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漢俊的寓所內悄悄的開幕了。出席中共一大的１３位代表，代表著當時全國的５０多名黨員(包括旅居日本和法國的黨員)。當時只有19歲的劉仁靜是北京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他與另外一名北大學生24歲的張國燾，代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席中共“一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劉仁靜曾是黨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年僅19歲。
這位來自湖北應城的熱血男兒，懷著滿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滿風風雨雨、艱辛和曲折。
求索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劉仁靜認為形勢只是暫時明暗不定，很快又會陽光普照的。不料，武漢政府跟著反革命了。陳獨秀也下臺了。他由此開始認真考慮中國革命的命運問題。
原蘇共派華代表達林告訴劉仁靜，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陳獨秀未執行共產國際指示造成的。而在劉仁靜的印象裡，陳獨秀過去對共產國際的代表恰恰是言聽計從。於是劉仁靜跑去找蘇聯的中國通鮑羅廷。
鮑羅廷是個威嚴的官僚，身材高大，架子也大。據說共產國際對派他來中國曾經有過爭論。後來終因他英文好，有工作能力，就不顧他的孟什維克傾向而委派他來華。
劉仁靜在國內和鮑羅廷也接觸過幾次。一次是在北京時，劉仁靜因事去找他，他當時住在俄國大使館北京兵營中的一間房子裡。他去時，鮑羅廷正在吃飯，桌上擺滿了俄國醃肉等佳餚美酒，看到劉仁靜去找他，他既不邀劉仁靜用餐，也不停止用餐，仍然旁若無人地大吃。那次他給劉仁靜留下了很壞的印象。還有一次是，1924年在上海，劉仁靜主持團中央工作時，因發的一個通告措詞不當引起矛盾，也曾去請教鮑羅廷如何解決。鮑羅廷不能以同志般的態度相助，卻像衙門老爺一樣談什麼權限問題，最後以他無權過問為由把劉仁靜打發走了。
劉仁靜和鮑羅廷交往的經歷雖然並不愉快，可是由於這時鮑羅廷才被武漢政府遣送回蘇，劉仁靜想他一定掌握著豐富的第一手材料，所以還是決定去拜訪他。劉仁靜這一次見面當然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時鮑羅廷已是待罪之身，思想負擔很重，在劉仁靜面前不能再擺架子。但這次，鮑羅廷想的是自己的下場如何，思考如何為他的所作所為辯護，根本沒有心思去靜思回顧與深入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所以當劉仁靜請他談談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時，鮑羅廷總是含糊其詞地講些什麼蔣汪是一丘之貉之類的原則認識來搪塞，閉口不提領導上的具體問題。劉仁靜問他：如果照托洛茨基的意見，乾脆退出國民黨，是否能避免大革命失敗？鮑羅廷答道：那就根本沒有北伐，沒有大革命了。
後來劉仁靜聽說鮑羅廷的問題拖了很久未作處理，最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並死在那裡。
當時，劉仁靜並不知道通過組織或知情人去了解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劉仁靜內心很煎熬，他繼續千方百計去尋找能使自己信服的答案。他甚至還去找過以中國通聞名的拉狄克。拉狄克原是個新聞記者，在德國與盧森堡一起搞過革命活動，口才很好，當時他已有40 多歲，在孫中山大學任校長。他和講究儀表的鮑羅廷恰恰相反，是個不修邊幅的人，他家滿地堆著報紙，雜亂無章，卻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他和心緒不寧的鮑羅廷一樣，有自己的事要操心。他作為被擊敗的託派的重要骨幹，講話很謹慎小心。所以當劉仁靜談到中國革命時，他既不向劉仁靜宣傳托洛茨基的主張，也不評論共產國際的政策，只是不著邊際地談些空話。
正在他找不到中國革命失敗原因卻又不死心的情況下，劉仁靜讀到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斯大林》提綱，之後劉仁靜的思想開始起變化了。
選擇
共產國際對華政策是由斯大林親自掌握的，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發表過許多意見。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他仍然堅特對國民黨的過高評價，只不過把對蔣介石的信任轉到汪精衛身上。而托洛茨基的文章正是針對著斯大林的這種認識而寫的。他把問題提得很尖銳，使如何正確認識與對待國民黨問題很快成為當時蘇共黨內爭論的又一個焦點。劉仁靜自己說：“這些也成為我決定態度的一個關鍵。”
1922年11月，劉仁靜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已決定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1923年在廣州“三大”上，劉仁靜和張國燾等強調加入國民黨後必須注意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1926年劉仁靜出國前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兩篇題為《青年對北伐軍有何認識？》和聰明些》的文章中，明確寫過：“我們固然相信蔣介石是民眾的朋友，但是蔣介石是否有些過失，如北伐期間內禁止人民言論集會自由、禁止罷工、在工農中勒令銷公債等，不顧人民利益，想借此造成個人的專制，有革命的投機危險呢？”
劉仁靜說：“以新的眼光回想系列往事，重新評估馬林一開始就低估共產黨，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意義。重新回味在共產國際‘四大’上，羅易作為主席團成員深入中國代表團時，興趣竟集中瞭解國民黨情況，而拉狄克批評我的發言時更流露了嚴重輕視中國共產黨的情緒；重新思考國共合作後蘇聯集中力量扶持廣東政府，對蔣介石抱幻想的種種表現，直到蔣介石背叛前夕，共產國際還正式肯定以往對他讓步政策……”由此劉仁靜得出結論：蔣介石敢於叛變，共產國際難辭其咎。托洛茨基的批評是對的，而最後終於全面接受了託派思想。
執迷
由於劉仁靜所在的列寧學院裡僅有託派組織，他的思想過程是一個漸進的自發過程。後來在孫大（孫中山大學）時結交了幾個託派分子，有機會較多地接觸託派材料，加深了劉仁靜的思想轉化到託派的進程。
孫中山大學是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辦的，學校坐落在莫斯科河邊，面對大教堂，環境很好。這所學校是專為中國培養革命幹部的，其中不僅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還有國民黨左派。在大革命失敗後，赴蘇學習的人數逐漸減少，孫中山大學就合併到列寧學院了。孫大的主要問題是託派成堆，孫大的校長就是託派的頭號人物，赫赫有名的拉狄克。
劉仁靜要尋覓託派材料，只得往孫大跑。孫大的託派分子中，劉仁靜只認得安福、嵇書功、徐雲卓等人。劉仁靜去孫大主要是找徐雲卓。徐是河北人，年紀很輕，高高的身材，人很活潑，他搞到什麼材料都樂於讓劉仁靜讀，但要限期交回。
劉仁靜回憶說：“那時我讀俄文材料還很吃力，又要偷偷看，又要在限期內看完，是很不容易的，只是憑著一股熱情勁兒，晚上拖著一本字典猛看，幸虧同房是兩個法國人，他們不學俄文，也從不問我看什麼，我才能大體按時讀完許多託的著作及其他一些材料。”
託派很注意劉仁靜，他們後來主動送材料給他。有一次還有一個蘇聯人到列寧學院找劉仁靜，把劉仁靜帶到院外路旁，偷偷交給劉仁靜一些材料，並約定時間要劉仁靜到原地還給他。還有一次，他們還讓劉仁靜參加過一次會議。劉仁靜說，“這次會議，只覺得開會地點很遠，房裡擠滿了人，並且以為得到革命真諦。”就這樣，劉仁靜跟黨革命的思想已經變為懷疑、不滿甚至為對立的情緒所代替。
劉仁靜回憶說：“那時，有個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爪哇人叫馬拉卡，他告訴我，爪哇工人久已準備暴動，屢次派代表來莫斯科要求接濟軍火，斯大林都主張慎重，還問代表們和商會領袖接洽了沒有？結果爪哇工人不能等待，自發起來暴動……劉仁靜說，我聽了，就更覺得這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如出一轍，就更加理直氣壯地以此為據，證明斯大林到處都搞階級合作，背叛世界革命。由此出發，我很快就發展到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地步。”
劉仁靜對斯大林不滿的另一個方面是：劉仁靜認為斯大林處理黨內鬥爭太狠毒。看到斯大林嚴厲處置反對派，有的是開除黨籍，有的還要下獄，流放……心中不平。
惋嘆
劉仁靜赴蘇後，就很少與團中央聯繫了。劉仁靜回憶說：在蘇時除了與陸定一談過一些團的情況外，好像沒有與團中央發生過更多聯繫。同時，劉仁靜和國內的黨組織也沒有什麼經常的正式聯繫。
劉仁靜回憶說：“無非是黨派到蘇聯來的人中有認得的就主動接觸一下。”1928年7日，黨在莫斯科召開“六大”，來了許多人參加會議，劉仁靜也到代表團的駐地去看望過幾次。不過，這時他的思想傾向早已固定，對中國革命中的種種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既不注意向他們瞭解國內的實際情況，也不注意他們的討論和決議，只是帶著敘敘舊情的態度去看望看望熟人。劉仁靜那時也見了許多新人，例如周恩來，但只是在門口寒暄了幾句。
1928年，劉仁靜利用回國前的最後一個寒假，又到庫爾茨克休養了一次。休養所設在離車站幾十公里的馬林諾。馬林諾是由一個王宮改建的，環境很好。瞿秋白也在那裡休養。那時，劉仁靜一心想最後玩一次，每天都去滑雪，盡興而歸。而瞿秋白則因自己剛犯了左傾錯誤，在“六大”上受了批評，心情沉重，一天到晚把自己關在房子裡。劉仁靜覺得瞿秋白這個人確實是文人氣質重於戰士品格，他不像很多人那樣，能迅速根據形勢要求割斷舊的感情聯繫。
(晚年劉仁靜與家人)
劉仁靜回國後，也就是在他參加託派活動之後，黨內的許多老相識都不理解他了。瞿秋白則不同。“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條路上與瞿秋白相遇，雖然一個走在路這邊，一個則在那邊，隔著一條馬路，彼此可以裝作未看見，但他還是與我微微點頭，彼此心目示意，表現得很友好。”
（原載《北京紀事》2011年第10期 《劉仁靜脫黨的真相》 作者 王金昌即今日頭條簽約作者“典藏之屋"）
[典藏之屋 ]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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