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開國，幾乎都繞不開一個怪圈，即功臣反叛與被屠戮。尤以明朝和西漢最為典型，即便開明如李世民，寬仁如趙匡胤，也多少發生過一些君臣齟齬的慘案。唯獨東漢建立後，劉秀帳下的主要開國功臣，無一遭到清算，也無一人反叛，除了犧牲的，全部安享晚年！

有人把這種情形歸結為帝王的自信，朱元璋和劉邦出身低，疑心病太重，需要通過殺戮，建立皇權的至高無上。這是一條理由，不過劉秀的功臣們，遠比朱元璋和劉邦的功臣們兇悍，他們都是擁有私家武裝的豪門士族集團，本質上他們在劉秀的公司裡，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份量哪是胡惟庸藍玉、韓信彭越能比得了的？

朱元璋

有權力的地方就有鬥爭，實力的對比，阻止不了慾望的膨脹，很顯然，君臣的實力對比和性格差異，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就是，劉秀建立的“雙軌制”政治結構，從一開始就界定好了功臣們的責權利，雙方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各自的義務，享受應得的紅利，避免了利益糾紛！

所謂“雙軌制”政權結構，就是構成帝國政治力量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功臣集團和文官集團，以兩條平行線獨立運行，互不參與；功臣集團負責打江山，文官集團負責治天下。

正是這個看似非常荒唐的結構設計，讓功臣集團明確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以及取得天下後自己的權利。所以避免了兩大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與皇權之間的衝突。

“雙軌制”政治結構的本質

我們知道，劉秀建立的東漢政權，其實是一個皇權與士族豪門集團共治天下的政權。正是基於這個模式的設計，劉秀才奇蹟般地，從更始政權的一名打工仔，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奪取了天下。

劉秀

也就是說，劉秀的勝利是頂層設計的勝利，“權力股份化”，讓劉秀政權得到了天下實力最強大的士族集團的支持。

不過，權利沒法量化，“股份”只是虛擬的，如果沒有“量化指標”，權利鬥爭不可避免，依然逃不脫君臣之間的摩擦和殺戮。

“雙軌制”結構，就是一個“權力量化”系統！它將功臣派的權利，限定在“以武功換權益”的範圍，而文官集團則是“以文治換權益”。

劉秀如此設計，是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士族階層經過西漢末年的發展，以及漢末和新朝的動亂期，分化出了一批“豪門”。“豪”字表現，主要體現在家族私人武裝的出現。還有相當一批熱衷於啃書本的“耕讀世家”，他們雖然也是士族階層，但距離“豪門”還很遙遠，我們姑且把他們叫做“士族精英階層”。

在劉秀的“雙軌制”結構裡，“士族豪門集團”就是以私家武裝入股的股東，“士族精英階層”就是帝國的打工仔。“士族豪門集團”是產權所有人，“士族精英階層”是職業經理人，雙方管理權和經營權嚴格分離！

劉秀

這個結構有效剝離了產權所有人，和職業經理人之間的權力滲透和相互衝突，也讓他這個董事長兼總經理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皇權的至高無上。

“雙軌制”政治結構成功的原因

“雙軌制”結構的勝利，就是因為它得到了“士族豪門集團”，和“士族精英階層”的一致認同。

對“士族精英階層”來說，“雙軌制”讓本該由“士族豪門集團”佔據的國家治理權，讓渡給了他們，對他們來說就是意外收穫。同時，這個結構還阻止了“士族豪門集團”，對他們行使治權的干擾。

這在任何一朝都是不可想象的，歷朝歷代都是功臣派佔據要位，士族階層想要介入政權核心，只能依附功臣集團。比如西漢，直到漢文帝上臺，功臣集團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功臣集團往往並不擅長於國家治理，他們佔據高位，既是對文官集團的資源浪費，也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劉秀集團

“士族豪門集團”為何贊同“雙軌制”呢？因為這個結構，既給了他們今天，又給了他們明天！

對他們來說，雖然失去了“治權”，但作為“股東”，他們該享受的分紅一點不少。劉秀出手也大方，萬戶侯比比皆是，超預期的分配，讓他們的當下賺得鍋滿盆溢。最關鍵的是，劉秀又給了他們一份“期權”，即家族的長遠利益。

其實，功臣們作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知道自己的價值已經消亡，只有獲得“治權”，才能延續自己的價值，才能保證身後的家族利益！利益驅使之下，不惜與皇權對抗！

劉秀通過“雙軌制”，解決了功臣們的後顧之憂，他讓功臣集團子弟們，紛紛進入文官集團，代替功臣們，延續家族的希望。

這就是劉秀開出的期權！

舉個例子，雲臺二十八將第四位的耿弇，和他的父親上谷太守耿況，爺倆都是劉秀的利器。劉秀早早地將耿弇的五個弟弟，分批詔入文官集團，甚至讓他們都做到了九卿級別的高官。當初彭寵反叛，想拉耿況參與，耿況毫不猶豫地一刀砍了彭寵的使者！

耿況

六個兒子都金印紫綬了，耿家還有什麼可求的？自己委屈點不算啥！

“雙軌制”政治結構，對東漢政治格局的長遠影響

“雙軌制”政治結構，對新建立的東漢政權意義重大，效果也是立竿見影。它有效保障了各派的切身利益，消弭了各派系之間的利益之爭；也讓朝政格局更加簡單，不受外來因素的干擾。同時它也避免了功臣派與皇權之間矛盾衝突，讓新生政權平穩發展。

從長遠來說，“雙軌制”結構加速了功臣集團的消亡，同時又推動了“士族精英階層”“豪門化”的進程。

功臣集團在“雙軌制”結構下，很快退出歷史舞臺，這個進程在劉秀完成全國統一的建武十三年，以一刀切的武將交回兵權，歸養封國為標誌。武將們非常配合，除了一部分人以“特進”和“奉朝請”的顧問身份，隱藏在政壇背後，其餘的一律退出歷史舞臺。

如果說，功臣集團的和平交權，解除了皇權威脅，是劉秀精心設計的結構，達到了預期效果，那麼，“士族精英階層”的補位，就很難說是兇是福了。

文官集團

兩百年後，士族豪門集團掏空了東漢帝國，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正是劉秀當初對士族豪門的倚重和縱容，導致了這個結果。

不過筆者認為，中國的皇權，直到明清才逐漸走向獨裁，在此之前，它像一個蹣跚的兒童，皇權的支撐勢力，就是它的監護人！西周是宗族勢力，秦朝缺失，西漢由外戚勢力替補，東漢是士族豪門，魏晉南北朝是士族豪門的升級版本門閥集團，隋唐之後是士大夫階級。

如果東漢政權離開了士族豪門集團的支撐，它會不會是第二個秦朝？還能有二百年的歷史嗎？

任何一股政治勢力的誕生絕非偶然，當它在某一個階段，表現出積極意義的時候，在另一個階段，也必然表現出消極的層面。在東漢帝國初期，士族豪門集團順應了歷史潮流，承擔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

因而，至少在當時，“士族精英階層”的豪門化，是有積極意義的！至於這個變化是否在劉秀的設計範圍內，那就不得而知了。

劉秀

“雙軌制”政治結構模式，為何消逝在歷史長河

最後一個問題，既然“雙軌制”結構那麼美妙，為什麼後來新生政權中，沒有一位帝王複製劉秀的成功經驗？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還是要回到特定的歷史環境。東漢政權建立之初，正是士族豪門集團的成長期，勢力遠遠比不上掌握了帝國命運的門閥集團。

也就是說，魏晉南北朝的四百年曆史，其實是皇權最窩囊的一段時期，他們即便想複製“雙軌制”，門閥集團也不會答應。誰願意在魚和熊掌可以兼得情況下，扔掉其中之一？

隨著隋唐科舉制的誕生，門閥集團徹底被歷史淘汰，皇權也逐步走向成熟。而新誕生的文人士大夫階級，完全不具備跟皇權抗衡的力量，這時候的皇權，還需要“雙軌制”保駕護航嗎？

隨著朱元璋廢除丞相制，文人士大夫逐漸成了皇權的附屬品，皇權完全走向獨裁，“雙軌制”簡直成了他們的笑柄！

也就是說，“雙軌制”其實就是極特殊的歷史環境下，誕生的一個特殊品種，不具備繁衍傳播的特性！因而，它像一顆流星，只在那一瞬間發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東漢帝國初年的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