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的母亲，被两个穿黑衣的亲戚搀着，紫色的外套，黄色的鞋子，她是母亲，是丧事的主角，她不需要用穿着来证明自己的哀伤，到此刻她已经停止了流泪，眼中盛着一种空洞，使空洞也有了形质，她站在那里，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悲哀投下的一片暗影，模糊了她的五官与四肢。我认得出，那是她，是她老去后的样子，隔着二十年的时间，她站在自己的丧礼上望着我，是我一生也摆脱不了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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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四月，天很晴朗，公司顶楼的会议室开着一扇窗，女秘书送进两杯咖啡，给我和另一位面试官。我们喝着咖啡，猝不及防地，她走进来了，牛仔裤，米白色的背心，背着一只黄色的双肩包，一瓶奶茶放在侧面的口袋里，她戴着眼镜，头发扎起来，白色的运动鞋很干净，我对穿白色的女孩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是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她就是她，有时候，她又变得不是她，而是一种经过提炼的形象，像哲学家经常谈论的所谓的人的存在本身，理想的形象，就像古希腊的雕塑。渐渐地，桃子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完美而标准的模样，刻在人类远古的洞穴里，隔着熊熊篝火，她对我微笑着，就像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她是第十一名面试者，手里拿着填好的表格，脸上带着浅淡而拘谨的微笑，那是一种无意识地胆怯与讨好，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脆弱的骄傲，刚毕业的名校学生，往往有种莫名的自大，需要打击，也需要培养。她前额的头发垂落下来，让人想起初春返青的柳条，我的同事接过她递过来的表格，扫了一眼，就开始例行提问。

“你在出版社实习过？”

她回答“是”，接着去翻双肩包，似乎想拿作品一类的东西出来，被紧接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打断了。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

在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假装出来的生涩与诚恳，语速很慢，字斟句酌，然而她的眼神却不闪烁，始终直视着我们，这使得她的表演效果打了折扣，在谦虚的外表下，充溢着一种强烈的自信。美丽的姑娘，经常有这种隐隐的气势，那是长年被人追求而积攒出来的风流。她知道自己很美。

人事部的同事问完了常规的问题，向我点头示意，该轮到我了。这一次，她拿出作品，递给了我，她画得很好，是那种普通的、庸俗的、没有天分的好，我微笑着看完，断定她不是个有天分的画手，却恰好是职场中需要的那一种，她会努力、会听话，因为天资受限而机会不多，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这一点。近视镜片后面，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摘掉眼镜她会更美。

面试结束了，她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中，我喝掉了最后一滴咖啡。不错，这是个漂亮有趣的姑娘，然而再漂亮也不过如此。在北京，这样的年轻女孩一抓一大把，她们来自天南海北，穿梭在校园、街道、电影院、餐厅、图书馆、地铁站，空有青春，囊中羞涩，她们是这城市中的花，是所有男人恋慕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广告、杂志内页和街道上无处不在的led屏幕里，这些可爱又可恨的年轻姑娘，当我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书包里揣着馒头和咸菜当作午饭，一天来回十几公里去上中学的时候，她们才刚刚出生。

说也奇怪，这一代新的年轻人，他们得到的条件比我小时候要好得多，他们从小就可以学画画，学音乐，学跳舞，学一切人类几千年习得的才艺精华，最后，经过如此多的训练，背负着无数殷切期望，他们依然长成了平庸的样子，拼尽全力追逐着一点活命的资料。在青春大好的年纪，他们谈论吃的，穿的，电影明星，房租价格，换工作，涨薪水，等不及谈恋爱就急着相亲结婚，把饭碗和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任由年华匆匆流过，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种提前老化的年轻人一点也激不起我的羡慕之心，可是她不一样，只消一眼我就知道，她正当青春。

她来得这么巧，又这么不巧，刚好站在我的面前。在办公楼的电梯里，我照见自己的形影，啤酒肚还没有长起来，四肢依然紧实有力，她的头顶只到我的肩膀，深蓝色的丝绒发箍让她看起来像个乖巧的小女孩，她双手紧握着一只长形的女式钱包，这可能要花费她半个月的工资，我想象着她在柜台前左右迟疑，狠下心付款，而我老婆买起这些东西来眼都不眨。我是做广告的，对这个商品社会中的各种价格和消费人群，有充分的了解。

桃子入职的第三天，我借着欢迎新伙伴的理由，带她去吃午饭，她一个，我一个，真是个妙局。我带她去了一家我常去吃夜宵的日式餐厅，晚上加班后经常一个人去喝两杯，老板几乎没在白天见过我，我也没在白天见过他。他坐在两片青布门帘后头，看见我，眼神中透出一丝讶异，我喜欢这间店里头暗沉沉的色调，正午时分，也像走进一片夜晚。

餐厅里头清凉宁静，只有寥寥几桌客人。我们的话题从公司的情况，渐渐转向各自的过往，她说起她小时候学画的往事，被父母逼着，打着，不得不去画，慢慢地，被迫变成了习惯，习惯变成了爱好，爱好最后成了特长，成了她今天吃饭的家伙，她问我是不是学美术出身的？我说是的，刚毕业那会儿，我在公园里给人画像，赚几个零花钱。

“那可真酷。”她说。她没有往下深究的意思，对我的人生，她一无所知。

我跟她讲起十几年前，我从美术系毕业，生活无着，在中关村的一间电脑店里打工，老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店里生意清淡，但也能维持下去，只有周末稍微忙一点，帮人攒个电脑，修理故障，卖个鼠标健盘，在中关村，像我这样的小伙子，有成百上千个。现在中关村的电脑店都关门了，他们去哪儿了？谁知道。

没有生意上门的时候，我就缩在店里的一把塑料椅上画画，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家里穷，高中之前没接触过美术，没那个条件，不像你们，可是我真的爱画，有本小说叫《月亮与六便士》，你看过吗？没有？那你应该去看看，那里面提到的画家，就是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狂热的爱好者。

“其实，我看过您的作品”，她说，试图把话题拉回工作的范围，“博爱内衣的广告，还有那个香水，背景是橙色的星空，我都看过。您设计得真的很好，我觉得，很有灵气，很不，很不一样。”

我笑着听她笨拙地恭维我，想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吃完饭，我结了账，带她离开，回到我们的写字楼里，她的工位上放着一只小小的毛绒熊，是人事部送给新人的礼物，粉色的小熊咧开嘴笑着，仿佛世间的荒谬都含在它微张的黑色小嘴里。我走进茶水间去等一杯咖啡。

办公室楼下的那条街，这几年拆了又建，道路拓宽了，楼房长得更高，风景已经大不相同。有时候，从这里望下去，难免感叹世界变得这么快，年轻人又这么多，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这简直不是时间将人变老，而是新的话语、新的风尚、新的建筑和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将人催得老了。我妻子今年四十岁，苗条清秀，保养得宜，与十几年前谈恋爱时比起来，几乎没有差别，而我清楚地知道她心怀不安，她越来越多地买衣服、首饰、化妆品，数不清的鞋子和包，变成了广告商最喜欢的那类人，被各种消费观念彻底洗脑的产物，这几年她不停地买买买，唯恐追不上什么，被落下了什么，仿佛将自己埋没在一大堆衣服鞋帽里就能留住青春，或者仅仅是因为无聊，中年女人的烦闷和无聊，藏在她依然美丽的皮相之下，我察觉得到。

每天晚上，她要敷着面膜入睡，我厌烦那种味道，混合着某种水生植物和石油提炼品的味道，月光斜照，半透明的无纺布勾勒出她的脸型，标准的，可爱的，温顺的那一张脸，我曾经无数次地贴上去轻吻。如今，她合上眼睛，我背过身去。一道由时间掘出来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我真心爱过她。

可是现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她仍然是我最亲近的女人，我妈去世之后，素莹便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温柔和顺，长得也不错，做一手好菜，看肥皂剧的时候将电视音量调到不能再低，以免打扰我在书房里加班，凡此种种，十分乖巧。除了做饭之外，她最大的爱好是购物，买衣服、鞋子和各种各样七零八碎的女人玩意儿，幸好她不爱给我买东西，怎么说呢，我和她的眼光不太一样，品味这东西真的很难讲。当然，放在十几年的婚姻里，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瑕疵。

现在，我仍然爱着素莹，像爱母亲，爱姐妹，或者是爱祖国的那种爱。我们没有孩子，为这曾经折腾了好几年，各种医院、各种手段，她怕痛，取卵的疼痛她受不了，而且，“感觉丧失了尊严”，她说，她不想再去尝试。在家，她加倍地对我好。

我母亲直到去世，也没抱上她盼望的孙子。自那以后，我们不再谈论有关孩子的话题，也不再努力，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好多。没过多久，我又升职了，薪水是我老婆的五倍，如果有了孩子，她随时可以辞职回家当太太，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工作和爱好，彼此理解，很少干涉对方，对于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来说，这状态近乎理想。

我将喝空的纸杯扔进垃圾桶。经过她的工位时，她正在描一张图，头发没有扎，散在背上，一边画一边跟旁边的一个年轻男生说话，看来她已经迅速地适应了新环境，不像面试时那么拘束了。

临近下班时，我从公司内部的即时通讯系统上发信息给她，让她到我办公室来。我的办公室在顶层，风景绝佳。她来了，拎着一只白色的手提包，风衣穿得整整齐齐，带子系在腰间，头发重新束起来，前额光溜溜地毫发不挡。她走进来，门在身后敞开着，楼道与窗户之间的空气对流，形成一阵疾风，这就是春天的北京，温暖，多风，渐渐地燥热起来。

我们谈了一会儿不相干的事情，一边谈着，我关上了门和窗。她觉得在这儿上班挺好，同事挺好，老板挺好，待遇嘛，她狡猾地笑了，暂时也挺好，所有这些都不是我这个级别应该对她表示关心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了。时间拖延到六点，话题仍然散漫，没有焦点，我表示要送她回家。

她住在一处很旧的居民区里，卖水果的推车堵住大门，车开不进去，我停在街上，她道了谢，应该下车。事实上她迟疑了几秒，似乎想说什么而没说，这又证实了我的猜测：她明白了我在想什么，她也在考虑，如何优雅地接受或者得体地拒绝。这就行了，我不担心失败，历次的经历证明，只要没有表错情，女人，尤其是未经世事的年轻女人，大部分都会屈服。我料事一向有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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