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遠大前程》熱播，人說老戲骨們搶戲，其實歷史上的上海三大亨本身就足夠有戲，比戲中之戲還要強悍。
過往的影視劇，涉及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戲份不少，往往都是談這些“黑幫大佬”如何重情重義、仗義疏財，甚至有人從杜月笙的人生裡總結種種雞湯經驗，又通過條條金句廣泛傳播。
然而， 這三個人為什麼能夠成為上海三大亨？是因為槍多、人多砍出的地盤？還是因為人情世故耍出的一方天地？
遠大前程中的三大亨
真要知道根底，就不得不提“三鑫公司”。
這個在電視劇裡也屢有出現的公司其實一直是在雲裡霧裡的，究竟主營業務是什麼，業務規模有多大，三大亨在其中起什麼作用，往往語焉不詳。
今天，就且聽三解詳解一二。
所謂“三鑫公司”，又名“三星公司”，因為該公司發賣的鴉片上都會有“三星”字樣以及三顆五角星鼎立的圖案，在老上海的口述記憶裡，這公司又被稱為“大公司”，是一個專屬名詞，可見在舊日上海之知名與顯赫。
“三鑫公司”的得名，有幾種說法，一種是說取了黃金榮的“金”字，加上黃、杜、張三人的“三”字， 壘起一個“鑫”字；另外的說法是代表黃金榮、金廷蓀和杜月笙（名鏞，月笙是號）三人，其名字裡都有“金”字；還有一個說法是代表範回春的岳母“金剛鑽阿金”、金廷蓀和黃金榮。
從這個公司的創立過程來看，應該是以黃金榮、金廷蓀、杜月笙三人CP的說法正確，因為這個公司是杜月笙提議設立，黃金榮幕後掛名，杜月笙和金廷蓀二人實際經營的生意，而張嘯林的加入要晚得多。
三鑫公司的成立，很多通俗說史作品都寫作1923年—1925年間，這個肯定是不對的，因為杜月笙提議成立，他的主要支持者就是黃金榮的髮妻林桂生，還參與了一系列的規劃，而林桂生和黃金榮在1920年底就因為“露蘭春事件”（很多電影裡都有展示）與黃離婚，之後再無往來，則該公司成立絕對要在1920年之前。
同時，還要考慮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變化。
1909年（清宣統元年），萬國禁菸會在在上海公共租界舉行，出席會議的有美、英、法、德、意、奧、荷、葡、俄、日、波斯、暹邏等國。
這次禁菸會議，實際上是在中國範圍內，各國協作禁菸運動的開始，同時，要求各國在本國“屬地”（即租界）禁止吸食鴉片並配合“禁菸”。
該會議的主導者英國與當時的中國政府約定了10年禁菸期，並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公共租界”（也可以說是英美聯合租界）在1909年年底前，關閉了全部1437家持有執照的“合法煙館”，法租界也關閉了一部分煙館。
不過不久之後，辛亥革命爆發，各地的官紳大批湧入上海租界地，吸食鴉片之風大盛，直到1917年，是中英約定禁菸10年之約的最後一年，北洋政府在全國各地的輿論支持之下，甚至擬發行2000萬元公債回購鴉片銷燬。
到1918年12月，時任大總統徐世昌更再次重申“禁菸令”，派出張一鵬為“焚土專員”，到上海與上海海關監督馮國勳共同主持並特邀上海地方官員、社團、學校等負責人組成監察團予以監督。1919年1月17日，1207箱鴉片在上海浦東陸家嘴焚燬。
官方“厲行”戒菸，上海租界內的鴉片走私卻愈發興旺。
真實的三大亨：杜月笙、張嘯林、黃金榮
公共租界最有勢力的青幫頭子沈杏山，糾集季雲卿、楊再田等，號稱八股黨（也稱大八股黨），控制公共租界黑勢力。八股黨專門組織流氓搶劫潮幫的鴉片，後來與潮幫土商議定由八股黨收取保護費，包接包運，以錢財打通上海兩大緝私武裝水警營和緝私營，暗中由營員化裝沿途保護。同時，又在捕房內的徒眾的配合下，與租界警務處合夥販毒，定期給捕房俸祿，八股黨逐漸壟斷上海的鴉片運輸業。
八股黨對於鴉片運輸的壟斷，讓當時的法租界巡捕房探長黃金榮眼紅，黃的門人杜月笙就提議爭奪鴉片的提運權，杜和十六鋪、鄭家木橋等處顧家棠、高鑫寶、葉焯山、芮慶榮、楊家豐、姚志生、侯泉根等8人合稱小八股黨，也是日後“三鑫公司”的骨幹。
此後，沈杏山屢受打擊，又趕上公共租界加強禁菸，潮幫土商尋覓新的地盤，法租界當局與英、美政府態度完全不同，對於鴉片生意基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倒以優惠的稅收條件招商，邀請土業巨頭，各種土行、煙館、燕子窩等競相南遷，煙販中心從公共租界山東路麥家圈一帶土行移至法租界，
同時，黃金榮更要求法租界當局允許煙土公賣，得到法國總領事的認可，法租界最終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煙毒最烈的地區。這裡要多嘴解釋一下，上海法租界的管理制度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前者採取國內派遣官員掌管大局的“中央集權”管理，而後者則採取“工部局”管理庶政的本地自治，所以前者官商勾結的成本要比後者低得多，搞定幾個關鍵人士即可。
法租界作為市政服務最佳的租界，在辛亥革命前就是上層名流別墅的聚集區，與公共租界以英籍僑民或是由英人統領的經過訓練的如印度人等英國殖民地人士為主的警察體系不同，法租界大量借用黃金榮等幫會分子來實施“以華治華”的策略，使這裡成為了中國本地黑社會的樂園。
前者造就了鴉片消費市場，後者造就了鴉片氾濫的流通環境，“三鑫公司”的崛起正是這個“天時、地利”的共同結果。
1919年北洋政府在通縣焚燒鴉片以示禁菸決心
1918年黃金榮聯合法租界公董局、潮幫土商以及幫會成立的專門從事“鴉片貿易保險”業務的三鑫公司，設址法租界公館路維祥裡，辦事處設自來水街寶成裡（今寧海東路第90弄2號）、格洛克路（今柳林路）1號，在杜美路（今東湖路）建立大型鴉片倉庫（後庫址建杜月笙公館，今為東湖賓館）。
三鑫公司的人事構成是老闆為黃金榮，總經理為杜月笙，副經理為金廷蓀，骨幹有範問春等人，後來還吸納了投誠過來的“大八股黨”的成員沈杏山等人。
而張嘯林的主要任務，其實是外聯，即專門和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淞滬警察廳主任秘書劉春圃、緝私營統領俞葉封等人聯絡，後來也成為副經理。
對了，他們的總後臺是法租界總巡費沃裡。
而“大八股黨”的失敗，歸根結底就是他們不可能與公共租界當局切實有效的執政能力對抗，而非輸在“三大亨”的手中，當英美當局真正“認真”禁菸，他們的生存環境自然不保。
不過“八股黨”採取的“保險”手段，卻被“三鑫公司”所繼承，所謂保險，是為中外鴉片販子提供保險，保險費為貨值的10%，押運、庫存期間產生的所有損失由三鑫公司全部包賠，最初是10家合作，1925年達到21家，主要經營波斯土、川土、雲土和北口土，這是說的產地，比如雲土就是雲南產的煙土，先由馬幫陸運四川，再和川土一起在宜昌裝船，到上海隆茂碼頭上岸。
把整個流程掰開，其實又要分為“租界”和“華界”兩部分。
1919年8月，皖系盧永祥督理浙江，薦何豐林補任淞滬護軍使，盧、何與上海的潮州幫鴉片商合作設立聚豐貿易公司，大做鴉片生意。後來，印度與中國公開的鴉片貿易被取消，但印度鴉片並未停止對華出口，上海仍是麻窪土交易中心，每年進口量達數噸。
鴉片吸食者
在1919年到1924年之間，聚豐公司就是“華界”部分的護運人，皖系每年獲得的鴉片收益不下500萬元，足以維持皖系軍隊開支。
1924年之後，皖系盧永祥部戰敗，上海城頭多次變幻大王旗，一直到北伐軍之前，歷任“上海之主”都在從事這項買賣。
雙方的交接分工，以潮幫、本幫的煙土上岸為例，船隻會由淞滬護軍使何豐林保護，從吳淞口直接運到十六里鋪或淞滬護軍使官署附近的倉庫，不允許任何人檢查，再由杜月笙派人包運到法租界，在法租界裡則由巡捕房的巡捕和警察押運。
據當時人回憶，鴉片車運輸為了掩人耳目，所過之處，他們控制的路燈都會熄滅。
另一項業務是壟斷法租界鴉片生意，公司和法租界協商規定，在法租界發售的鴉片必須帶“三星”印花，否則不得銷售，要知道，到1927年左右，在小小的法租界裡，已經有6000多家煙館，1928年更是達到了8000多家……
在掌握了零售和流通環節後，三鑫公司就開始了“包銷”鴉片業務，各地軍閥運輸來的煙土，由他們吃下後包銷分成，或三七開，或四六開，幫助對方快速變現。
而三鑫公司的收入，按照不同口徑的統計，1925年、1926左右，應該為每年5000—6000萬元上下，而當時全國年財政收入為3.45億元，也就是說，三鑫公司的收入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1/7。
在利益分配上，採取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的分法，即黃、杜、張三人每年分紅在100萬元以上（明面分紅），這是大三股，然後是中層管理的親信，再往下是包括小八股黨的嘍囉們。
1927年的大革命洪流，並沒有對上海三大亨有什麼衝擊，在曾經高喊“革命”的國民政府治下，對鴉片大搞“寓禁於征”，1932年，杜月笙與法租界發生矛盾，在上海市政府全力支持下，將販毒據點從法租界移至南市，控制的土行、煙館等至少有1萬家。
1935年7月，上海禁菸委員會成立，杜月笙、王曉籟和嚴福慶出任常務委員。杜實際上仍控制江南地區鴉片運輸、煙膏分配、癮民執照發放以及管理土行煙館系統，海關等機關收繳的各類毒品均交委員會，再投入市場。主持蘇滬地區禁菸事務的有江蘇省禁菸局局長曾鏞，其子拜杜月笙為乾爹。曾鏞的副手大多是原三鑫公司的成員，如上海縣禁菸分局副局長謝葆生，金山縣禁菸局局長高鑫寶等，名為“禁菸”，實際上，繼續賣鴉片賣得不亦樂乎。
而以上這些，才是真實的上海三大亨的“遠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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