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崇禎帝以信王入繼大統時，大臣們都滿懷希望地談論著明朝中興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禎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楊鶴竟大膽陳述了自明朝建立後軍力日衰的事實，並且斷言，使明朝恢復元氣的唯一辦法，是堅決消滅腐敗現象和朝中的黨爭。因此，崇禎帝要想徹底扭轉局面，必須首先改變大臣碌碌無為又官官相護的狀況。
崇禎帝不打算對中下層官僚機構進行重大改革，而將注意力集中在高級文武大臣身上。因為，這位當時還算中國最聰明的（雖然不是最有學問的）統治者的新皇上，是帶著這樣一種強烈信念登上皇帝寶座的，即朝中大臣幾乎都不可信任，他們大多都想結成陰謀集團，同自己作對。
銀杏樹又名白果樹，葉色光澤漂亮，功能神奇，可製茶、入藥。以銀杏葉充枕芯可治失眠、平衡血壓。而銀杏果剝殼後呈乳白色，與西芹清炒，翠白相間，賞心悅目，佐酒最妙。
幾年過去了，這種信念發展為偏執狂——一種靠特務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報來獲得滿足的精神狀態。崇禎帝在位17年，先後入閣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處死的。任職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敵都是朋黨領袖的人。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團的出現，和17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朝廷黨爭，反映出這一時期上層社會的膨脹及隨之而來的將官場角逐同社會運動聯繫起來的一種新政治格局的發展。上層社會的膨脹，在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即後來的安徽和江蘇兩省，表現得最為明顯。
和其他盛產舉人進士的地區（也許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餘姚和鄞縣，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晉江那樣只有少數幾個人才之鄉。江南所屬10個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兩百名官員。而且，江南有許多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地區，其士人流動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數重要城市中個別大族的控制。個別城市也不能支配整個江南。相反，整個長江流域這一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到處都有政治名士。他們具有自我認同的強烈意識，又與大眾文化有橫向的聯結。由於他們散佈各處，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線和地域隔閡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會的傳統形式——詩社、學社、書院——在這一地區便異常發達。
這些士大夫的社團，不僅體現出上層社會的凝聚力，也反映出十六七世紀大眾文化素養的普遍提高。
在1624年這思想日益活躍的一年中，幾個江南的社團合併成為應社，它以南京所在的應天府而得名。1626年春，魏忠賢遣緹騎四出搜捕東林黨人，其中包括蘇州的周順昌。消息傳開後，蘇州各地生員立即動員起來。在應社成員楊廷樞的率領下，數千人擁至衙門，要求巡撫向天啟皇帝轉奏他們的請願書，釋放周順昌。巡撫斷然拒絕，請願群眾頓時“哭聲動地”。
尊重學生合理需求和個體差異，統籌考慮各層次學生學習狀況、知識水平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以學生為中心，根據學生的能力水平和潛力傾向，把學生分成不同層次進行培養，讓學生學習適合自己的知識，通過不斷的質量測評與分層分流措施讓學生最終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能力目標，使得學生學習有動力，學得專心、專注。
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順昌個人，他的命運只能引起為東林黨的事業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關切與幫助，那麼，其他市民就不會參加這一運動。然而，以邪惡殘暴著稱的緹騎的出現，激怒了蘇州其他市民。他們一哄而上，直搗衙門，毆打緹騎，將其中一人當場踩死，將另外幾人投入河中，並且——不顧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勸阻——繼續擁至驛站，圍攻御史黃尊素，撕毀了他攜帶的詔書，焚燒了他乘坐的官船。
但暴動群眾沒能救出周順昌。他被緹騎押至京師，備受酷刑而死。暴動群眾也遭到鎮壓。巡撫毛一鷺報告說“吳人盡反”，將為首的五人逮捕處決。他們的名字及蘇州市民為紀念他們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義和無畏的象徵。許多親身參加了這次民變的士大夫，則由此而揚名；那些為援救周順昌而奮勇當先的應社社員，突然發現自己已是天下聞名的人物了。
的確，1626年的蘇州暴動，意味著應社正從一個文人社團向一種逐漸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轉變。1628年，張溥有幸作為恩貢生到北京參加崇禎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應社的支部。第二年，張溥和孫淳又進一步擴大應社的活動。他們發出大量請柬，邀請各地名士至蘇州聚會。應邀前來的共有674人，他們同堂宣誓，建立聯盟，並將其名稱定為復社。
復社將要在翰林院佔據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對大臣進行評議。此事之後果不難預見。崇禎皇帝一旦充分認識了這場政治運動的含義，就會更加堅信自己對黨爭的疑慮完全正確。在前朝，品評人物是東林黨人干預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東林”顯然也想採取同樣策略。
崇禎皇帝自入承大統始，便十分注意大學士的任用。登基後，他又創造了會推之法，規定凡閣臣因革職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舉其候選之人。當時，他最寵幸的大臣是溫體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驚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選人名單中竟無周延儒，列於首位的卻是錢謙益。這顯然是多數大臣協商的結果。
錢謙益（1582—1664）是當時最有才氣的文學批評家和最傑出的詩人之一。1625年，錢謙益執掌起居注和國子監時，魏忠賢集團開始對同情東林黨或與之有交往的士人進行大清洗。錢謙益因被劾參加了東林黨運動而辭職。及至1628年東林黨人恢復權力之時，錢謙益的文學背景、曾供職翰林院的資歷、與江南社會的聯繫以及同以往的黨爭幾乎全無干系等條件，使他成了內閣首輔頗為理想的人選。因此，當1628年底首輔劉鴻訓被革職後，錢謙益——此時已被召回朝任禮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便被東林黨人推舉出來，以同溫體仁和周延儒競爭。
溫體仁立即尋找藉口，以否定錢謙益的候選資格。他上疏崇禎皇帝，攻訐錢謙益1621年為考官時曾接受賄賂，並強調入選閣臣者應絕對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脅，還是溫體仁對錢謙益參與黨爭的指控。溫體仁指出，錢謙益1621年的表現，是一種常見的不負責任的投機行為，其中包括以結黨營私來謀取首輔之職。
三天後，崇禎皇帝召集群臣至文華殿議事。其議題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錢謙益與溫體仁當堂對質，群臣大驚。錢謙益在辯難中態度強硬，因為他已設法讓崇禎皇帝對溫體仁的黨派活動產生了懷疑。但是，當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給事中——紛紛斥責溫體仁為誣陷賢臣之小人，而為錢謙益辯護之時，崇禎皇帝卻從中看到了錢謙益結黨的證據。
在高中語文教學中，對學生進行評價也是一項經常會進行的活動。注重評價的科學性、合理性、激勵性，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學生對教師的親近感，拉近教師同學生之間的距離，激發學生更大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相反的，教師對學生的評價不合理，就會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嚴重喪失，對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造成嚴重的打擊。因此教師應當遵循公平、公正原則，遵循民主平等原則，注重對學生的表揚和鼓勵，避免對學生的挖苦、諷刺、打擊，對學生進行錯誤方面的分析，並對學生指明正確的奮鬥方向，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給學生一個整體、公平、合理、科學的評價，以保證學生學習興趣的不斷激發。
3.貨幣政策的衡量。本文參考索彥峰和範從來的研究方法，以M1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的衡量指標。[26] 該指標越大，則表明貨幣政策越寬鬆。進一步，為使研究結果更為穩健，本文同時選取了M2增長率來衡量貨幣政策。參考靳慶魯等人的做法，M1和M2增長率(m1和m2)均採用同比增長率。[27]
換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錢謙益這一事實，使崇禎帝感到溫體仁對錢謙益結黨營私的指控顯然更為可信。於是，他突然轉向錢謙益，厲聲斥責他煽動黨爭，令錦衣衛當場將其拿下，投入大獄。和馮銓一樣，錢謙益也被判處徒刑，贖為民，當月獲釋，返回江南。此事被當時的人們視為崇禎皇帝獨斷專行的突出事例，而對溫體仁來說，這卻是一大勝利。他終於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後又榮升內閣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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