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風采
魏文帝君臣皆稱關羽為蜀國“名將”。這種讚譽符合歷史真實嗎？回答應當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謀士郭嘉稱：“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魏國名臣程昱也說：“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三國志》作者陳壽雲：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為世慮臣”。當時人常稱譽武將“為萬人之敵”，謀臣為“萬人之英”。這裡“萬人”乃多的概數，武將言其武勇膽識、武藝超群；謀臣則言其立國安邦，文武謀畧在眾人之上。曹魏謀臣劉曄更說：“關羽、張飛勇冠三軍”。孫吳名臣周瑜稱關羽“皆熊虎之將”。呂蒙數稱：“關羽實熊虎也”；“關羽素勇猛，既難為敵”；“關羽驍雄”。陸遜稱關羽為“當世雄傑”；關羽有“驍氣”。這裡所謂“熊虎”，虎為百獸之王，熊乃獸中之兇猛者，以此喻關羽乃武將中之佼佼者。所謂“雄傑”、“驍雄”、“驍氣”，都是指關羽具有名將的英氣、驍勇和風度。總之，上述諸人對關羽的各種稱道，表明在關羽身上體現了名將所應該具有的驍勇非凡、武藝絕倫、所向無敵的英雄氣概和素質。
關羽的名將風采，集中表現在他同袁紹大將顏良的一次戰鬥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兩大軍事集團袁紹與曹操在逐鹿中原時，相持於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袁紹遣大將顏良攻曹操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今河南滑縣東）。曹操派張遼、關羽為先鋒，阻擊顏良軍。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關羽“望見（顏）良麾蓋（指大將征戰所乘戎車，設幛麾張蓋），策馬剌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袁）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陳壽這段有聲有色的記載，將袁曹兩軍主將對陣時，關羽所表現的雄傑、虎威、驍勇的名將風采形象，活靈活現在讀者面前。關羽“剌良”，顯然是用長戟或長矛，斬其首是用大刀。長戟、長矛、大刀乃是當時武將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張飛也用長矛殺敵。曹操驍將典韋臨戰，“但持長矛撩戟”，或“好持大雙戟與長刀”。公孫瓚戰鬥，“自持兩刃矛”殺敵。三國稍後，前趙時隴上勇士陳安每戰“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後趙將領冉閔“攻戰無前”，臨戰“乘赤馬朱龍，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
關羽在萬眾敵軍之中，斬上將之頭，如此英姿瀟灑，從容不迫，以致在後世武將中傳為佳話，多以關羽為榜樣。如東晉劉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臨堅推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威名甚重”，其部屬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勇力過人”，“身經百戰”，“時以比關羽、張飛”。劉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魯爽反叛，名將薛安都奉命徵爽。臨戰，安都“躍馬大呼，直往剌之，應手倒……爽世梟猛，鹹雲萬人敵，安都單獨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南朝陳太建五年（573年），陳明徹率大軍北伐，攻北齊秦郡（今江蘇六合縣）。北齊派大將尉破胡率大軍10萬增援，其前鋒兵精，“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眾軍憚之”。明徹謂名將蕭摩柯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柯飲酒畢，騎馬衝齊軍，西域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柯遙擲 銑，正中其額，應手而僕。又斬齊軍前鋒大力十餘人，齊軍退走”。北魏楊大眼、崔延伯“為諸將之冠”，號稱“國之名將”。大眼身為將帥，常身先士卒，“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晉南北朝時期，類似上述將領共有13人。他們戰鬥意氣風發，勇猛異常，武藝過人，時人以名將關羽相類，表明關羽戰鬥作風對後世的影響，以及後世武將對關羽的崇拜。
關羽並非只有一般名將英勇戰鬥的作風，以及武藝超群的素質，而且具有指揮大型戰役的能力。此點，試以關羽的北伐為例證。關羽在全面負責荊州軍政事宜後，為了待機北伐，經過周密考慮，作了三方面的準備工作。第一、為了防備吳國進攻，大築江陵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第二、除積聚糧食軍用物資外，大造舟船，操練水軍，以便北伐時利用漢水步、騎、水軍聯合作戰，以加強戰鬥威力。第三、聯合魏境反曹勢力，作為內應，以便北伐時擴大聲勢。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對許昌少府耿紀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與南陽守將侯音起兵的聯合，皆屬此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關羽臨北伐前，除增兵加強公安、江陵的防備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隨時偵察吳軍功向。實際上，對吳國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內外套城四道防線。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線只有180公晨，當時輕騎一日一夜行300裡，只需一天多就能趕回。在關羽看來，對吳國的防範，可說是萬無一失了。
關於北伐戰略戰術佈署，可以分為五點：第一、這次北伐的戰略目標，乃是奪取曹魏在荊州北部的兩個據點襄陽、樊城，以便作為將來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陽在漢水與淯水合流處的北面，樊城在襄陽沿漢水上溯的9公里處，兩城皆依傍漢水，故決定秋季雨水季節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漢水發揮水師的優勢；第三、集中優勢兵力圍殲襄、樊守軍，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軍；第四、致函漢水上游的劉封、孟達，請其派兵從西北面支持，使樊城兩面受敵；第五、派小股遊軍北進，威脅許昌，以動搖襄、樊守軍。
戰爭開始後，關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親率大軍圍曹仁於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滿寵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軍助仁。八月，暴雨，漢水平地漲數丈，於樊七軍和曹仁別部龐德軍被水淹沒，于禁、龐德避水登高堤上。關羽利用強大“舟兵”，乘大船攻擊，四面放箭，戰鬥異常激烈，從早晨戰至日中，于禁勢窮投降，龐德被俘殺，共俘曹軍3萬餘人。關羽消滅了于禁援軍後，圍禁城數重，內外斷絕，樊城糧食將盡，危在旦夕。又遣別將圍曹仁別帥呂常於襄陽，以阻止其援救樊城，並迫使曹魏荊州剌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投降。
關羽先派遊軍北上潁川郡郟縣（今河南郟縣）地區活動，此地離曹魏都城許昌（今河南許昌市東）約75公里，當時輕騎兵一日便能到達。於是，北方震動。十月，弘農郡陸渾縣（今河南嵩縣北，離洛陽約60公里）民孫狼以吏民反役“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盜，自許昌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經蔣濟等勸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軍助仁，以解樊圍。又派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關羽派別軍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以阻擊徐晃援軍。徐晃因“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離偃城西北十里的陽陵陂屯營，猶豫不進。曹操又派將軍徐商、呂建等助晃。此時，曹魏群情洶洶，皆以為曹操如不親征，曹仁、徐晃等必敗。曹操自洛陽南下，欲親征關羽，駐軍摩陂（在郟縣東南）。此處距許昌45公里。曹操駐此，實際上一則為鎮懾北方，捍衛都城安全；再則遙控襄、樊前線戰事。曹操駐軍摩陂後，又接連遣殷署、朱蓋等十二軍詣晃助陣。仍恐徐晃等軍為關羽所破，又密令駐守在居巢（今安徽銅城縣南）防吳的張遼軍，以及袞州剌史裴潛、豫州剌史呂貢等率軍趕救曹仁。當各路援軍陸續前至，在樊城北雙方一場大戰後，軍事形勢逐漸向對關羽軍不利方向發展。關羽當機立斷，決定有計劃地主動撤退。先從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圍頭、四冢屯營，然後又利用漢水舟師撤樊城圍，退至襄陽。正當此時，江陵、公安失守。
在五個月北伐戰爭中，關羽按照預定謀略，利用漢水以步、騎、水師聯合作戰，重點圍困襄、樊，阻擊援軍，並派遊軍北上，聯合反曹勢力，從而使北伐軍一直處於主動地位。曹操先後派滿寵、于禁、徐晃、趙儼、徐商、呂建、殷署、朱蓋、張遼、裴潛、呂貢等共11人（將領7人，參軍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張遼、裴潛、呂貢等軍因關羽撤圍未到樊城外，其餘8人都參加了樊城戰役。于禁七軍被關羽所俘3萬餘人，加上死亡逃散的，當不下4萬人，每軍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淵以重兵守漢中，夏侯淵戰死後，徐晃率重兵屯宛，當不下萬人。殷署、朱蓋等12軍，殷署一軍為5千人，其餘11軍仍以每軍5千人計，徐晃、殷署、朱蓋等軍共約7萬人。曹仁、呂常所領樊城、襄陽守軍，當不下1萬人。曹魏方面，最後階段守軍和援軍，總共大約有8萬餘人。關羽荊州軍大約總數5萬人，除留守後方外，北伐主力軍約有4萬餘人。以此前後對抗曹軍12萬，中期以後對抗曹軍8萬餘人。在戰鬥中，俘降其將領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殺其將領1人，消滅曹軍主力近4萬人。而關羽荊州軍無論進攻或撤退，都按預定謀略進行，井然有序，無重大傷亡。應該說，其戰績是顯著的。
就北伐整體戰局而論，這不是一次尋常的戰役，因為曹操親至摩陂坐鎮指揮，調兵遣將，同關羽交鋒的將領如曹仁、于禁、龐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將。而且關羽又是在劉封、孟達等援軍不到，以寡不敵眾，孤軍奮戰的形勢下指揮的這場戰役。儘管為此，關羽面對強敵，無所畏懼，既按預先謀略，併發揮其隨機應變的指揮能力。在北伐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消滅主力援軍時，充分運用水軍的優勢；圍城阻援時派出遊軍北擾，並利用北方反曹勢力；在戰局趨向不利時，又主動撤退，因而關羽始終把握著戰爭的主動權，從而取得了一定的戰績。所有這些表明，關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槍實戰的非凡本領，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揮大型戰爭能力的名將。
關於關羽的敗亡，元代郝經曾詠詩說：“關羽祠前重回首，荊州底事到今爭”。這裡“底事”當指吳蜀荊州借還之爭，以及關羽由威鎮華夏而頃刻敗亡原因的眾說紛紜。前者姑且不論，而關羽敗亡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五點：一、在襄、樊遭遇強敵，甚至曹操遙控指揮，不能儘快結束戰鬥；二、後方孫權違盟，親率超一流統帥呂、陸二人乘機偷襲；三、關羽矜驕凌人，江陵失火燒軍器，又嚴責糜芳，助其臨陣投敵；四、劉封、孟達不和，未派援軍相助；五、在五個月長期北伐中，前有強敵，後遇偷襲，劉備、諸葛亮竟然始終未發一兵一卒相助。此點千載為人所不解。黃恩彤雲：“蜀之君臣，但喜其（羽）勝，不虞其敗”。呂蒙、陸遜“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後共遣徐晃等十二餘軍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將，增一旅以援羽……豈非失事機也哉”。姚範也說：呂蒙“襲江陵”，陸遜“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指劉備、諸葛亮）當時之疏忽如此。吳人之耽眈於荊州，而忌關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謀士，當不若如是之疏，陳氏（壽）或不能詳耳”。黃、姚二人都認為，關羽失敗主要責任在劉備、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說。
《隆中對》把荊州作為蜀國北伐中原的一個戰略據點，忽視了“荊州在揚州上游，關係吳國的安顧，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劉備、諸葛亮在夷陵之戰以前，對此始終無深刻認識，從而反覆同吳國爭奪荊州，把蜀軍主力10餘萬消耗在荊州戰場，劉備、關羽也為此喪命。故蜀國龐統、法正、趙雲，皆主張放棄荊州，集中主力北上爭奪雍、涼和關中，並有吳國為援，如此蜀國形勢當會改觀。既然劉備、諸葛亮未覺察其戰略計劃的錯誤，所以對吳國必全力爭奪荊州，毫無思想準備。他們把蜀漢兩大戰略據點之一的荊州重任，只交給關羽一人擔當，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對付魏、吳兩大敵對強國。而且，在關羽北代緊要關頭，又不給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這一切，皆源於《降中對》所包含的錯誤因素，未據政治形勢發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關羽敗亡的五條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另外，第一、二、四、五條，皆屬客觀因素，而非關羽的主觀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認為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於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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