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知書HK（ID：JustBooks-HK），作者：秦凡洛
猶太人真的是個戰鬥民族。
讀這本書之前，關於猶太人的認識大多來自於歷史課本，他們經歷了不平等的對待和悲壯的民族遷徙，他們頭腦聰慧，擅長經商，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也是猶太人……
後來，當漸漸認識了一些猶太朋友，他們靈活的頭腦、超乎常人的勤奮和對自己宗教的虔誠，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常想，勤勞勇敢的華夏民族和百折不撓的猶太民族如果有什麼交集，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事。
而《異地吾鄉：猶太人與中國》正是這樣一本書。
原來，猶太人與中國早在唐朝時期就有密切的往來。他們從遙遠的西亞風塵僕僕地來到大唐經商。而後，一部分人與中國人通婚，將他們自己民族的血脈在中國的土地上繁衍，這麼算來，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圖：互聯網
猶太人在部分西方國家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遭到歧視、驅逐、甚至是戰火的侵擾。但在中國的土地上，他們獲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他們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創造價值，也為中國作出了諸多貢獻。他們在哈爾濱建造的已有百年曆史的馬迭爾酒店、上海的半島酒店、香港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廣東的大亞灣核電站，都為當地人民和經濟發展造福。
哈爾濱“馬迭爾旅館”（Losif Kaspe於1913年創辦）
也許你未曾發覺，置身香港，到處都能找到同猶太人有關的街道、建築和企業。節假日最受遊客歡迎的海洋公園，寧靜的下午白領喜歡光顧吃茶的半島酒店，夜幕降臨時繁華喧囂的蘭桂坊酒吧街，甚至是平民百姓常打交道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全部都是猶太人投資的項目。
當年，他們白手起家，跨越種族、宗教、文化、語言，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以強勁的生命力頑強支撐起一條條與當地人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實在是令人敬佩。
在同這本書的作者Mark O’Neill交談時，他由衷地讚賞猶太人的智慧和能力。有一次，他忍不住問一位猶太人，為什麼你們能那樣聰明和卓越？
對方想了想回答說，
“因為我們常受到驅逐，在進入一個新地區時，我們不允許帶自己的財產，極端情況下，厚重的衣物也不例外。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是累贅，走過邊境，我們能帶過去的，就只有自己的頭腦。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靠智慧和雙手生存，這就是生存法則。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惡劣的環境和悲慘的歷史沒有打垮猶太民族，而是讓他們更堅強。他們精於生意，善於變通，不屈不撓，在世界各地投資，在各種文化的夾縫中求生存，一旦生根就必定枝繁葉茂。
香港著名的猶太家族——嘉道理Kadoorie家族在中國的創業史堪稱傳奇。他們來自巴格達，1880年，嘉道理家族安排四兄弟中的兩人，從印度來香港開荒，另外兩位則留在印度。
米高·嘉道理爵士（Sir Michael Kadoorie）
（圖片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經過幾番巨大的磨難，如今，嘉道理家族在香港、上海的產業數不勝數。據《福布斯》（Forbes）雜誌估計，這個猶太家族於2017年3月的財富總值為67億美元，成為香港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家族之一。
成立於1866年的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簡稱：大酒店）和成立於1901年的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簡稱：中電），至今一直是嘉道理家族生意“皇冠上的明珠”。
位於九龍半島南端的半島酒店（二戰前的香港）
（圖片來源∶香港半島酒店）
大酒店的旗艦酒店“香港半島酒店”於1928年開張營業，集團給新酒店的定位是：“蘇伊士以東最精緻的酒店”。酒店當年（今天還是）位於尖沙咀、由總督彌敦倡議修建的兩座碼頭、一座火車總站的對面。
半島酒店正門（圖片來源∶香港半島酒店）
1903年，中電在紅磡的首座發電廠啟用，為整個九龍半島和新界供電。二戰期間，中電的廠房受到嚴重破壞，嘉道理家族也一度被日本人關押。面對當時香港驟減的人口和中國內地愈演愈烈的內戰，沒人知道香港是否會復原。
但米高·嘉道理沒有放棄，即便面對如此悽慘的景況，他仍然堅持重建發電廠。他說：“心中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能從如此蒼涼的景況看到未來。”
中電的復甦是戰後香港經濟迅速復原的重要因素，嘉道理家族的這次豪賭，最終有了收穫。至今，中電仍把持著香港電力的命脈。
中電總辦事處。（圖片來源：中電集團網站）
今日，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選擇在中國內地、香港發展自己的生意，甚至在此安家。他們自豪於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自豪於自己的民族信仰，他們自信地走在路上，享受著包容的文化和生存的安全感，也為當地的慈善事業盡心盡力，為當地的發展貢獻自己巨大的能量。
唯一一位猶太港督
1904年7月29日，Matthew Nathan（官譯：彌敦）就任第13任香港總督（港督）。他是香港英國殖民統治史上唯一一位猶太港督，也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年輕的港督（上任時才42歲）。
彌敦之獲委任，是猶太人也可在大英帝國官僚系統中取得一席之地的象徵。他走馬上任之時，歐洲大陸的猶太同胞正面臨大規模殺戮、正遭受沙俄大規模迫害。
Matthew Nathan（官譯：彌敦）
（編者注：這裡先和大家交代一些歷史背景。）
1894至1906年間，法國被“Dreyfus”事件弄得舉國雞犬不寧。Alfred Dreyfus是一名法國炮兵上尉，更關鍵的：他是猶太人。
事件始於1894年，當時有人誣告他向德國洩露軍事機密，雖然他百般申辯，最後仍被判叛國罪成，褫奪軍職，鋃鐺入獄。經過重重波折，他要到1906年才獲判無罪，恢復名譽。
參與追蹤報導“Dreyfus案”的奧匈帝國記者Theodor Herzl看到案件背後折射出深植法國社會的反猶偏見，極為錯愕，導致他放棄了“猶太人應融入歐洲社會”的觀點，並下定決心，提出“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政治主張。
1897年8月，自己也是猶太人的Herzl與夥伴們在瑞士巴塞爾（Basel）組織了首屆“世界錫安主義大會”。
圖：互聯網
不像Dreyfus，彌敦的仕途平穩而成功。他父親是一名倫敦商人，育有3子：
一位後來成為皇家炮兵團軍官；
一位成為千里達及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共和國殖民地政府法官；
至於彌敦，則成為皇家工程兵團少校。
（彌敦）跟隨英軍征戰蘇丹、印度之後，他於1899年被派遣往非洲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及於1900至1903年在黃金海岸（Gold Coast，後來獨立為加納）擔任總督。
1907年4月，他的港督任期結束後，又轉往南非納塔爾（Natal）當總督，再後來，轉往澳洲，出任昆士蘭總督（在任期間，大力推動英國人移民該處）。
退休後，他選擇在英國西部Somerset鄉郊，過他的悠閒生活。他於1939年離世，享年77歲。
Somerset （圖：互聯網）
“彌敦”這名字長留香港人的腦子裡，要多虧那條“彌敦道”（Nathan Road）──由北至南縱貫九龍半島（直至半島端點的尖沙咀海旁），兩旁林立著知名酒店和百貨公司，是世界各地購物朝聖者的“麥加”。
彌敦道夜景 （圖：互聯網）
Green（編者注：Judy Green是“香港猶太曆史學會”的會長）回憶道：
“他希望開發當年還是泥巴處處、腐水不流的九龍。我丈夫的祖父還記得當年是怎樣穿著塑膠靴在地上走──因為那基本上是沼澤地。
彌敦深信，要把那塊爛地發展起來，非要修一條連通九龍和新界腹地的通道。不少人認為這是錯打算盤，但他下決心把工程貫徹到底。”
圖：互聯網
在修建一條連接香港與廣州的鐵路路線方面，彌敦也扮演帶領者的角色──作為一名工程師，他親自上陣，監督香港─廣州鐵路香港段（從九龍修到中國內地邊界止）。整個香港段於1910年完成。
彌敦又提出在九龍南端填海造地，作為火車、巴士和渡輪的終點站。後來這想法實現了，從此，半島南端就成為一個主要的交通樞紐。
1906年9月18日早上，香港遭到一股破壞力極強的颱風襲擊，造成嚴重人命和財產損失。有見及此，彌敦下令在香港天文臺旁設立信號站，自此，每再有颱風來襲，信號站就能事前向市民和維多利亞港內的船隻發出預警。
香港天文臺 （圖：互聯網）
彌敦任內，政府以75年年期批出一塊毗鄰猶太墳場的土地，猶太社群在那裡興建了一座小教堂、潔淨室（供參加儀式前用）和其他小型樓房。1979年，該土地獲政府續期75年。
Green說，作為一名沒有太太的單身漢，若總督府有宴會活動，彌敦便沒有女主人招待來賓。“我猜，殖民地生活中的這一細節，會令他感到難辦。不少外國人的社交活動都以‘香港會’（Hong Kong Club）為中心，而在當時，香港會不接納猶太人；還有，教堂有禮拜日崇拜，他也不能參加。”
圖：互聯網
除了這些例外情況，倫敦委任一位猶太人擔任香港最高行政長官，是英廷奉行種族平等政策的明證。也因此，很多居於香港、上海和大英帝國之下其他城市的猶太人，選擇申請英國國籍，享受與英國國民相同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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