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是陳寅恪先生去世五十週年紀念。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是陳寅恪對王國維的理解，也是他自己處世和為學的基石。在他身上，中西兼具的深厚學養、中國傳統士人的家國情懷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達成為一個精神符號。
陳寅恪（1890.7.3~1969.10.7）
文 | 曾焱
究竟是梁啟超還是吳宓，當年向校方力薦陳寅恪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四大導師？好像也沒有特別確切的記述。
1924年秋，時任清華校長曹雲祥籌備改制，開設現代大學的各學系及國學研究院。曹請來胡適主持設計國學研究院的學制藍圖，但當他提請胡適為導師的時候，胡適表示自己不夠格：“非第一流的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三人裡，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啟超、王國維先後於1925年春遷入清華園，加上其後從歐洲回國的趙元任、陳寅恪，清華為國學研究院所請都是會通古今中西的一時之選，校內外稱“四大導師”。
有一位陳哲三教授曾在臺灣撰文說是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推薦，曹問他陳寅恪是哪一國的博士，梁回答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又問有什麼著作，梁說也沒有什麼大作。這篇回憶文章中所轉述的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梁說：陳寅恪雖然沒有專著，但他寫的寥寥數百字比我的全部著作還有價值，如果清華不請，外國的大學也會請他。曹雲祥聽了，這才登門禮聘。
青年陳寅恪
而據吳宓日記中所寫，是他向校方推薦了好友陳寅恪替補。他和陳寅恪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相識，留學時期就是密友，吳對陳的學問始終折服，他曾寫信給國內朋友，“謂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陳寅恪真正到清華履聘已是1926年8月，國學研究院開課近一年後。學校聘他時，他還在柏林大學研究梵文、藏文和佛經，正為購書短缺款項傷腦筋。為讓陳寅恪能早些到校，吳宓請求校長曹雲祥給予資金，資助他購書。最後曹同意先預支幾千元薪金，兌成美元后匯至柏林，陳寅恪這才得以處理完歐洲的事情，於1925年12月起程回國，回國半年多後到了清華報到。
35歲的陳寅恪，成了四大導師中最年輕的一位。學校安排陳寅恪住在趙元任隔壁。陳寅恪生活自理能力極差，在歐洲時就和他交好的趙元任夫婦進城替他買了傢俱，當時尚未結婚的陳寅恪則把住宅讓出一半給趙元任家用，生活也由趙夫人一併打理。他身體弱，冬天要穿兩件皮襖，有學生對這個細節印象很深。後來趙元任敦促他戀愛結婚，有說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再讓太太一人照顧兩個家。
陳寅恪、唐篔夫婦合影
在研究院，陳寅恪主講《西洋人研究東方學的目錄學》《金剛經》。他的課要求學生知識面廣，特別是講有梵文翻譯的《金剛經》時，他引印度文、巴利文、梵文等十幾種語言，用比較法來講，有些學生只能聽懂三分之一，就儘量多記筆記。在他做了研究院的導師後，有一段時間他仍每週進城兩次，向人學習西夏文和蒙古文。這些文字都成為他治史的工具。對佛學在中國的地位，他的見解超乎眾人：“自宋以來，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不能脫離。惟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理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
陳寅恪喜歡做對子，時常以此和人玩笑。有次學生們到他家中拜訪，高興之餘，他說送給大家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眾人大笑。這副對子巧妙地嵌入了國學院兩大導師的經歷：梁啟超是南海聖人康有為的弟子，王國維入清華前曾做過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也算是大清皇帝的老師。
在國學院，陳寅恪與王國維在學問上聲氣最相通，有忘年之交的密切。王國維死後，遺書中命將他的書籍交給陳寅恪和吳宓二人整理。陳、吳也向他遺體行三跪九叩的大禮。這一場面，在清華國學院成了學術傳承的象徵。
1928年夏，清華正式易名為國立清華大學，陳寅恪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的唯一教授，同時為中文研究所、歷史研究所開專題課。陳寅恪從12歲起即長期在日本和歐美遊學，但從未取過文憑，治學方向又冷僻，受聘時並不為國內學界所瞭解。1927年後王、梁先後去世，趙離校，四大導師中剩他獨撐研究院，終成為清華學派中為人矚目的重要人物。
1947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新林院52號書房內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兩年後，國學研究院為紀念王國維在校園內立碑，陳寅恪撰紀念碑銘，文章傳頌於世，尤其那一句“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歷經時代而不減光芒。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是陳寅恪對王國維的理解，也是陳寅恪自己處世和為學的基石：他以此來支撐度過後半生的坎坷，而他所受磨難卻也多半因此而起。陳寅恪真正是世家子弟。他的祖父陳寶箴雖是江西人，卻在同治年間獲曾國藩賞識才幹而步入湖南士紳圈層，1895年官拜湖南巡撫，自此大開近代湖南變革維新風氣。他的父親陳三立號散原，著名詩人，晚清四公子之一。他長兄陳衡恪，更為人熟知的一個名字是陳師曾，不但自己是北京畫壇大家，更因了點撥提攜齊白石而留名畫史，惜在早逝。
1890年，陳寅恪就出生在長沙這樣一個顯赫家庭裡，自小由祖父和父親授學。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家中落，也仍有餘力在陳寅恪12歲時將他送往日本留學，三年後又轉往歐洲，遊學德法，赴美國哈佛，直到回國應清華之聘。
留學日本時期 | 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陳寅恪的生活和治學都是平順的。即便是在之後戰亂的顛沛，加之目疾而幾近失明的人生打擊下，他仍能恪守學者之本，在輾轉流離中站上中古史研究的學術巔峰一一撰寫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及後來的《元白詩箋證稿》一書。
線裝本《元白詩箋證稿》扉頁
1949年那個歷史關口，陳寅恪沒有跟國民黨去臺灣。他去了南京，又再輾轉往南，到了廣州。他留在中山大學任教和著述，依舊不與權貴遊，不言所不願言，不見所不願見人，度過了人生最後的二十年。
陳寅恪晚年的著作《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學界評價的聲音不完全一致。有人視之為他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高峰，也有人嘆息大師以十餘年為一秦淮女子立傳而未寫出文史巨構。撇開學術高低理解的差異，僅比照他著述此書的1954一一1964年期間，其他幾位大歷史學者都在做什麼寫什麼說什麼，也許能從不同角度去理解他的選擇。
季羨林曾在1995年他回憶陳師的文章中寫下過這樣一段，“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就在《柳如是別傳》完稿的1964年，陳寅恪寫下不足千字的《贈蔣秉南序》一一蔣秉南即他晚年信任的弟子蔣天樞。有似交付後事，他在文中寫道：“默唸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9年10月7日晨，陳寅恪逝於即將掃沒他書齋的更大的風暴到來前。
廬山植物園陳寅恪、唐篔夫婦之墓
【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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