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方拳亂
“義和團，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傳。”話說19世紀的最後幾年，魯西平原突然興起一股“神拳熱”。教授“神拳”的人宣稱通過唸咒、喝符、燒香，可以神靈附體，從而刀槍不入。每個拳民都有自己的專用神，從《西遊記》的孫悟空、豬八戒，到《三國演義》的關羽、周倉，再到《封神榜》的龐大神仙系統，都可以召之即來。
大約從1898年末開始，拳民將他們的拳頭對準了魯西平原的洋教（彼時教會為發展勢力，吸納大量流氓地痞為教民，一部分教民倚仗教會庇護，橫行鄉里，無疑加劇了教民與拳民的衝突），他們在“神拳”領袖朱紅燈的率領下，在魯西北的平原縣、茌平縣一帶對抗教民、焚燒教堂，並將“神拳”改名“義和拳”。後朱紅燈領導的義和拳運動被官兵鎮壓下去，但義和拳很快有如水銀瀉地，又如烈火燎原，迅速從魯西北湧入直隸、天津、京師，並蔓延至山西、內蒙古和東北。拳民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殺洋人，滅洋教，毀洋貨，“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拳事雜記》）。
義和拳騷亂引發中外震驚，列強要求清政府鎮壓拳亂，進而又組織“八國聯軍”攻入中國“平亂”。這時候，對西方列強已經忍了一肚子火的慈禧太后，決定招撫拳民，改稱“義和拳”為“義和團”，並於1900年6月21日，以光緒的名義下詔，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宣戰。於是自以為神靈附體的拳民，英勇地成了清政府對抗列強的炮灰：“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
正當清政府、義和團與列強軍隊在華北平原鬧成一團之時，東南地區卻大體上保持平靜。清廷剛剛向列強宣戰，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與各國駐華代表達成“東南互保”協議：“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勿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內地；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凡在轄區之內者，決依條約保護。”義和團運動期間，東南雖然也出現零星的拳亂，但比起風起雲湧的北方，東南社會可謂風平浪靜。
二、晚清北方的社會結構
為什麼義和拳在華北掀起軒然大波，卻在東南激不起半點風浪？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方當局對拳民的不同態度（很有意思，當時漢人督撫對義和拳多主張剿滅，而滿人督撫則多主張招撫義和團），地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魯西北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東南沿海），天災的刺激（1899至1900年，北方各省連遭旱災蟲害），地方文化的影響（魯西平原的民眾有著深厚的習武傳統）。但如果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說，有一個重要因素不能被忽略，那就是——魯西平原基本上沒有什麼士紳力量，而東南地區的士紳勢力非常強盛。
在傳統中國，士紳集團可謂是地方社會最重要的穩定器。作為地方的“自發性權威”，士紳集團維繫著當地社會的“自發性秩序”，地方的公益慈善、糾紛仲裁、公共治理、公序良俗，均有賴於士紳的主持。以前我說過，評判一個地方的社會自治程度，可以看兩個指標：是否有發達的自治組織；是否有發達的鄉規民約。現在還應該補充另一個指標：是否有發達的士紳力量。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後，士紳力量獲得強勢的發展，一度被壓抑的士紳意識得以復甦，士紳成為領導晚清社會建設運動的強大勢力。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組織，如維持治安的團練、組織商業的商會、負責城市消防的水龍會、開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紳—紳商群體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紳—紳商群體基本上集中在東南地區，北方的士紳力量相對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進士地域分佈統計顯示：1840年至1905年，進士數目最多的前十個省份依次是：江蘇、浙江、山東、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隸、安徽、廣東。八旗與直隸在科舉錄取上有優待，姑且不論，東南省份佔了這個名單的一大半。山東雖然進入三甲，但另一份統計材料顯示：1851年至1900年，山東的舉人數目基本上集中在膠東半島、濟寧、濟南昌邑一帶（約42個縣），佔了72%，這些地方在義和拳興起時，大體上都保持平靜；而義和拳的發源地魯西北有44個縣，舉人數目才佔13%。在義和拳的重災區、地處魯西北的茌平縣，居然在清末20年間從未出現過一個舉人。
由於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士紳階層來組織當地的公共治理，魯西北的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渙散狀態：人口結構以大量的自耕農為主，連大地主都很罕見，人口流動自由，但人們彼此之間缺乏理性的聯結，除了秘密宗教，這裡幾乎不存在什麼象樣的自治組織（包括傳統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點十分突出。這種渙散的社會結構，非常適宜義和拳這種散漫的詭異“組織”落地生根，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加入義和拳，通過簡單易學的儀式獲得所謂“神靈附體”的超能力。而且清末的華北天災頻仍，士紳力量的匱乏又導致地方社會無法有機地組織起來提供救濟，這也給了拳民借災生事的機會。所以，當“神拳”在魯西北興起後，很快就遍地開花，並且不受控制——直到拳民們因為到處鬧事而被官府鎮壓。
義和拳在山東受挫後，很快就擴散到接壤的直隸。與魯西北的情況不同，直隸有大批士紳加入義和團，“京城士紳富戶，多有設壇者，皆稱壇主也”。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變”之前，直隸一直習慣於“官治”，社會自治的力量遠比東南薄弱，士紳階層缺乏組織社會自治的文化自覺。這樣的社會，很容易在拳民的衝擊下脫序，一旦脫序又難以自我修復。而且，與更早接觸外來文化的東南諸省相比，直隸一帶的士紳普遍有著強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間感於歷來國恥，及各處教堂教士之蠻橫，排外之心甚熱，亟願得相當機會，合心併力以一雪其夙憤，以故邑中有識士紳，亦洋洋樂道其事（指義和團運動）”（《庚子西狩叢談》）。直隸士紳領導的社會自治事業，要等到“庚子事變”後的清末新政期間，才獲得較大發展。
三、東南社會的士紳力量
而在東南社會，自洋務運動以來，一個龐大的獨立於官府之外的社會自治領導者——士紳—紳商群體已經發育成熟。這個群體既得東南社會深厚的文化傳統所滋養，保留著傳統士紳關懷社會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風氣之先的文明薰陶，對西來的現代文明持開放態度，他們是東南社會最重要的理性力量。東南社會盡管也爆發過多起“教案”，並且有士紳臺前幕後參與進去，但畢竟不致如義和拳運動那般失控。
當清廷、義和團與八國聯軍在北方交戰之時，一批江南士紳、紳商在上海發起成立救濟善會、濟急善局、協濟善會等公益組織，發動社會捐款，籌集物資，延請洋醫、華醫，賑濟、救助從北方逃亡南下的難民，保護教堂和傳教士，又派輪船前往天津接運“被難官商”。上海的工商行會也舉行集會，商討一旦上海市場受戰亂波及，當如何自救的對策。
1900年6月6日，慈禧太后發佈曉諭義和團的上諭，意在招撫拳民對付列強。這份上諭電傳到東南，立即受到東南社會的抵制。6月9日，上海《新聞報》發表評論說：“大旨在袒護團匪，有不肯痛剿之意，於是群情驚訝，而滬上商人為之震動。”東南的士紳—紳商群體並不希望看到拳民肆虐“鬧教”，他們認為“此等地痞，能搶教屋，即能劫殷戶”。
為此，在庚子拳亂期間，東南士紳逆朝廷之意而行，自行組織團練、戒備拳民。當時溫州知府欲落實清廷關於招撫拳民的政策，將投誠的義和拳民陳飛龍、許阿擂、黃上煥等人招入團練，結果受到溫州士紳的強烈抗議，有些士紳當面對知府拍案子，拂袖而去，最後逼使知府不得不撤銷了招撫拳民為團練的決定。代表上海商民輿論的上海媒體也紛紛刊發《保衛東南商務》、《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論，要求東南諸省當局維持中外和局、保障社會穩定。
事實上，“東南互保”絕不僅僅是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的主意，更有東南士紳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在推動。張謇、陳三立、湯壽潛、汪康年等東南權紳，為促成“東南互保”，奔走於督撫、洋人之間，穿針引線。張謇的朋友劉厚生曾透露：“當初張謇與何嗣焜、陳三立、沈瑜慶、湯壽潛、施炳燮六人（均為東南社會的士紳），決定拉攏劉坤一、張之洞兩個總督，聯合起來以‘東南互保’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權為最大目標。”不管張謇當時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圖謀，但“東南互保”的實現，張謇確實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張謇與劉坤一、張之洞關係密切，1900年6月16日，英國駐漢口領事“欲派水師入長江，幫助彈壓土匪”，張謇得悉後“力阻之”，同時電告兩江總督劉坤一：“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6月18日，他策動劉坤一招撫盤踞在長江下游的鹽梟徐老虎，避免徐老虎響應北方的義和團而鬧事；6月25日，沈渝慶在盛宣懷的授意下，遊說劉坤一跟西人簽訂和約，劉坤一猶豫未決，是張謇的這一句話：“雖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雖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讓劉坤一下了決心，電約張之洞與西人簽約。次日，《東南保護約款》遂在上海簽訂。事成之後，張謇作《東南立約》詩一首：“聯盟豈第全商務，抗命方能保聖朝。”
可以說，沒有東南社會士紳—紳商群體的同氣相求，“東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爐的。也正因為東南社會存在著強大的士紳力量在理性地組織社會應對危局，甚至敢於抵制來自清廷的壓力，拳亂之火才無法延燒到東南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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