著名建築史家梁思成說，“就各部細節觀之，墓為南宋遺物，殆無可疑”。另當時在南溪李莊發現的宋墓亦是南宋產物。又，據《瀘縣宋墓》的資料，徵集到的

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發現的“瀘縣宋墓”都是南宋的？

若把視野擴大，在川南瀘敘地區，除了南宋墓之外，還發現有許多漢代的墓葬和文化遺存。在今瀘州市轄江陽、納溪、龍馬譚三區和合江、古藺、敘永、瀘縣四縣，以及宜賓市轄翠屏區和宜賓、南溪、江安、長寧、高縣、筠連、珙縣、興文、屏山九縣的考古文物發現，主要也是宋代並漢代的。今據新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的調查統計，兩市所發現的“漢代-宋代”的文化遺存數如表1所示。

從以上統計可知，在瀘州、宜賓地區，漢文化遺存以漢代和宋代最多。《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所載僅就其較大者而言，其實，還發現有許多秦漢時期的文物。漢代文化遺存在此地的大量出現，印證了秦漢帝國開拓西南新道的空前成效。巴蜀之南是被稱之為“南夷”的夜郎和滇國，秦漢時期對南夷的開發主要有兩條道路，一是五尺道，二是巴苻關道。五尺道以僰道（治今宜賓）為始點，巴苻關道則以江陽（治今瀘州）為前沿，向南開鑿至於滇黔。《史記·西南夷列傳》說：“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所謂“諸此國”是指巴蜀兩郡以南的一些勢力大小不等的少數民族“國家”（實際上只是鄰近的較大的諸多族群）。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記高後六年（公元前182年）築僰道城，當地“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童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漢武帝時，大規模開發“西南夷”，令郎中將唐蒙“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現在所發現的漢代文化遺存主要集中在長江南沿不遠的地方和僰道向南的古道——也就是秦漢時的“五尺道”上，以及瀘州合江向南“巴苻關”（今屬合江）一線，正是漢代由巴蜀向南開拓夜郎、滇國的反映。

但是，兩晉至唐代甚至到北宋，在大約長達八個世紀的歷史歲月裡，卻基本上沒有漢文化遺存的發現，以致這一地區成為考古“缺失”的年代。這一現象又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它是歷史的“真實”反映，還是僅僅是“尚未發現”的緣故？如果是前者，則需要解釋的問題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麼？這是我們提出並需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數量龐大的瀘縣宋墓的主人則是有待我們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二、晉唐考古的“缺失”：“獠亂”與“獠人入蜀”

這裡先從第二個問題說起，即晉唐考古發現為什麼“缺失”？現有材料表明，所謂“缺失”，其實是漢文化遺存的缺失，是一個表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川南社會和民族演變的歷史，我們需要揭開這一薄薄的外層，窺見其歷史的真容。

中原政權開發“西南夷”的歷史進程在漢代以後被髮生在巴蜀地區的長期變亂和動盪所打斷，這就是所謂的“獠亂”。兩晉之際，被稱為“巴氐”實則為賨人（板楯蠻）後裔的李氏兄弟率西北流民南入成都，建立“成漢”政權（306～347），此後巴蜀地區先後經歷了東晉、前秦、譙縱、宋、齊、梁、西魏、北周等政權的頻繁更迭，[1]直到隋朝的建立。二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原統治力量十分薄弱，戰亂不斷，社會紛擾不已，原來聚居在山區的大量原住少數民族紛紛“出山”，甚至攻城略地。情況大體如《魏書》中所載：“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2]也如司馬光《資治通鑑》記載這一現象時說此時僚人“始從山出”。梁州治今陝西漢中，益州治今成都，兩州所轄，包括了古代巴蜀的大部分地區。“伐獠”自然是以武力鎮壓為主，地方官員借之中飽私囊，這種狀況甚至持續到隋唐時期。亦或有以理諭服者，如唐天寶末進士、巴州（治今四川巴中）刺史於邵，當“獠亂”迫近城下時，“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乞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3]在漫長的歲月裡，僚民逐漸歸順並與漢民族融合，巴蜀地區的民族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其一。

其二，猶可注意的是，成漢政權時期，還發生了“獠人入蜀”的重要事件。大量南方僚民湧入蜀地，蒙文通說：此事“為漢唐間西南民族之一大事，於西南歷史關係至大”。[4]對這一事件比較完整的記載在南宋郭允蹈《蜀鑑》卷四“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牂柯引獠入蜀”條：

李雄時，嘗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傍郡戶三千以上實成都，又從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獠居。蜀本無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家，獠遂挨山傍谷，與土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為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5]

前已言，僚民由山區下來，自然不可能是“蜀本無獠”，前賢多有辨之。郭允蹈所言是根據《晉書》、《北史》、《太平寰宇記》等材料纂寫而成，文中“從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獠居”一句出自《太平寰宇記》所引南朝梁李膺《益州記》，是較早談到“引獠入蜀”的材料。[6]大體同時的材料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漾水》所記：“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在山谷。”也就是說，所謂“獠亂”，除原在蜀中的僚人而外，還與“獠人入蜀”關係甚大，所謂“伐獠”的對象自然也包括了入蜀的“獠人”，這是巴蜀地區人口構成經歷的一大變局。

此乃巴蜀地區宋代之前民族演變的大背景，這一演變在“戎瀘”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三“瀘州”條載：晉穆帝（345～361）時曾駐軍於此，“後為獠所沒”；同書卷三一“戎州”條載：“李雄竊據，此地空廢。”[7]均乃僚人入蜀的反映。《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載，瀘州“都督十州，皆招撫夷獠置，無戶口、道里，羈縻州”，羈縻十州所置年代在儀鳳二年（677）至大足元年（701）之間，各州亦多為“開山洞置”，或“招生獠置”；戎州都督府則“羈縻州十六，武德、貞觀後招慰羌戎開置也”。[8]可以看出，入唐以來，戎瀘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被納入了唐朝的直接或間接統治秩序之中。據《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戎州都督府下設置了六十三個羈縻州，瀘州都督府下設立有十四個羈縻州。羈縻州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無戶口、道里，其與唐朝地方政權的關係也很鬆散，諸

如前所揭，戎瀘“本有僰人”，該地又是僚人入蜀的一條主要通道，雖然原住僰人和入蜀僚民絕大部分都與當地居民融合而皆成“漢民”，但在當地留下的“語言遺存”中，仍然保留有許多非漢語的南方民族的語言材料，《永樂大典·瀘州志》留有珍貴記載，見表2。

表中“耆”乃宋代的基層治安區單位，表明此材料反映的是宋朝情況。瀘州所轄的鄉（耆）名，如衣錦、安賢、惠民、清流、永安諸鄉明顯均為漢文名，而其下的村鎮名，卻多保留著非漢語民族的語言印記。江安縣的耆名也大多為漢意，而其下的村鎮名也同樣保留有許多少數民族語的音譯。語言學資料表明，以“都、思、羅”等字為冠首字者，應該與壯侗語有關，或許正是“獠人入蜀”的反映。

在持續多年的所謂“獠亂”時期，上述自成漢到隋朝建立之前的八個政權均未能在巴蜀以及其南周邊地區建立起有效的統治，甚至一度設置“獠郡”，所謂“空廢”、“沒於夷獠”正此之謂。隋唐時期，這種混亂的狀況才逐漸得以解決。今人所謂瀘州、宜賓地區晉唐考古的缺失，正是巴蜀地區這一段歷史的“真實”反映。

三、宋代瀘敘地區民族關係的變化

現在我們來探討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瀘縣宋墓”只有南宋的？這得從宋代瀘敘地區民族關係的變化說起。

作為“夷漢交界”之地的瀘州，入宋之初就引起統治者的關注。開寶八年（975），宋太祖就不無憂慮地說：“瀘州近蠻，尤宜撫綏。”與瀘州毗鄰的戎州則是秦漢“僰道”所在，瀘戎二州之外則是“瀘夷（蠻）”的聚居區。“瀘夷”包括有不同的民族和族群，既有早時的僰人，也有後來入蜀的僚人，也包括較晚到此活動的烏蠻。宋官員所稱瀘敘“皆接蠻夷”，敘州“城之內外，僰夷葛獠又動以萬計，與漢人雜處”，正是瀘敘地區多民族雜居的寫照。

早期活動在滇西的“巂、昆明”（後來稱為“烏蠻”）逐漸向東發展，至遲在唐代初期，已在雲貴川三省交界地區立住了腳跟，進逼戎州（治今宜賓）周邊一帶，如《新唐書》》載：“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二萬內附，析其地為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北宋前期，瀘州、宜賓南部的昆明勢力不斷膨脹，進而北上征服了戎瀘地區的原住居民僚人或僰人，一度推進到長江南岸，直至瀘州附近。也就是說，北宋時期，瀘南地區仍然是夷漢相爭之地。北宋政府與“瀘夷”之間發生長時間的爭鬥和衝突，主要有如下幾次：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起，瀘戎地區相繼發生了多次夷變事件，《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分作“瀘蠻之叛”和“鬥望行牌率眾劫淯井監”予以歸納，北宋政府後來發兵數千深入夷人村落，至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事平。在鬥望事變中，有“烏蠻王子狃廣”部的參與，事後因其“控扼道路，助遏外夷”而得到北宋朝廷的獎勵，由此而進一步發展。

宋仁宗時期，烏蠻部繼續北上，直抵瀘州，給宋地方政權造成很大威脅。《長編》載，“慶曆二年，烏蠻王子得蓋居姚州為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夜襲其號。僕夜稍不能令諸蠻，其部有甫望個恕、宴子二酋為最強。”《宋史》稱之為“淯水夷”：“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寶。”[8]這些“相與供其寶”的弱小夷人，正是早前定居於此地的農耕民族僚人或僰人。烏蠻二酋強大起來後，征服了當地部分夷人。《長編》載：“烏蠻有兩首領常入省地鬻馬，晏子隸淯井監，斧望個恕隸納溪寨，皆僕夜諸部也。晏子距省地絕近，猶有淯井之阻。甫望個恕近納溪寨，舟下瀘州不過半日。”烏蠻北上，晏子部阻隔於淯井（治今長寧），而甫望個恕部北上，逼至瀘州南岸，瀘州一帶因而成為夷漢相爭的焦點。

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晏州六縣種夷約二千人”結集造反，北宋朝廷乃招誘上述烏蠻兩部，“以王命撫納”，[10]藉以助討。烏蠻乘勢發展力量，繼續北上。元豐年間，烏蠻甫望個恕之子乞弟兩度率所部夷眾六七千餘人，“攻戎、瀘州界及江安縣諸夷”，直至瀘州江安城下，為宋朝數萬大軍阻擊，歷時五年。烏蠻乞弟部最終南退到永寧河上游今古藺一帶穩定下來。北宋

更大的事變發生在宋徽宗政和年間。政和五年（1115）正月，已在神宗時期成為“熟夷”的羈縻晏州首領卜漏“團結十餘萬眾”造反，甚至“謀畫結諸夷出戎瀘，直據成都”，蜀土大震，致使北宋朝廷決心徹底寧息戎瀘邊徼，調發西北騎兵在內的三萬步騎深入其地，最後破卜漏大本營“輪縛大囤”（今興文北部僰王山），捕斬卜漏，年底班師。此後，瀘戎地區的夷民反叛活動才逐漸平息下來。

除夷漢之間的戰爭衝突而外，宋代的瀘州、戎州（敘州）二地更多是夷漢交流的紐帶。蘇軾於嘉祐四年（1059）途經戎州時，就親見夷漢貿易的情況，寫下《戎州》詩云：“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群蠻。……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環。”熙寧十年，在當地官員的請求下，朝廷在瀘、戎二地開置了更多的交易市場，“戎、瀘州尚邊地分蕃漢人戶，所居去州縣遠，或無可取買食用鹽、茶、農具”，遂令“於本地分興置草市，招集人戶住坐作業”。[14]南宋陸游亦曾描述了瀘敘間夷漢交易的情況：“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敘間賣之，一枝才

北宋政和以後，瀘、敘地區贏得了長久的和平局面，夷漢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紹興三年，烏蠻“阿永部”率諸蠻攜大宗貨物至瀘州進行貿易：

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弟子也。元豐間，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繒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親與為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蘭之屬，博易於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約二十千，然揆以銀彩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千餘斤。

這一民族交流的盛會，反映了宋代瀘州地區社會經濟的多樣性和繁榮面貌。尤可注意的是，這支“阿永蠻”，正是宋神宗時期進逼瀘州城下，後來被宋軍追剿“覆其巢穴”退回阿永河（今永寧河）上游的烏蠻部落。紹興六年，瀘州知州何愨談到，每年秋天，“夷人以馬請互市，則開場博易，厚以金繒”，說是為“庸示羈縻之術”，此乃“管內敘州置場之始也”。淳熙八年，有官員報告說：“瀘敘一帶，皆接蠻夷。敘州管下石門、馬湖生蠻，赴官中賣蠻馬，常操舟順流，抵敘州城下。”淳熙十年，宋官員稱：“敘州既外控蠻夷，而城之內外，棘（僰——引者）夷葛獠又動以萬計，與漢人雜處。”[19]瀘敘之地，多民族長期雜處，市易交流則是必然的事，也因此常常出現“互市紛爭”之事。

從爭戰不止到貿易往來成為常態，對瀘南地區來講，這個變化是歷史性的，其轉折點是北宋晚期政和年間晏夷卜漏事變的平息。這為我們深入思考為什麼瀘州宋墓只有南宋的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歷史場景。

四、“權任益重”的宋代瀘州

要清晰地認識宋代的瀘州，南宋人有兩段話值得注意，一為李埴所言：“瀘自元豐間，始建沿邊帥府。乾道六祀，升領劍東一道十五州，權任益重。”一為李仲寅所言：“熙豐以後，地望加重，梓夔路兼都鈐轄置司在焉。視成都之兼利益路，每相抗衡。乾道間詔總潼川路帥。”瀘州在宋代之重，由此可見。而其“權任益重”，有一個逐漸演變的歷史，反映了“宋代四川”歷史的一個重要側面。

唐代“開山洞”、“招撫夷獠”，設置瀘州、戎州二都督府，分別管轄十數或數十個羈縻州。宋代繼承了唐羈縻州制這份遺產，但自宋初以來，許多羈縻州與宋朝政府已甚少聯繫，戎瀘地區尤其如此，如諫官餘靖在慶曆四年（1044）就說：“戎瀘二郡舊管羈縻四十餘州，皆以土豪累世承襲，為其刺史。今之聽朝命者，十不存一。”雖然“聽朝命”者無幾，但宋朝統治者並不急於“開拓”，這一時期的“瀘夷”卻特別活躍，瀘州直面“瀘夷”北進，不得不擔當起日益重要的責任。

宋代瀘州隸屬川峽四路之一的梓州路（潼川府路），轉運司（漕司）路治所一開始設在梓州（治今四川三臺），或遂寧府（治今四川遂寧）。大中祥符七年八月，梓州路轉運使冦瑊上言：“本使公署在梓、遂，去戎、瀘地遠，緩急邊警難以照應，請徙於資州。”漕司南徙資州（治今資中），去瀘州里程近了一半，時隔瀘夷事變初平半年餘。漕司負責後勤物質保障，它的南移表明朝廷對“瀘夷”之事有了更長遠的考慮。

與此同時，“特置”了新的軍事機構負責當地緩急之事。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置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一員”，這是鑑於“戎、瀘夷漢雜居，本路鈐轄在遂州，緩急不能捍禦，故特置此職”。天禧元年（1017）三月，因為戎州“去淯井監近逾百里，夷寇驚擾則應援不及”之故，又將此“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公署”遷徙至更“前線”的瀘州江安縣，實際上是設置了一個新的軍事分區。但在當地官員看來，這還遠遠不夠，治平三年（1066），知瀘州合江縣的鄧綰就說：“地遠而職不專，朝廷非改弦更張，重其人而授之權以控臨之，吾恐諸蠻之為患，未易測也。”鄧綰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不過幾年，“未易測”之事就連連發生，北宋朝廷也加強了邊官的職權。為應對“兵甲賊盜事”，朝廷最初將川峽四路分作兩個軍分區，“益利兩路令西川鈐轄司提舉；梓夔兩路令峽州路鈐轄提舉”，益利路鈐轄司駐成都，梓夔路鈐轄司駐遂州（治今四川遂寧）。宋神宗時為防備瀘南事變，詔令“戎瀘知州自今差武臣各帶本州緣邊都巡檢使，遇有邊事，與兵官照應出入”，使原本知戎、瀘二州的文臣有了部分軍事指揮權。元豐三年（1080）三月，臣僚進而建議，將梓夔路鈐轄司移至資州（今四川資陽），認為“（此地）應接夷事，頗為近便”，雖遭梓州路轉運、鈐轄兩司反對，神宗仍批示“自今委中書選人知資州，帶主管梓夔兩路兵馬司事”。次年十月十四日，林廣建議依舊將梓夔路鈐轄司“於遂州安置”，以為若戎、瀘州有事，則“急遞飛申轉運、鈐轄司同議處置”。然而瀘州邊事狀況不容疏忽，元豐五年四月十九日，“詔徙梓夔路鈐轄司於瀘州。遇有邊事，安撫、鈐轄司措置施行，轉運司更不干預”，更以守臣兼鈐轄，梓夔路鈐轄王光祖被任為“梓夔路鈐轄、知瀘州兼瀘南緣邊安撫使”，排除了轉運司對軍事的干擾，作為邊徼軍事重鎮的瀘州權任更重了。

元豐年間在瀘州設置“瀘南沿邊安撫司”，專門負責瀘州、戎州和長寧軍邊事，這是又一項提升瀘州軍事重鎮地位的措施。正如論者所說：“瀘南沿邊安撫司的設置，以及梓夔路兵馬鈐轄司之移瀘州，是瀘州建置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政和五年正月，“瀘南晏州夷”事平，於是“畫疆畝，募人耕種”，再次確認了“置緣邊安撫司”於瀘州，以孫羲叟為安撫使。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瀘南招討統制使趙遹曾上言說，元豐中所“移武臣鈐轄知瀘州、領沿邊安撫司事”乃軍興權時之宜，在他的建議下，一度去“沿邊”二字，以知瀘州兼瀘南安撫使為名。宣和元年（1119）三月十五日詔稱：“瀘州西南要會，控制一路邊閫之寄，付界非輕，可升為節度，仍賜名瀘川軍。”在名義上給予了瀘州更高的地位。宣和二年三月六日詔：“瀘州守臣帶潼川府、夔州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仍然加“沿邊”二字，表示了對邊徼地區的特別重視，瀘州守臣的權任之重達到頂盛。

瀘州成為統轄梓、夔兩路的軍事分區的統領所在，在特別注重地方分權的宋朝來說，也引起了質疑，“梓夔路鈐轄及沿邊安撫兩司專委武臣，既不隸帥府，又無別官同領”成為一樁不合祖宗之法的怪事。元祐元年（1085）十一月就有臣僚上言，要求依舊移鈐轄司在遂州。樞官院奉聖旨，令鈐轄司依舊在瀘州，待

南宋初，四川的軍事機構進行了改組。時張浚宣撫川陝，奏請梓夔路鈐轄各專其任，四路各建帥府，分委邊防。夔利路既分，各升安撫。而又有一“瀘南帶沿邊安撫使”之職由知瀘州兼任，雖統隸不過三州，實際上授予了特別軍權。如紹興三年六月，程唐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次年四月那溥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九月十三日，又以尚未上任的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兼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陳古知瀘州，充瀘南沿邊安撫使。這種狀況一直延續下來，直至瀘州有了更大的權任。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朝廷正式將潼川府路安撫使移治瀘州，成為一路帥司所在，這年，“梁介以四川宣撫司參護官改知瀘州，居歲餘，民夷便之。詔改瀘南兼安撫一路，以旌其能”。[21]南宋王象之在追述瀘州這段歷史時說：

乞弟犯順，夔梓路兵馬鈐轄始移司於瀘，又兼瀘南沿邊安撫，專治軍政。升為節度，賜名瀘川軍。御筆帶梓夔路兵馬都鈐轄、瀘南安撫使，去沿邊字。尋仍舊以沿邊安撫使入銜。中興以來，四路各建帥府，分委邊防。而夔路鈐轄猶兼於瀘南。張魏公浚宣撫川防，奏請各專其任。而夔梓始分。乃各升本路安撫。惟瀘州止帶沿邊安撫，統隸不過三州。其後王之奇以檢詳建言：乞以瀘南為潼川府路安撫使，俾得刺舉一道，自是權任益重。瀘州為一路安撫，自梁介始。

帥司所統，包括瀘州、敘州等原潼川府路所轄15州府，前後皆以“名臣”任之，“蓋以瀘為重鎮，控制南蠻邊面數百餘里”。沿邊軍事堡寨不斷興建起來，瀘州“權任益重”，是北宋中期以來四川特別是瀘州地區歷史發展演變的結果。到南宋中期，朝廷對瀘南邊事仍然十分重視。淳熙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詔瀘南沿邊城寨堡官並指使，並許安撫司奏闢”，將原有“沿邊安撫使”的專職權力並於潼川府路安撫使職權之中。

一部宋代瀘州築城史見證了瀘州的“成長”。南宋瀘州曹叔遠撰《江陽譜》載：“宋初郡無城，僅設有籬寨，皇祐二年始易以木柵。”從無到強，宋代瀘州城伴隨著瀘州權任的加強而逐漸豐滿堅固。時任知瀘州合江縣兼兵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騎都尉的鄧綰作《瀘州譙門記》載，治平三年地方官員周侯因新築瀘州譙門而報告說：

瀘為兩蜀之藩，當百蠻之衝，夷漢錯居，兵多事叢，宜有郛郭之嚴、官府之雄以臨邊防，而壯戎容也。而郡居之門迫隘囂陋，與民甍接。予自至官，即欲更之，政有所先而未遑也。去年冬，因歲成農休，基而新之，踰時而訖功。築為高門，其樓七楹，瑰材宏規，高明顯完，長軒飛簷，翬如翼如。江流下盤，山光四來，以威以安，非為觀遊。

鄧綰議雲：蜀之邊鄙，“皆阻山帶溪，梯危笮深，限隔遼絕，不聞疆埸之事。惟瀘之南，川通谷平，環夷錯巒，驚備無虛日。朝廷既用武臣，而輕其權，皆知偷安幸賞，苟歲月之無事。雖有長策深謀，然權輕勢軋，莫獲有所措置。其保完邊民，調視兵防，經制備預之策，未為得也”。因而鄧綰盛讚周侯築門之舉。之後頻頻發生的“瀘夷”事變，證實了周、鄧二人是有先見之明的。後來隨著瀘州重要性的提高，也因戰事的逼迫，瀘州城經過多次修築，不斷完備。元豐六年作土城，大觀元年（1107），始令瀕江用石疊砌，就上築城，修建樓櫓。工程最大的一次是在政和六年，當年正月樞密院奉御筆說：“瀘南疆理益廣，瀘州城壁非壯麗何以守禦，且示威蠻夷？”瀘南安撫使孫羲叟、郡守康師魯奉命主持，築成了頗具規模的城牆，是役於三月一日興工，至十月十五日畢工，耗時半年有餘，“工力浩大，日役兵匠七千餘人”，總役過人工匠兵62萬有餘，費21萬多緡錢。孫羲叟說：“瀘控西南諸夷，遠逮爨蠻，最為邊隅重地。”更置儒守是此前一年即政和五年的事，於是郡城始周而固。紹興十五年，馮檝再次改築，不僅“廣於舊城”，且“改建樓櫓，鼎新雉堞，岌然周遭，雄壯甲於兩蜀”。名士薈集，文風甚盛，宮室之建，興盛一時，儼然一大都會了。

五、“瀘縣宋墓”的墓主

我們在實地考察中得知，瀘州（包括瀘縣、合江、江安）收集到的墓葬石刻數量在二三千件，已知的石室墓在兩百座以上，其中以瀘縣出土最多。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三個問題則呼之欲出了：如此龐大的南宋墓葬的墓主是誰呢？

如前面所揭示，晉唐考古上的“缺失”，實際上是漢文化的缺失。唐代“開山洞”，在戎瀘地區設置羈縻州，將該地區納入間接統治。北宋時期，有兩支烏蠻部落北上，征服了當地夷人，其中一支更抵達瀘州長江南岸。北宋政府對“瀘夷”進行了長期的征討，直到宋徽宗政和年間才基本將瀘夷事變平息下來。入宋以來，朝廷主要控制的是瀘州至戎州（敘州）長江沿岸一線地區，從北宋中期開始，政府逐漸加強瀘州的政權建設，一直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間。南宋墓群突然“湧現”於包括瀘縣在內的瀘州，突入今人的視野，它的秘密正隱藏在這一歷史的律動之中。

有趣的是，瀘州的戶數在北宋也猛然上漲了。這裡以《太平寰宇記》載宋初和《宋史》載崇寧年間梓州路部分州及成都戶數作一對比，則可一目瞭然（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大概在120年左右的時間裡，瀘州的戶數猛漲了將近10倍，富順監和戎州增長了3倍多，普州2倍多，作為成都府路中心的益州（成都府）和梓州路中心的梓州（梓州府）都只增長了1倍多。這期間有大量人口遷居瀘州，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解釋，榮州戶數的減少很可能就是因為有大量人口遷往瀘州。瀘州宋墓的大量出土與宋代戶數的陡增決不可能是歷史的巧合。元符元年（1098）十二月，瀘州官員家安國撰有《紹聖創都倉記》說：

瀘雖邊州，熙寧之前，人民官府，僅若一戍之聚，土田輿賦，一能給一旅之眾。元豐四年，神宗皇帝遣將開邊，赦蠻之罪，斥數百里之土，置十三堡寨，歲移嘉眉米三萬斛以實之。移梓夔路兵馬鈐轄司，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司，帥邊面千里，兵屯萬計，張官布吏十倍於前。

這段話清楚地揭示了宋神宗“開邊”給瀘州帶來的變化，“兵屯萬計，張官布吏十倍於前”，“十倍”之數也許是一個巧合，但其間與瀘州戶數、墓葬數陡增的關係，可謂不言而喻！宋徽宗政和年間平定瀘夷卜漏之變後，瀘州在梓州路的重心地位穩固了下來，直至南宋晚期。

目前發現鐫刻有年代的瀘州宋墓銘文很少，已知有6通：瀘縣3通、瀘州博物館2通、合江1通。其中，瀘州博物館所藏兩通鐫刻均很簡陋，一通時間為嘉定十一年，是丈夫“南陽何囗囗”為去世的妻子（當地人）所立，有60餘字；另一通字跡模糊，百餘字，依稀可辨有“紹興”紀年。其它4通可供參考的文字稍多，試析如下：

瀘縣出土的3通有年代的宋墓銘文中，奇峰鎮二號墓的墓主是陳鼎（1126～1186），其銘文共78字。陳氏官至承奉郎，從八品，其他不明，撰者為迪功郎大寧監學官杜謙，從九品。

在牛灘鎮徵集到的玉峰村施大坡二號墓中出土的《張氏族譜》石碑，現存銘文272字，墓葬建於宋理宗嘉熙己亥（嘉熙三年），歷時一個半月（己亥之中秋至良月之朔旦），墓主人張悅。志文說：張悅始祖資人，自資徙瀘已有五世。“悅娶劉氏，鹿丘之士族，同立門戶，精有成，立詩書世業，僅得不墜”。悅之二子酉孫因乙未歲（1135）收潰卒有功，後五年（當為庚子歲，1240年）為四川制彭大雅糴軍餉有功，特補將仕郎，末階官。

喻寺鎮一號墓發現有《古君德駿墓誌銘》，11列，滿列30字，殘缺30餘字，志文為三位從政郎分別撰、書、篆。志載：“幽國古氏，家懷安八世，號望族。”其父亶，曾任嶽池縣令。政和（1111～1118）初弱冠，嘗遊太學，“登上舍第，宰百里志方遂，而命弗延，哀哉！”死於嶽池任上。時驥（字德駿）尚幼，三年喪期後，“以母白氏為瀘川人，奉版輿歸拜諸舅舅，以子妻君囗囗囗，紹興初也。”驥本人死於乾道八年，享年48，於淳熙三年葬於母墓之側，其母卒於紹興三十二年。志文雖有殘缺，但時間鏈條可綴。墓主古驥是紹興初年隨母親遷至瀘州，娶其表妹，在此定居下來。

銘文字數最多的是近些年在瀘州合江縣榕右鄉永安村出土的《宋故侯居士墓誌銘》，千餘字，鐫刻質量較高，日期是紹興四年。志中說：“居士諱鳴，字信臣，姓侯氏。其先資中人，曾祖光，祖繼遷，父貫，皆晦德不仕。繼遷因遊瀘州，過安樂山，愛之，遂徙居為合江人。”靖康初，捐資助國，其子“以忠義得官”，“儲書滿屋室，闢黌宇招名士教導，由門館登第者三數人”。侯居士於紹興初年去世，其祖父遷往瀘州合江，上推40～50年，則遷居時間在宋神宗後期或哲宗前期。

以上有確切記載的6通銘文中，有4通表明是遷居於此的，其中1通何某籍貫為南陽，遷居時間未詳。另3通記載表明，本人或祖上遷居瀘州的時間大體是北宋後期至南宋初期，一稱“詩書傳家”，一稱嘗遊太學“登上舍第”，一則“儲書滿屋”，雖屬於士人階層，但地位並不高。留下的墓誌銘如此之少，題刻多半簡單，表明遷居此地的文士不多。

至此，瀘州宋墓主人的身份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了：入宋以來，隨著對“瀘夷”的征戰愈發激烈，軍事機構和政權建設的加強，城市防禦工程的修築，成為常態的夷漢貿易規模的擴大，不斷遷徙充實到這一地區的民眾，包括屯駐軍士、

原載《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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