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民族融合，尤其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融合，第一個成功案例就是北魏，促使北魏成功“漢化”的關鍵性人物，非
魏孝文帝拓跋宏莫屬，其漢化的代表性舉措就是從平城遷都洛陽，自此，北魏的全盤漢化正式開啟。770年後，另一個來自草原民族的帝王也把統治中心進行了南遷，他同樣也以漢文化愛好者與維護者的身份自居，他同樣也重視儒學、任用儒士……但與北魏命運不同，這個帝國最終與“漢化”漸行漸遠，直至徹底崩塌。
這個草原帝國就是元朝，這位帝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畫像
忽必烈的顧慮
1279年，崖山一役後，南宋覆滅，蒙古人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統治中國全境的草原民族。
一開始，蒙古人的想法很簡單，有多大的地盤，就建多大的牧場。
漢人太多？那就殺掉！
耕地太多？那就燒掉！
總之，空出土地來放牧才是王道！
幸而，這種“一根筋”的想法被耶律楚材阻止了。
不過，耶律楚材雖然避免了漢人被屠殺的命運，卻也未給出一個完善有效的管理漢地的方案。
待到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這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就直接擺在了他的面前。
也許有人會說，這哪裡棘手了？從北魏到遼、金，有這麼多的歷史經驗可借鑑，把它們拿來改改不就可以用了？南宋的那一套官僚體系，照搬過來繼續運作不就行了？
不，事情沒這麼簡單。
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1206年）踏上征服之路開始，直到忽必烈佔領華夏，整個過程不過用了73年。
成吉思汗像
在此過程中，蒙古並沒有受到華夏文化的太多影響，其內部沒有森嚴的等級與禮儀，也沒有城市生活的經驗，絕大多數蒙古貴族不通漢語、不懂農耕，甚至對漢人的文化抱有輕視與顧慮。
其中，令他們最為顧忌的就是遼、金兩朝的滅亡——兩者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漢化的國家，尤其金朝，其漢化的結果似乎是滅亡得更快了，如此一來，蒙古人如何能放心地選擇漢化呢？
遼、金的覆滅近在咫尺，因此，即便是自幼就開始接觸漢人的忽必烈，對漢儒文化也始終持保留態度。
忽必烈的轉變
1247年，忽必烈與漢儒張德輝 的一次帳前問答充分揭示了這一問題：
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
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又問：‘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
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皆武將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皆不使預聞。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薄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
王又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
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嶺北紀行》）
忽必烈就孔子、遼金滅國、農耕等問題與張德輝進行了深入探討，張德輝的應對得當，頗為機敏。
這場問答之後，忽必烈心中的顧慮到底減少了幾分猶未可知，不過從結果上看，他終於開始向漢文化拋出了橄欖枝——在張德輝的舉薦之下，包括著名詞人元問好在內的20多名漢人儒士很快成為了忽必烈的親信幕僚。
1251年，在張德輝等人的極力吹捧下，忽必烈接受了“儒教大宗師”頭銜，並開始提倡“漢人之地行漢法”的觀念。
朱熹易學啟蒙-元朝刻本
這些投靠忽必烈的漢儒，絕大多數都有經世之才，並非只懂“之乎者也”的酸儒，他們的出現，大大增強了忽必烈漢化的信心。
比如張德輝，他除了有著不錯的辯才以外，在政務上也是一把好手，忽必烈登基後，把他安排到河東南北路做官，上任以後，張德輝打擊地方豪強，積極整頓吏治，減免苛捐雜稅，促使當地的農業經濟快速復甦，當地百姓把其奉若神明。
還有一個叫趙復的，忽必烈初次召見他時，就問他“如何才能伐宋成功”，趙復直言：
“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元史·列傳》）
忽必烈對趙復的忠義之氣非常讚賞，沒有強行招他入仕，而是讓他繼續經學研究。趙復也不負眾望，為眾多經學典籍作注作傳，著有《傳道圖》、《伊洛發揮》、《希賢錄》等書，為當時北方的儒學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史學家對此評價為：“
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第一道裂痕
可以說，從張德輝“帳前問答”到忽必烈初登大寶（1260年）之時，忽必烈對漢儒文化的推行都是持積極態度的。
但是，忽必烈登基後的第二年，漢人李璮的叛變使得忽必烈與漢臣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在忽必烈心中，漢人被打上了“奸詐狡猾”、“不可信任”的烙印，即使是劉秉忠、史天澤等肱股之臣，也受到了懷疑。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恐怕是忽必烈內心最真實的寫照。
自此，漢人距離蒙元帝國的權利中心越來越遠，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階級鄙視鏈也逐漸形成。
內蒙古正藍旗：元上都遺址博物館文物
不過，此時的忽必烈雖然對漢人的忠誠度產生了懷疑，但他仍然沒有放棄對儒學的熱情。
一方面，許多漢人終其一生都得不到朝廷的重用，比如趙孟頫；另一方面，忽必烈又熱心學習儒家之法，請徐世隆、王恂等儒生給自己講《書》、《易》、《孝經》，尊孔興學。
1287年，成立國子監；1291年，下令各地設立縣學，讓蒙古官宦子弟學習儒家經術，史稱“儒風為之丕振”。
除了忽必烈，帝國的下一位繼承者——皇太子真金，也是儒學的推崇者。
真金自幼年學習儒家文化，先後師從姚樞、竇默、王恂等大儒，被封為太子後，也仍然以許衡、王恂、李棟等漢儒為師，“朝夕不出東宮”。
可以說，真金受漢學的影響比他爹更深，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元朝的“以儒治國”搞不好真的會實現。
而這位皇太子的早逝，實際上也與漢人士大夫有關。
第二道裂痕
1285年，江南行臺御史上書忽必烈，說他年事已高，是時候禪位於皇太子了。
嘖，真的是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就是一大昏招，此舉無疑把皇太子架在火上烤！
果然，太子的政敵阿合馬等人抓住此時機，竭力構陷太子一黨，汙告他們意圖謀反。
忽必烈對此事的最終處理還算冷靜，沒有廢黜皇太子，但經此一事，他對漢人官吏是徹底反感了，本來已在籌備的科舉也就此停下，更糟糕的是，
倒黴的太子真金，竟憂思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真金的去世對忽必烈造成了很大的打擊，也因此再次延緩了元朝漢化的進程，而之後的繼承者，也沒有了真金的漢化熱情。
真金之孫-泰定帝鐵木爾像
忽必烈死後的短短74年裡，元朝共出了10位皇帝，最短的在位時間只有53天，如此頻繁的政權更替，混亂不堪的帝位爭奪，徹底耗盡了元帝國的精力，哪裡還有空去思考漢化不漢化的問題呢？
蒙古帝國是在強人政治下建立起的龐大帝國，無論成吉思汗還是忽必烈，他們都有著極其強大凝聚力和號召力，因此在他們的統治下，蒙古帝國能維持暫時的穩定。
然而，當強人的時代結束，國家走向平穩發展期時，如果沒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完善的官僚體系，以及大批優秀人才的輔助，稍有不慎，帝國就會走向崩塌。
漢儒的經世之學，儒家的宗法體系，顯然是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的，它們對統治者維護自身地位的合法性，維持國家的穩定性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忽必烈想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否則也不會一度重用儒生、發展儒學。
然而，歷史總是充滿各種意外與戲劇性，總有漢人在忽必烈推進帝國漢化的進程中橫插一腳，使得忽必烈漢化的信念一再遭受打擊，最終，蒙元帝國的漢化在帝王的不斷糾結中徹底歸於沉寂。
-宋濂（明朝），《元史》；
-張德輝（元朝），《嶺北紀行》；
-羅賢佑，“元朝諸帝漢化述議”，《民族研究》，1987.5。
閱讀更多 阿中說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