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央蘇區四次圍剿都失敗後，蔣介石痛定思痛，發動了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改變了其既有戰略。
政治方面，蔣介石於1933年夏天在廬山組織軍官訓練團，集中培訓了7600餘名各級軍官。
在爭取民心和控制民眾方面，蔣介石組織農村合作社，宣傳二五減租，並對1934年的春播給予幫助。此外，被稱為保甲制度的聯保製得以恢復。
軍事方面，他調集了100萬重兵，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即有50萬之眾，此前，他還向美、德、法三國購買了850架作戰飛機，修築了1000餘公里的公路，以增強其部隊的機動性。
具體戰術上，蔣介石拋棄了以往那種無視紅軍存在的長驅直入，而是用一種緩慢卻穩固的方法步步為營：沿著中央蘇區邊境，國軍修築了大量碉堡，每兩個碉堡之間相距只有一公里，每座碉堡由一個班或一個排守衛。
為數眾多的碉堡星星點點地包圍了整個中央蘇區，如同一張麵餅上撒下了一大把芝麻――據統計，到1934年1月1日止，江西境內的碉堡多達2900餘座。在德國顧問團的幫助下，蔣介石制訂出的第五次圍剿方針乃是：以守為攻，乘機進剿，主用合圍之法，兼採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節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
在國軍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以緩慢而又勢不可擋的方式向中央蘇區進逼之時，中央蘇區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第四次反圍剿雖然以紅軍的勝利告終，但紅軍的損失也極其重大，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三塊可以和中央蘇區遙相呼應，互為犄角的根據地被迫放棄，中央蘇區成為白區汪洋中挺立的一座孤島；其次，博古請來負責中央紅軍軍事行動的軍事顧問李德根本沒有能力肩負起這樣的重任。
就在國軍向中央蘇區步步逼近時，一件足以扭轉當時局勢的意外事件發生了，這就是福建事變。
福建事變又稱閩變。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和蔡延鍇等人在福建福州發動政變，一方面宣佈反蔣抗日，一方面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變所依託的軍事力量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第十九路軍前身為粵軍第一師改建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1926年組建時，李濟深為軍長，陳銘樞為第十師師長，蔣光鼐為副師長，蔡廷鍇為屬下團長——另一個知名人物葉挺，也曾任該軍獨立團團長。
中原大戰時，以該部隊為班底，新組建了第十九路軍，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受陳銘樞節制。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駐防上海的第十九路軍曾與日本海軍陸戰隊激烈交鋒。事變以外交談判解決後，第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剿共。但這支受命剿共的部隊卻在與紅軍親密接觸後，雙方暗中簽定了停戰協定。
福建事變變生肘腋，蔣介石不得不抽調前線部分兵力救火。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紅軍主力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立即突圍離開蘇區，深入到杭州、蘇州、南昌，乃至南京附近開闢新的游擊區，在沒有堡壘的地區尋找作戰機會，迫使圍剿中央蘇區的國軍回防，紅軍也就由防禦轉入進攻。
但是，毛澤東的這一相當於圍魏救趙的建議沒有被採納。
這時候的毛澤東正處於靠邊站的位置，他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被撤，只保留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這一閒職。
他的建議，雖然事後看來非常高明，當時卻不合時宜，自然沒有人聽得進去。
對第十九路軍的叛變，正在南昌行轅的蔣介石連呼“糟了，糟了。”蔣介石最大的擔心乃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結成聯盟。倘使事情發展至此，情況就會變得非常嚴重：兩者如若走到一起，不僅地盤和和人力物力劇增，更可怕的是，紅軍將擁有出海口，從而獲得蘇聯的海外援助。
但蔣介石的擔心是多餘的。儘管早在福建事變之前20余天，紅軍即與十九路軍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並由中共中央號召“要不調和地、不容情地反對那種關門主義的、不估計客觀事實與脫離當時群眾的、不願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潮。”
按當事人陳銘樞晚年回憶，他曾派出特權代表徐名鴻秘赴瑞金，“據徐名鴻事後說，他曾見到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但未見到當時掌權的王明和博古，僅同他們派出的代表舉行會商，雖簽訂了十九路軍與紅軍共同抗日反蔣的協定，但還沒有簽訂軍事和邊界協定，達到攻守同盟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當中共中央就此事請示了共產國際之後，立場立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由主張積極建立與十九路軍的統一戰線，轉變為斥責蔡廷鍇等人是蔣介石的幫兇，“（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
毛澤東有句名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此話雖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在處理福建事變時，如果能採取這一方針，大抵就不會有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和二萬五千里長徵，甚至，整個中國現代史都可能是另一番模樣。然而歷史的嚴酷與苛刻就在於，它沒有彩排，每一次都是直播。
為此，金一南先生在他的大著《苦難輝煌》裡感嘆：
“處理福建事變的失誤，外部有蘇聯的國家利益和共產國際的立場，內部也有我們自己豐沃的極左土壤。政治上、軍事上的關門主義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圍剿這一重要機會的喪失，有著某種主觀客觀上的必然性。僅僅指責一個博古，或再歸罪一個李德，遠不能說就總結出了教訓和全部。”
的確，在一個有著嚴重左傾思潮的團體，當寧左勿右成為從決策層到普通幹部的潛意識時，悲劇便不可避免地發生，而李德這個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因緣際會成為實際上最高軍事指揮員的德國人，他固然犯下了極為嚴重的錯誤，但歷史的板子，也絕不能只打在他一個人的屁股上。在李德和博古清晰的面孔之後，是另一些模糊的面孔。
儘管和十九路軍沒能攜手合作，但十九路軍發動的閩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蘇區的壓力。惟其如此，多年以後，毛澤東才會對蔣光鼐說，“沒有你們那時的人民政府，就沒有我們現在的人民政府。”周恩來也說，“你們十九路軍對中國人民做過兩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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