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語中，“中國”的稱呼為：“Китай”，其發音很像“契丹”，“Китай”是俄羅斯人根據“契丹”這個詞直譯過來的。在中世紀從中亞到東歐，“契丹”一直是對古代中國的一個通稱。在他們眼裡認為契丹就是中國。可見，在他們祖先最早接觸中國的時候，“契丹”族應該是他們首先的見到的中國人。
其實，真正的契丹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人，並不一樣。他們曾經是中國古代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
按照《魏書》記載，契丹出自鮮卑別支，生活在庫莫奚動。登國三年，亦即公元三八八年，北魏打敗庫莫奚，契丹便從庫莫奚分離出去，退居到潢水，也就是現在的內蒙古赤峰的西拉木倫河以南、土河以北的地區。經過數十年的時間，休養生息，部落逐漸恢復和發展。契丹開始通過“朝獻”、“歲貢”等方式同北魏進行貿易活動，與中原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契丹人在初期，分為八個部落，當時各個部落之間並不隸屬，尚未形成統一的部落聯盟。到了隋唐時期，契丹的勢力開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以大賀氏為首的部落聯盟。唐貞觀二年，契丹的首領大賀氏摸會率領各部依附唐朝，唐太宗李世民還把旗鼓賜給摩會，表示承認其部落聯盟長的地位。
隨著部落聯盟的不斷髮展壯大，契丹有了背唐之心，在開元年間，時常同唐王朝發生衝突。大賀氏其後逐漸衰落，但緊接著遙輦氏部落聯盟取而代之，並且逐漸強大起來。世代為遙輦氏軍事首領的耶律家族成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在公元九一六年，也就是中國的五代十國時期，耶律阿保機在今天的內蒙古西拉木倫河流域建立起著名的契丹國，其後改國號為“大遼”。
被中國史書稱之為遼朝的契丹國，一共存續了二百多年，後來在天祚帝時期，被金朝所滅，遼被滅亡後，耶律大石率領部落西遷，跑到現在中國新疆與中亞地區，建立起西遼。但是一百年後，西遼又被蒙古大軍的鐵騎攻破，契丹從此銷聲匿跡，成為歷史遺蹟的一部分。
不過，契丹雖然消失，但是它曾經建立的國家，疆域廣闊，影響深遠，以至於現在俄國人稱呼中國還用“契丹”一詞。當時的遼朝按照史書的記載，“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也就是東部到達現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西部邊疆接壤阿爾泰山，北部達到外興安嶺，南部直抵現在新聞中大談的“雄安新區”一帶，可見其國土面積之廣。
雖然契丹族一直與中原王朝有接觸，但是，始終還是保持自己的“國俗”，一些傳統的風俗，終遼之世都予以保留和傳承。譬如，“祭山儀”、“拜日儀”、“柴冊儀”、“再生儀”、“瑟瑟儀”、“射鬼箭”等等，從契丹早期部落，一直到遼朝後期，都在保持著、遵守著。當然，契丹建立的遼朝，在與中原漢族的對抗中，還是有限度的借鑑了一些漢族的禮儀風俗。
遼太宗耶律德光打敗後晉，攻陷“汴京”，也就是現在的開封市，生擒後晉皇帝，中原的文物、制度、法駕、樂器、樂工等大量進入遼國，於是遼國開始“稍用漢禮”。譬如應曆元年，穆宗重申“朝會依嗣聖皇帝（太宗）故事，用漢禮”，一些本來盛行在中原的倫理道德觀念習俗，經過遼朝的皇帝貴族倡導下，也在開始在遼國裡流行開來。孔廟、佛寺、道觀也開始在遼國境內建立起來，耶律阿保機還親自參拜孔子廟，命令皇后、皇太子分謁寺廟和道觀。
不過，雖然與中原文化有借鑑的地方，但是，契丹族的飲食風俗始終未曾有大的改變，與中原地區大不相同。例如“生食”。契丹族是從事漁獵、畜牧業的民族，肉食是身體所需能量的主要來源，而其中“生食”是最原始簡易的方法。
據《燕北雜記》中記載，遼代風俗，九月九日打圍，宴飲，“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食之”，即以鹿舌醬拌生兔肝。胡嶠是後晉時期的一個小縣令，契丹人攻打後晉，他被俘虜在契丹七年，後來回到中原寫了一本回憶錄，名叫《陷虜記》，不僅讓後人知道了“西瓜”在中國的最早來歷，也使得人們對當時以契丹族為主的大遼，普通人的生活習俗有了深入瞭解。他在書中說，當地人常模仿鹿的叫喚聲，把鹿引來後，將其射殺，接著便“食其生肉”。其實，當時的契丹人早已學會了用火，可是依舊吃生肉，具體原因除了有長期形成飲食文化，類如現代日本人嗜好吃生魚片，可能也有身處寒冷北方，水果蔬菜不足，補充身體急需的維生素的緣故。
契丹人雖然生食肉類，但也不排斥用湯烹煮的食物。這種食物稱之為“濡”，也稱作“靦”。“濡”是比較簡單的一種加工食物的方法。有點像開水煮白肉。與現在人們吃的“清湯火鍋”應該類似。在《遼史》中記載，太祖七年，士兵長時間在外作戰，後勤供應不上，士兵們便開始“煮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宋朝人路振出使遼國時，受到了主人熱情招待，席間就有“熊肪羊雉兔之肉為濡肉”。可見，當時的契丹人不僅在戰時緊急情況下如此飲食，而且，也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
除了以上幾種，契丹人也愛吃燒烤。《遼史》中有“燔胙”，“大臣、命婦以次燔胙，四拜。”“燔胙”，又稱“燔肉”，也就是用燒烤祭祀用的肉。“燔胙”既然作為祭祀的形式被記錄下來，想必也應該是日常生活中加工肉類的方法之一。
乾肉當時也是契丹人的日常生活的必備。乾肉也叫臘、脯，也就是將各種野獸、家禽乃至魚雁等做成肉乾，肉乾不僅保質期長，還食用方便。契丹人對於肉乾還是很看重的。當時如果歡迎重要賓客，筵席之中，必須要有牛、鹿、雁、熊等肉做成的肉乾，放置中間大盤之中，以供客人享用。遼國人甚至還把野獸肉乾，作為饋贈鄰國的“國禮”。大安五年秋天九月，遼曾經專門派遣使者拿著鹿幹出使宋朝。宋朝聽說遼國皇帝過生日，專門拿上生辰賀禮出使到遼，契丹皇帝還特別賜給使者肉乾若干，以表示感激。
宋朝人的筆記中對於遼代契丹人飲食記載頗多的，還有一種野生小動物，名叫“貔狸”，並且對其鮮美的味道多有讚譽。例如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好肉，狄人為珍膳，味如㹠子而脆”。王闢之在《澠水燕談錄》中也寫道：“契丹國產毘貍，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年虜使攜至京，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
可見當時，這種野生小動物，極受契丹人上層人物喜歡。但是關於這種穴居小動物，到底是何動物，一直有不同說法。宋朝人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認為，“貔狸”是“獾狸”一類的動物。明朝時，李時珍認為所謂“貔狸”就是黃鼠，也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旱獺”。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穿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禮，人而無禮’，韓文所謂‘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鼲鼠。遼人呼為貔狸，或以貔狸為竹犭留者非，胡人亦名令邦。”
清朝見多識廣的大官紀昀紀曉嵐也稱“貔狸”為黃鼠，“遼重貔狸，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黃鼠，明人尚重之，今不食矣。”紀曉嵐說“今不食”，可能在清朝時不多。
不過，就在幾年前，見某一國外描述蒙古國的紀錄片中，蒙古國牧民還在捕食旱獺，野味烤熟後，互相客氣的撕吃，現代科學早已證實旱獺是鼠疫桿菌的攜帶和傳播者，但是看到牧民臉上露出憨憨的喜色，顯然他們並不在乎。而旱獺腹中填入燒紅石頭的烹飪方法，很有點古代北疆少數民族的風貌，似乎也是遼代留下的遺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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