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我們經常能看到一國君主領兵御駕親征的軍事案例。特別是一些軍事帝國或王朝的開國帝王，更是十分頻繁地進行對外征戰。比如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對這些統治者而言，親自帶兵征戰不僅能夠打敗敵軍、進而降服敵國或開疆拓土，更是撈取威望和鞏固自身統治的絕好良機。因此，無論身處什麼時代，哪怕面臨外敵入侵、風雨飄搖的險惡局勢，只要領導人自認有能力扭轉乾坤，他就不會放過親征的良機。

不過，俗話說事物都有兩面性，由於進行戰爭總是存在戰敗的可能，御駕親征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存有陣亡被俘的危險。如果說某位君王在國勢蒸蒸日上、後繼者亦有能力復仇的背景下戰死疆場，人們還能給予其馬革裹屍的正面評價的話，那麼當他在王朝衰敗、強敵環伺的時代遭此噩運，卻只能被後世釘上恥辱柱、成為不自量力的典型代表。特別是那些第一個吃螃蟹者，在遭遇一場如此糟糕的戰役之後，其名譽聲望上往往再無翻身之機。不幸的是，對羅馬帝國而言，阿布裡圖斯之戰就是這樣一次代價慘痛的噩夢。因為正是在此戰中，出現了帝國曆史上首位戰敗身亡的羅馬皇帝，而後者的陣亡也開啟了羅馬/拜占庭帝國此後多位君主陣亡被俘的恥辱履歷。

黃袍加身的將軍

阿布裡圖斯戰役是與羅馬皇帝德西烏斯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位皇帝原是前任菲利普在位時期的元老，因受後者器重而得以領兵鎮壓公元248年反叛的麥西亞駐軍副將帕卡提亞努斯。但他在途中突然為士兵黃袍加身，最終於 249年9月的維羅納之戰中殺死其恩主，成為新任羅馬元首。

或許是為了顯示繼承帝位的合法性，德西烏斯在其姓名上增添了"圖拉真"的顯赫名字，西比爾預言書對此也奉承道：指圖拉真之後還有一位君王將會興旺羅馬、在戰爭中大放光彩，他來自達西亞。

但是與預言書所述相反，儘管德西烏斯在其名字前加上了顯赫的頭銜，他的才能卻無一能與那位偉大的征服者相匹配。在他登基後，帝國內部仍有許多嫉妒和不滿其身無寸功卻一步登天的驕兵悍將。新任皇帝也無法有效約束他們，叛亂依然此起彼伏。

帝國外部則遭到新出現的強大對手日耳曼蠻族哥特人的侵襲，這位"圖拉真第二"同樣無法予以及時制止。更糟糕的是，為了奪取最高統治權，德西烏斯將多瑙河下游的駐軍抽調前往維羅納戰鬥。雖然他打贏了競爭者，卻為哥特人的入侵大開方便之門，因此其統治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日後阿布裡圖斯失敗的伏筆。

不一樣的蠻族對手

德西烏斯的對手同樣與圖拉真面對的達西亞人完全不同。哥特人是公認的帝國自接觸北方蠻族以來遇到過的最強大的日耳曼人集團。他們最早來自北歐，卻在此後逐漸南遷至黑海北岸，並取代薩爾馬提亞族裔的羅克薩拉尼人成為當地霸主。這就讓他們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後者與羅馬人的征戰傳統。

哥特人第一次被古典學者明確記載的與帝國的衝突發生於公元238年。當時，他們攻佔並洗劫了黑海沿岸的帝國邊境小鎮希斯特里亞，僅僅由於當地官員的賄賂下方才心滿意足地撤走。到了公元 249年，蠻族某部在酋長阿爾岡特帶領下捲土重來，進一步侵襲了多布羅加直至馬爾西安諾波利斯的麥西亞腹地。按拜占庭史學家約爾達尼斯所述，當時還是元老的德西烏斯被菲利普派來維持秩序。但他對狙擊敵人入侵束手無策，最後聽任哥特人滿載而歸。

我們注意到，在上述入侵事件中，羅馬皇帝的無能表現顯然刺激了其它哥特部落競相爭先的胃口。

因為距阿爾岡特入侵時隔不到一年，新一波的入侵蠻族就再次點燃了帝國邊境的烽火。哥特人此次聯合了卡爾庇人和巴斯塔奈人等帝國的日耳曼老對手，實力異常雄厚。其國王克尼瓦麾下武士僅哥特人就超過70000之眾!

這些入侵者於250年春，突破了帝國的多瑙河防線。隨後兵分三路：

卡爾庇人脫離大部隊單獨前往進攻達西亞。

另有少部分的哥特戰士翻越哈伊姆斯山脈，抵達並開始圍攻色雷斯重鎮腓力庇。

而克尼瓦則帶領7萬人的哥特主力從敖斯庫斯沿多瑙河逆流直取諾瓦伊。

毫無疑問，巴爾幹半島遍地狼煙的危局，迫使平庸的德西烏斯必須立即採取行動予以制止。否則就會讓其本已危如累卵的統治根基徹底崩潰。正因如此，雖然這位皇帝明知自己並非出類拔萃的戰將，仍然不得不領兵踏上征途，其一生的悲劇命運就此註定。

羅馬人的反擊一開始似乎顯得卓有成效。負責守衛諾瓦伊這一多瑙河戰略要地的麥西亞總督伽盧斯，迅速挫敗了克尼瓦對當地的圍攻，迫使後者南撤與圍攻腓力庇的哥特軍隊會合。皇帝本人也將獨自作戰的卡爾庇人驅逐出達西亞。但羅馬軍隊隨後就開始遭遇到一連串災難性的打擊。公元 250年晚春，德西烏斯企圖跟蹤哥特主力，卻在腓力庇東北的貝洛伊遭到對方伏擊，幾乎損失了全部的輔助軍隊，腓力庇很快也因內奸洩密而被攻陷，全城遭到洗劫。

羅馬皇帝不得不撤回諾瓦伊重組軍隊，將失去保護的色雷斯留給入侵者蹂躪。直到來年春季，搶得盆滿缽滿的蠻族們開始志得意滿地踏上歸途。自以為形勢對己有利的德西烏斯，未經詳細勘察，即匆忙前往截擊哥特人。於是在251年的6月，他就在阿布裡圖斯附近的決定性戰場上重蹈了遠比貝洛伊代價沉重的覆轍。

連番失誤致慘敗

阿布裡圖斯地處麥西亞行省東部邊境的多瑙河下游，西距馬爾西安諾波利斯40英里。這裡地勢平坦，很適合作為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戰場。顯然，德西烏斯十分急迫地希望能在此地取得對蠻族的重大勝利，藉以穩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帝位。因此戰鬥爆發後，他就下令士兵勇猛向前、直撲敵陣。

羅馬軍隊的實力相比蠻族自然是更勝一籌。在過去的一年裡，德西烏斯將諾瓦伊周圍的所有駐軍抽調重組為一支大軍，數量達到驚人的80000人。如此龐大規模的軍隊顯然是羅馬皇帝自信能戰勝敵人的最大保證。但是，德西烏斯卻在出徵伊始就犯了第一個致命錯誤，這支大軍在早先的貝洛伊之敗失去了輔助士兵的力量。後者是羅馬投擲遠程火力和騎兵迂迴的主要保障，一旦在戰鬥中出現突發情況，缺乏輔助部隊將是極為不利的落敗因素。遺憾的是，德西烏斯急躁的性格讓其等不到及時招募輔助士兵，就匆忙趕赴戰場，從而埋下了戰鬥的隱患。

與羅馬皇帝估測的相反，作為敵人的哥特軍隊並非易與之輩。和多數日耳曼部落不一樣，哥特軍隊不僅包括手持戰斧短矛等武器、以肉搏見長的豬突步兵，還擁有一支擅長騎術的騎兵，具備多數日耳曼人無法比肩的機動能力。他們甚至組建了弓箭手部隊，戰力遠比早期日耳曼部落強大。至於其國王克尼瓦，更是極富戰術涵養的統帥。我們可以從德克西普斯描述克尼瓦圍攻腓力庇的過程中，哥特人]修建了一個距離敵人不遠可以隨時監控的營寨。這樣就能在短時間內發起有準備的襲擊，但他們嚴格限制夜間照明，以防敵人發現。顯然，對羅馬人而言，戰勝這樣一支指揮有序、實力相當的敵人，絕非一項簡單的任務。

根據拜占庭歷史學家佐西姆斯的表述，克尼瓦將部分軍隊佈置為三列，組成防禦陣型抵擋羅馬人的進攻。當後者迅速靠近後，戰鬥即以雙方均十分熟悉的血腥肉搏來解決。羅馬軍團士兵依託大盾和陣型的掩護，用緩慢卻不可逆轉的前進速度推擊阻擋的哥特人，而蠻族也依仗自己更強健的體魄和簡易工事時不時地予以反擊，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

德西烏斯之子赫倫尼烏斯就是在一次大膽進攻中，因疏於防範而被哥特弓箭手射穿了喉嚨。此事無疑刺激了皇帝的情緒。雖然為了安撫士兵而若無其事地宣稱沒人會為此悲傷!僅僅一個軍人的死亡，不是帝國的什麼嚴重損失。但鑑於德西烏斯此後一心只想要為兒子復仇而率眾猛攻的舉動，顯然表明他已喪失了基本的戰場判斷能力。這正是克尼瓦所希望對手犯下的錯誤，因為他的真正目的，乃是引誘敵人進入伏擊圈。

事實上，與羅馬軍團初期激烈交戰的三列哥特軍隊並非克尼瓦的主力。他們僅僅是引誘羅馬人的釣餌，其與後者激烈的搏鬥，也是為了讓羅馬指揮官誤以為自己是哥特人的殿後部隊。目的在於掩護尚處戰場後方的國王主力，從而促使上當的敵人繼續追擊。

因此，直到失去理智的德西烏斯終於擊潰了哥特人的阻擋，仍然一馬當先衝鋒在前。最終，他才發現自己犯下了開戰以來的第二個錯誤，未曾事先勘測地形!

原來，克尼瓦將三列哥特誘餌部署在了一片寬闊的沼澤地之前。他真正的主力，則埋伏在沼澤地四周的低矮草叢之間。等到羅馬人擊敗誘餌部隊並繼續向前推進後，很容易落入沼澤地的陷阱。

瞬息之間，原本作為追擊者的羅馬軍隊就自動轉換為被動挨打的靶子。士兵們發現自己被困在很深的淤泥中，既無法站立又不能前進。他們身披的重甲和攜帶的劍盾不僅無法發揮應急作用，反而因重力讓身體陷入泥漿更深。習慣於沼澤作戰的蠻族，卻能十分自如地在正確的著力點間行走跑動。

更糟糕的是，哥特人裝備有一般日耳曼部族沒有的強勁弓矢，足以從很遠的距離上給敵人造成沉重的傷害。即使那些處於沼澤邊緣的軍人，也無法逃脫此難。德西烏斯並未及時補充輔助部隊的惡果此時終於爆發出來。羅馬人因缺乏遠程火力而陷入毫無還手之力的境地。他們陷入了泥潭，並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蠻族襲擊，幾乎無人生還。德西烏斯作為帶頭領兵的統帥，同樣也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按拜占庭歷史學家佐納拉斯所稱，他的屍體再也沒有被找到。

長期以來，羅馬史家習慣於掩飾帝國的失敗。德西烏斯的繼任，也是原麥西亞總督伽盧斯，都被看作是導致首位羅馬皇帝戰死疆場的罪魁禍首。有人認為是他發出信號，故意誘導德西烏斯進入沼澤，為的是借蠻族之手將後者致於死地。

伽盧斯在此戰結束後的表現似乎也驗證了以上觀點。他允許哥特人攜帶戰利品和俘虜安全離境，甚至為締結和約承諾繳付年金。然而，考慮到德西烏斯那急躁冒進的非理性性格，以及不善將兵的指揮缺陷，我們很難接受上述推測。因為在短時間內，這位"圖拉真第二"連續兩次被敵人伏擊，卻不吸取教訓。這都足以證明其戰術修養很難適應殘酷的戰爭。因此，德西烏斯實際並未受到內部暗中掣肘，他完全就是在戰場上被更勝一籌的對手擊敗、進而丟失性命的。

阿布裡圖斯慘敗，還是給帝國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多瑙河中下游數個軍團幾乎在此戰中悉數被殲滅，導致河岸防線門戶大開，色雷斯和麥西亞完全暴露在蠻族刀鋒之下。

此外，哥特人不僅帶走了所掠財物和俘虜，還強行佔據了多布羅加，元氣大傷的帝國根本無力反擊。其惡劣影響比之條頓堡之戰猶有過之。作為導致這一切的主要責任人，無論後世史家列舉多少客觀理由進行辯解，德西烏斯都難辭其咎。或許，對愛惜聲名的後者而言，以第一位被外敵殺死的羅馬皇帝的負面記錄載入史冊，正是對他最好的懲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