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像是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則更像一個小號手，小提琴手或者一個室內管絃樂隊。人數不同，曲目不同，傳承不同，指揮自然不同，所以中國國家的治理方式也與眾不同。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於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在中國模式的指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大特徵--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都成為了我們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的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其實，連歷史遠遠短於中國的英國，數百年來都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傳統的漸進演變去，從未接受過席捲歐洲的法國民主模式。“文明型國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這種智慧首先體現在我們的文字中：凡是與水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三點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與金屬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銀，銅，鐵。對於所有不同的東西，我們都力求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求異“，每一樣東西，都要專門創造一個詞彙來進行表述，所以閱讀西方的報刊一般需要兩萬個詞彙，而閱讀中文報刊，掌握兩三千詞彙就可以了，但這兩三千詞彙可以形成千變萬化的組合，是中文成為世界上最豐富的語言之一。”文明型國家“的治理也是一個道理。沿著中國文化”求同“的思路來處理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效果就會好一些，國家就有希望，無論是地區間的矛盾，還是企業間的矛盾，還是官民矛盾，以及勞資雙方的矛盾，只要把重點放在尋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較好，因為中國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
西方推動的”民主化“給許多國家帶來的動亂和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
我想我們可以來反思許多今天習以為常的觀念。比如說，用人均GDP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實際上作為不同質的國家，這種簡約化的比較是靠不住的。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和一個小號手，一個小提琴手或一個室內管絃樂隊怎麼進行比較？如果硬要比較，恐怕先要在質和量的方面作一個規範。按名義人均GDP進行比較，瑞士比中國高得多，但中國至少有上千種瑞士沒有的產業。瑞士這個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產生這個這個交響樂團給人帶來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兩者進行比較，恐怕更為合適的方法是把中國這個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手請出來和瑞士這個小提琴手比較一下。比方說，把800萬人口的蘇州與700萬人口的瑞士比一比，這樣才有比較的意義，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覺。畢竟連舉重比賽都不允許重量級和輕量級互相換位的，更何況不舉重比賽複雜一萬倍的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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