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錢古代錢幣是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屬性的文物，

亦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的縮影，為各博物館和民間所珍藏。

唐代在我國曆史上是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唐太宗李淵建立的大唐帝國，被尊稱為“天可汗”舉世聞名。唐代時期所鑄造的錢幣開元通寶，被學界稱之為“大五帝錢”之一。

唐錢幣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佐證，特別是四川近幾年的考古發現中先後在成都、德陽、新都、郫都區、彭山、三臺等地發現一批唐代窖藏（墓葬）錢幣中，通過整理發現會昌時期的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為進一步研究唐代時期鑄造錢幣歷史發展，以及唐代錢幣流通曆史及對唐代政治、經濟、文化、書法、及社會發展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和學術價質。

本文重點對四川所發現的唐會昌古錢幣中的背“永”字錢幣的歷史價值與及鑄造歷史進行研究探討。

一、唐代錢幣的基本概況

01

開元通寶

青銅模製鑄造，直徑2.2—2.4釐米，重3.3—3.5克。錢文突起，錢文為隸書。錢文由唐初大書法家歐陽詢制詞及書寫。開元通寶有平背、月牙痕、背紋之分（形似指甲痕）。錢幣呈圓形、中間為方孔，內外有廓。開元通寶是非年號錢，唐高祖武德四年就已經鑄造。此錢是公元618—907年所鑄造並流通的法定貨幣。

02

乾元重寶

青銅模製鑄造，直徑1.7—3.8釐米，重5.96——11.94克。錢文突起，錢文為隸書。乾元重寶可分為幾個版本，從小到大有四個品種。該錢幣外觀呈圓形，中間為方孔，無背文，雙面內外有廓，是唐肅宗於乾元元年七月所鑄年號錢。由年號、加寶文、組合而成，是唐代真正的年號錢，乾元重寶從公元758年開始鑄造並流通的唐代貨幣。

03

會昌開元通寶

青銅模製鑄造，直徑2.2—2.4釐米，重2.8—3.5克 。錢文突起，錢文為隸書。背鑄造地名，如京師鑄“京”字背文等。錢幣呈圓形、中間為方孔，內外有廓。它是唐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鑄造並流通的貨幣。

04

背“永”字開元通寶

青銅模製鑄造，直徑2.2—2.4釐米，重3.3—3.5克。錢文突起。錢文為隸書。該錢文由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制詞及書寫。背“永”字開元通寶有兩種版本，分別為背“永”字在錢幣背面上方和下方兩種，錢幣呈圓形，中間為方孔，內外有廓。它是唐武宗會昌六年（公元761年）梓州刺使段子璋叛亂時私鑄錢。

二、唐開元通寶、乾元重寶、會昌開元通寶的鑄造與歷史價值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正值隋朝末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隋唐國公，太原留守李淵趁機起兵反隋攻克大都大興，自封唐王，立隋煬帝之孫楊侑為帝，隨後不久廢楊侑，並自立為帝，改“隋”都大興，為長安，隋朝隨之滅亡。在大唐都初建時期，為了達到全國統一，簡化軍餉籌集步驟，仍然沿用的五銖錢。

在唐朝開始鑄造開元通寶之前，始於兩漢是時期的五銖錢幣已在全國已流通了700多年之久。在這期間歷經各王朝的盛衰，其錢之大小輕重已無標準，即使是版式最簡單的隋五銖錢幣也有大小之分；再加上前朝的北周、北齊、南北朝的錢幣流通，通貨之狀況極為混亂。隋末期戰亂頻頻，貨幣大幅貶值，百姓生活及為困苦。

大唐王朝在局勢穩定之後，為了維護統治的需要，唐高祖李淵於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頒詔書廢五銖，由唐高祖李淵親自主導，給事中歐陽詢監製，興鑄統一的開元通寶錢幣。從此，中國的方孔圓錢就多以通寶、元寶相稱亦即寶元的開始，中國的幣制正式脫離了以重量為名的銖兩體系，發展為通寶幣制，併成為唐以後的歷朝歷代的鑄幣標準。一直沿襲了近1300年，直到機制錢幣的出現，才逐漸消失。[1]這一時期所鑄貨幣，影響達千餘年。因此在民間，人們把唐開元通寶錢幣稱之為“大五帝”錢，在中國鑄錢歷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

唐代時期不單是隻鑄造了開元通寶，而且也鑄造有年號錢，如唐肅宗於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請鑄造“乾元重寶”，以乾元重寶一枚當開元通寶十文用。乾元重寶重5.97克，錢文隸書，書法精妙，有光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雲或星文。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琦遷，宰相又請奏，更鑄“重輪乾元重寶重輪”大錢，錢背面外廓雙層，故稱“重輪錢”，以一枚當開元通寶五十文用。重輪錢錢直徑3.5釐米，重20克。

由於這兩種“重寶”類錢幣，在發行中不斷貶值，乾元重寶重輪錢在流通至第二年，改為一當三十，開元通寶小平錢與當十錢皆以一當十，隨後改一當三，直至一當一使用。直到唐肅宗死後，代宗繼位時，便下令停鑄“乾元重寶”大錢，獨行開元通寶錢。“乾元重寶”作為歷史上第一枚年號錢，也是華夏最早的重寶類錢幣。中國的重寶類錢幣始於唐代的“乾元重寶”，是錢幣鑄造歷史首枚年號字錢幣[2]。唐代“乾元重寶”開歷史之先河，成為後來的錢幣年號錢幣之範本，影響千年。

唐會昌錢幣，是唐晚期唐武宗李炎於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所鑄造。

據史料記載

“武宗即位，廣浮圖說，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3]。當時的“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以京為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4]且時有“永平監管李鬱彥以銅像、鍾、磬、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監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5]

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滅佛，將滅佛所得銅料鑄成會昌開元通寶。其尺寸大小如同之前的開元通寶，只是在錢幣背面鑄有鑄錢局所在州的州名，如：京師長安鑄“京”字，東都洛陽鑄“洛”字，而淮南的揚州為紀念會昌年滅佛，所鑄背文為“昌”。

從會昌開元通寶質地上來看，大多采用比較優質的造佛銅料鑄造，銅質分別為青銅、紫銅。從該錢幣形體上來看，有別於唐早期、唐中期所鑄造的開元通寶。會昌開元通寶普遍直徑在2.2釐米至2.4釐米，質重在3.5—4.2克之間，錢體大小與唐中期基本相同，但也有錢體小的錢幣，相比唐初時期統一鑄造開元通寶時期的錢幣還是有差異的。

唐晚期時期全國各地都在鑄造錢幣，鑄造錢幣的工藝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同時也有私鑄錢幣的存在。這一時期的錢幣不統一，多數週廓偏斜，鑄文模糊，個別出現花穿現象。錢文也失去了原有的歐陽詢隸書體的風韻，不同於原始的開元通寶的字體。錢的鑄造體形也不盡相同，存在差異。

文會昌開元通寶錢幣錢背之紀地漢字，被列於史籍、錢譜的有“京、昌、洛、藍、益、廣、梓、潤、梁、興、平、鄂、兗、潭、洪、宣、越、襄、丹、福、桂、荊”共22字。[5]開創了歷史上使用鑄造局所在地作錢幣背文之先河，成為後來鑄造錢幣以鑄造局為背文之範本，影響千年。

三、唐代時期會昌開元通寶背“永”字探討

錢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風向標，因而研究探討唐代政治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錢幣作為歷史的實物佐證。隨著考古不斷髮現唐代時期的錢幣窖藏中大量唐代各個時期的錢幣出土，人們對這一時期錢幣的整理研究，

特別是對唐代會昌時期的開元通寶的整理又有了新的發現和認識。

過去人們對會昌錢背文除史籍和錢普記載有的22字之外，對後來新出現的會昌背文錢幣，大多數持爭議、懷疑態度，如：開元通寶背文為“清”、“永”、“揚”等字，特別對會昌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的真偽、鑄造地，學術界長期爭能論不休。但是近幾年來四川考古工作者，在考古發掘的唐代錢幣窖藏（墓葬）中不斷髮現混雜在唐代各個時期錢幣中的會昌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的出土發現，揭開了這一時期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的鑄造歷史與鑄造地的神秘面紗。

唐代開行鑄造開元通寶錢幣，是我國曆史上從五銖類錢幣過度到通寶類錢幣的最重要時間結節點。針對四川考古中不斷髮現唐代各個階段時期所鑄造的錢幣，特別是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的出土，給這一時期的錢幣研究帶來新的課題。

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在史籍和錢譜中均無記載，實屬稀有錢幣。

它是一種什麼錢幣，為什麼會在四川的唐代錢幣窖藏（墓葬）中出土，卻在全國其它地方錢幣窖藏（墓葬）中不見蹤影，只是在民間偶現。並且史籍和錢譜有記載的會昌開元通寶錢幣背文的22種錢幣在全國各地考古發掘中均有出土，而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只在四川唐代窖藏（墓葬）錢幣考古中發現，如：四川的成都、德陽、新都、郫都區、彭山、三臺等地出土的唐代窖藏（墓葬）錢幣中混雜出土，實為稀見。該錢幣是唐代的嗎？為什麼在其它地方未見背“永”字錢幣的發現，而在四川的唐代窖藏（墓葬）中出現，尤其是在川北一線和成都周邊發現。

筆者通過查閱兩唐史和相關史料得知，在唐代時期四川稱“益州”，而唐代時期稱“梓州”（今天的三臺縣）是在“益州”範圍之內，唐代梓州是唐代重要的鑄造錢幣地區之一。而史籍和錢譜中記載的會昌開元通寶22種背文錢幣中，又有開元通寶背“益”背“梓”字的鑄造局記載。因而從相關歷史資料和出土錢幣情況來看，背“永”字錢幣是混雜在唐代各個時期所鑄錢幣中出土。而背“永”字開元通寶的錢文是

直讀。從我國的鑄錢歷史來看，出了唐代錢幣是直讀外，而在唐以後的錢幣大多數都是旋讀，因此斷定背“永”字錢幣是唐錢無疑。

那麼，它是什麼地方所鑄造的呢？通過查閱相關史料來看，唐代歷史上湖南零陵地區曾稱永州。永州乃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而背“永”字錢，是這裡鑄造的嗎？但史料上永州是否鑄錢，卻無記載。若“永”字錢，確為唐王朝的法定貨幣，又有較大規模的鑄造和發行範圍，那麼後世一定可從現在湖南零陵發現相當數量的背“永”字錢，或是在考古中有所發現。但是“永”字錢，即不在湖南零陵考古中發現卻在四川被考古發現，可見它並非是唐會昌年間湖南永州所鑄，而是唐代的其它某一個地方所鑄幣或私鑄幣，其鑄造量非常小。

筆者認為背“永”字錢幣的出土地發現在四川，很有可能是四川某地鑄造，因為它在四川出土的量較多。唐代時期主要的銅產地有七十餘處，而四川劍南地區就是其中之一，唐代曾在劍南地區的梓州設有錢監，開鑄開元通寶的歷史。

在史籍和錢譜中有記載的會昌開元通寶背文22枚中，四川就佔有兩枚。並且從出土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來看，其式樣有與唐代所鑄開元通寶形制完全相同的特點，但又區別於唐會昌時期其它地區所鑄錢幣，主要是在銅質上。

因而要解答背“永”字錢幣的鑄造地與歷史這一問題，首先要了唐安史之亂至會昌元年（755—841年）這段歷史中發生了什麼，或會昌六年至朱溫建梁（846—907年）之間歷史。通過查閱兩唐史料，臆以為背“永”字錢是肅宗上元二年四月至五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判亂是時所鑄，因為在會昌開元通寶中有背“梓”字之幣出在梓州，而段子璋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四月“壬午”反叛於梓州。

梓州屬四川劍南地區，劍南地區是唐的重要產銅區之一，又是鑄造錢幣地區之一。因此提出四川造的看法和推論，否是正確，有待於新的出土資料或其它新發現文獻來證明。

據史料記載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 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反，襲奐綿州。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6]段子璋“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7]或作子璋之官銜為“劍南東川節度使。”[8]《唐方鎮年表》亦作“梓州刺使”，顯然是一起四川地方官員，借大唐“安史之亂”而反叛唐王朝朝庭的事件。但此叛亂，僅持續了一月之久。“五月，劍南節度使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9]

筆者依據這段史料，推釋在四川所發現出土的開元通寶背“永”字錢幣系段子璋在叛亂之時所鑄造，其理由有多方面。要證明此點，不妨先了解一下公元761年前後的那段歷史背景：

在公元755年大唐歷史上爆發了“安史之亂”，叛軍迅速南下；次年唐玄宗李隆基避難於蜀，大唐統治大為震盪，而自然災難又不斷髮生。在這種情況下，大唐政府不但沒有減輕人民的稅收負擔，反而加大了稅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北起黃河流域，南至嶺南，東抵徐南，西達劍南。”[10]的廣闊土地上，農民起義風起。

此時，在大唐的邊境地區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也趁火打劫，大肆侵擾大唐邊境地區，如：西有吐蕃、党項、羌奴刺；南有南詔，甚至遠在東南沿海的廣州也受到了大食、波斯軍隊海盜式的搶劫。[11]士兵譁變不斷髮生，僅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川地區就有“劍南兵賈秀”、[12]“蜀郡兵郭千仞”的譁變；[13]在全國各地的節度使等軍官也趁機發動爆亂。

而段子璋叛亂的前兩年，就有邛、簡等州；[14]襄州的康楚元、張嘉延[15]；山南東道張維瑾；[16]揚州長史的劉展[17]等有軍權的軍官叛亂等。梓州刺使段子璋的叛亂也就是在唐王朝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梓、遂州屬四川劍南，劍南是大唐是時期的重要產銅區之一，梓州在唐代時期曾設有錢監，鼔鑄開元錢，因而自然有鑄錢爐、錢範等設備和技術力量。

所以在段子璋叛亂佔據梓州完全具備鑄造錢幣的條件。其理由有四：

一、段子璋叛亂之後，不僅割據地方，而且自稱梁王，這使得歷朝歷代王朝都沿襲也必用的那一套規矩，如：改元年、定都、制樂、置百官、通詣四方、鑄造貨幣均為必然要做的事。據史料記載：他（段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雖未提起他鼔鑄錢幣，但這一套他是必然要做的，因為他自封王，為了彰顯他的權利和地位。

二、段子璋在叛亂中佔據梓、遂兩州，梓、遂屬、劍南，劍南是唐時期的主要銅產區之一，這裡有著豐富的銅礦資源；在盛唐時期，梓州曾設有，錢監，鼔鑄開元錢幣，因而自然就有錢爐、錢範等設備以及鑄造工人及技術力量。因而段子璋在這一時期是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就地鑄造自己的錢幣，但他又不可能明目張膽的鑄造錢幣，因此，他為了與唐中央政府所鑄開元通寶錢幣有所區別之外。同時彰顯他作為“梁王”的獨立性和權利性，他也可能會下令，令鑄工在原有的開元通寶的錢範上加刻“永”字以示區別。

三、背（永）字錢幣，除了是“段氏王朝”所鑄造錢幣與唐王朝所鑄開元通寶的區別標誌外，還有可能包含某種意思，如：“永遠、長久、太平”。在歷史大凡叛亂中央之軍為了多跋扈幾日，因此大都積於在錢文以求得某種心理上的補償，如：唐“安史之亂”時期的史思明曾鑄“得一心寶”錢，後忖“得一”非長祚之兆也，於是改其錢文曰，改“得一元寶”為“順天元寶”以自欺欺人也。[18]雖戰場上的失敗，但從錢幣上的文字得到一種心裡上的自我安慰。故段子璋在叛亂之後，把“永”字鑄在錢上釋為“永久”，與以可類。

四、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在鑄造工藝上，同唐代時期所鑄錢幣一樣，其錢幣文書法字體上都是歐陽詢所書字體，而錢的形制大小及重量，與唐代時期所造錢幣儼然如同一範所鑄，其做工精細，字跡清晰，用料精細。其所鑄背文中的“永”字上又分上下兩種，與同一時期各個帶鑄錢局的會昌開元通寶鑄錢幣儼然不同，主要區分在幾方面：一是在鑄造工藝上保持元有開元通寶的尺寸、重量，二是在書法字體上依然保持作原有歐陽詢書寫字體，三是在所用銅料上完全與開元通寶用料相同。因此，推論背“永”字錢幣是段氏叛軍利用唐時期的開元通寶舊範加刻“永”字而成。

對於背“永”字開元通寶為什麼在史籍和錢譜中無記載，而在四川發現較多，並且都是在梓州周邊（三臺縣）如：成都、德陽、新都、郫都區、彭山等地唐代時期錢幣窖藏平凡出現，在其它地方少見。為了更進一步的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唐代時期發生“安史之亂”的前後歷史，以及唐玄宗李隆避難於蜀期間，蜀，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筆者認為至少有幾方面的原因。其一、唐玄宗李隆避難於蜀的北邊（川北區域）。其二、公元761年段子璋的叛亂，也是在蜀的北邊，前後僅月餘。

在當時時常兵變、叛亂的情況下，百姓習以為常，或因其時間短，在川內除梓州（今天的三臺縣）等地外，其於地方根本不之聞，和況段氏是利用唐代造錢舊版，改造而來，發行流通量少，時間短，很快就被平定了。

且平叛之後，民眾以惡其錢兼之，歷代百姓有毀“惡”錢造器物之風俗，其錢本生鑄造錢幣時間短，鑄造數量有限，加上這些人為因素，自然的損耗，其錢幣自然就傳世就不多，而所發現的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大都是混雜在唐代錢幣窖藏（墓葬）中發現。

從相關史料來看，在那時時逢戰爭，四川雖未遭受安史之亂的兵鋒，但是在那歷史歲月，川內連綿不斷的譁變、叛亂、農民的起義及川西的吐蕃、川南的南詔的侵擾，使其歷史上不少的典籍毀於戰火，兼於段氏叛亂，得不到民心，雖然影響小，時間短，故當時之文獻或不屑一提，或附書一筆卻毀滅烽火、亡於散佚了。

這些出土於四川成都、新都、德陽、郫都區、彭山等地的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距段子璋叛亂所據的梓州（今天的三臺縣），僅有百餘公里[19]。在平叛之後，由於段氏所鑄錢幣又與當時流通貨幣相似，老百姓又無法區別，從而混雜在流通貨幣中繼續流通，得以保存並留傳下來。

綜述歷史相關資料和考古發現資料，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為段子璋叛軍所鑄造，也就是說背“永”字開元通寶是梓州（四川三臺縣）所鑄造，是有史料可查，是可信的。雖然它存在和鑄造時間短，數量有限，但它是利用舊版鑄造而來的，彰顯出段氏作為叛軍之首領的私慾，見證了一段歷史。它是研究四川地區唐代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及鑄幣歷史，不可缺少的實物資料。

結語

唐代是我國曆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期，唐代開元通寶錢幣始於武德四年行用，見證了唐朝的興衰。近年來，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配合社會基本建設先後在成都、新都、德陽、彭山、郫都區等地發現了大量的唐代錢幣窖藏（墓葬），四川的文博工作者在文物徵集中也徵集到數量可觀的唐代錢幣。

通過對這些錢幣的清理和整理，從中整理出唐代歷史上各個時期的錢幣，特別是從這些窖藏錢幣中混雜出土唐代會昌時期所鑄開元通寶錢幣“永”字錢幣稀有貨幣。

背“永”字開元通寶錢幣的鑄造時間和鑄造地點是一個歷史之謎。唐代發生“安史之亂”以後，全國各地都在鑄造錢幣，因而出現不同類型的地方造幣局的錢幣。史籍和錢譜有記載的會昌錢幣帶背文的就有22種，同時也出現了史籍和錢譜沒有記載的錢幣，有爭議的錢幣，其中背“永”字開元通寶就是這類錢幣。

長期以來，人們對背“永”字開元通寶的研究都停留在懷疑之中。近幾年，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考古發現的唐代錢幣窖藏（墓葬）中不斷髮現背“永”字錢幣，揭開了這一歷史之密。通過對它的研究和根據相關歷史文獻推論，背“永”字錢幣是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時期所鑄造的錢幣。其存世時間短、量少，是具有地方性、時段性的特殊錢幣。它在這一時期歷史有著舉至輕重的歷史價值，是我們今天研究唐代“安史之亂”這段歷史時期的重要物證，尤其是對唐代四川在這一時期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提供重要的佐證資料。

背“永”字開元通寶是繼史籍和錢譜有記載的22枚背字錢幣之後，有確切的鑄造地的一枚會昌開元通寶，填補了史籍和錢譜記載的空白。

為研究這一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與及唐代時期鑄造錢幣歷史、鑄造錢幣工藝、與及書法藝術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它對於進一步研究巴蜀地區，特別是四川地區唐代的政治、經濟、貨幣流通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學意義和考古價值。（作者單位：四川博物院）

註釋：

[1]-[2]唐石父：主編《中國古錢幣》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1年12月版 p164—177。

[3 ]宋 祁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食貨志》。

[4]-[5]《新唐書》卷五四。

[6] 上海錢幣學會主編：《古錢幣的鑑定和保養》由上海翻譯出版公司 1985年版p11—12。

[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三九。

[8]-[10]《資治通鑑》卷二二二。

[11]宋 祁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六。

[12]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4冊。

[13]-[17]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九、二二一。

[18] 唐石父：主編《中國古錢幣》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1年12月版p169—171。

[19]《三臺縣志》 潼川新民印刷公司出版 民國20年（1931）。

編審：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