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9 半生知己：白堅武與吳佩孚

白堅武

吳佩孚與白堅武的關係可用“半生知己”作比。雲譎波詭的政治競技場上，顯宦與幕僚，梟雄與政客，本是相伴相生、如影隨形的。白堅武作為聲名顯赫的“幕府人物”，是吳佩孚開府洛陽時期的重要幕僚，因與吳氏的風雲際會，使他這個“配角”一度呼風喚雨，為各方政治力量矚目。白堅武少負才名，素有抱負，以一介書生從政，本應對國家有所貢獻。然而在民族危亡之時，勾結日寇，終致身敗名裂，身後留下一部頗有史學價值的《知白堂日記》，也讓後人窺見他複雜的心跡。

同創盛局

吳佩孚在直皖大戰獲勝後，率部進駐洛陽，出任直魯豫巡閱副使，正式開府。自此虎踞中原，雄視天下四載，形成全國的軍政重心。為“完成光大舊邦之偉業”， 吳佩孚招賢納士，兼收幷蓄，白堅武就是在此情勢下投歸吳佩孚的。

吳佩孚提出召開國民大會、恢復法統、保護勞工、主權獨立四大政治主張，使他被輿論視為“較為開明的軍人”。由白堅武主持的政務處，為巡閱使署最為緊要的辦事機構，處理軍務行政事項，集內政、外交為一體。白堅武竭盡全力為吳氏襄贊，籌劃了一套恢復“大一統”的方略，參與重大軍事政治活動，深得吳的倚重。

直奉戰爭直系獲勝後，獨攬中央大權兩年有餘，為直系全盛之局。北洋直系控制或依附直系的地盤已佔半壁江山，前來洛陽與之聯絡的各省軍政要員、南北名人不絕於途。被吳佩孚倚為心腹的白堅武，代吳接見各路諸侯、各方代表，成為一些藉此謀實利、圖倖進之人爭相結交的對象。更有人稱其主持的政務處為“小內閣”，說白堅武是吳的“第一謀士”，這固屬誇大之詞，不過，白堅武確為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

吳佩孚與張作霖、張宗昌、張學良等人合影

1922年的時局，國內政治力量犬牙交錯，重新組合。南方國民黨人醞釀改組，進步力量依舊屬望孫中山；北方相當多的人則視吳佩孚為恢復“中華一統”的不二人選。也有不少人寄望於孫、吳聯手統一國家。在“孫吳聯盟”計劃中，白堅武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還促成了吳佩孚與李大釗的多次會見。白堅武在直奉戰後，為吳佩孚籌劃“恢復法統”，藉以“驅徐迎黎”，避免了直皖戰後天津分贓會議的故伎重演。為實現和平統一，推倒了南方反對的總統徐世昌，恢復舊國會，其中都有白堅武的影子。南北統一目標雖未實現，卻恢復了符合民初政治體制的“法統”，此舉頗獲社會輿論的稱許。

曹吳傾倒

吳佩孚開府洛陽，盛極一時，然物極必反。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形成“三角聯盟”，反直勢力蓄勢待發；於內，直系內部紛爭，禍將起於蕭牆。第二次直奉戰前，白堅武跟隨吳佩孚進京，迎擊奉軍。吳曾偕白堅武謁見大總統曹錕，親口許諾，待平定東北，保薦白堅武組閣。直奉兩軍激戰正酣之時，心懷異志的馮玉祥突然“倒戈”，致使直軍慘敗，白堅武的組閣之夢隨之化為泡影。白堅武對此失敗作過反思，在日記中有如下分析：十三年對奉之役，除馮玉祥戰場倒戈，為軍事失敗之主因，尚有其他原因。一是直系分裂，將帥失睦，內部紛爭，目光短淺。二是不諳遠交近攻方略，晉、魯兩省在戰爭中倒向奉系，杜絕援兵之路，遂至大局不救。三是用人治軍不明新陳代謝之旨，舊者暮氣沉沉，新人無所接納，致驕逸朽腐之氣充塞。又加之軍事戰略戰術上失誤，致使功敗垂成。

1924年11月，吳佩孚乘艦南遁，途中召集幕僚商討今後步驟。吳最初提出勤王之議，以“擁護曹錕”為號召，而白堅武以為不可，力言曹錕因賄選聲譽不佳，不足以資號召，乃議定成立“護憲軍政府”，由白堅武草擬護憲軍政府組織大綱十條。待吳佩孚經上海、南京、九江抵達漢口，發表“組織護憲軍政府”通電時，未料遭到直系各省督軍的一致反對，此議遂落空。吳為此痛心疾首。須知善於觀風望氣的直系各省督軍都有自己的盤算，他們對戰敗且名聲受損的吳佩孚已經不再言聽計從了。白堅武又隨吳佩孚進入河南，冀望挽狂瀾於既倒。一度歸附直系、對吳言聽計從的陝西督軍劉鎮華也拉下臉來，以援吳為名，派憨玉琨師東出潼關，發出通牒，限令吳佩孚24小時內退出洛陽。吳無力與抗，於倉促間離洛。先奔走雞公山，再寄身黃州江渚，重新出山的段祺瑞還是不肯罷休。前路茫茫的吳佩孚最後來到湘省，在趙恆惕控制的嶽州暫避風頭。白堅武一路跟隨吳佩孚，度過了這段兇險的顛沛之旅。

1925年10月，吳佩孚在舊部擁戴下，於漢口查家墩成立“十四省討賊聯軍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吳氏再起之初，聲勢似猶勝於昔，擁吳勢力遠及長江、黃河流域。吳再委派白堅武任政務處處長，但白堅武卻被吳的其他幕僚孤立。1926年初，白堅武左臂生瘡，病勢甚重，歷兩月餘痊癒，未幾又遭喪父之痛。他在日記中感嘆：“連年家運之否已極，去歲喪母，今年喪父，自身亦患病幾死，嗚呼痛矣！”家事如此，國事亦哀。吳佩孚所要討的“賊”原本為直系大敵張作霖，卻隨著張作霖與馮玉祥交惡與國奉戰爭的爆發，“賊人”變成了對吳佩孚有“倒戈之仇”的馮玉祥。白堅武自知與其他幕僚也勢同水火。1927年初，白以吳佩孚代表身份，赴南京孫傳芳處聯絡，無奈孫傳芳坐山觀虎，讓白堅武不得要領。北伐軍揮師北上，南京岌岌可危，白堅武北返天津，再未回吳佩孚幕中。

分道揚鑣

1927年夏，吳佩孚由豫南避入蜀境，曾密召白堅武來川襄助，白態度曖昧。從白堅武日記可知，這期間，星散京津的吳佩孚舊部與他聯絡頻繁，或為吳通訊息，或籌款項。1927年底，國民政府通緝吳佩孚，白認為動不如靜，遂不做入川之想。此後寓居天津的白堅武，辦起了一家經營幹鮮的貨棧，冀以緩解生活的拮据。他雖在津門“言商”，並未忘情政治，作為失敗出局的人物，雄心抱負依舊，始終關注政壇的風雲變幻。他奔走各方，大凡在朝政要、失意軍人、商賈術士，乃至江湖草莽，無不在其延攬交遊之列。他還在好友吳藹辰的介紹下，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少佐參謀三野友吉扯上了關係。

白堅武對直系失敗，有過多方面的分析。就外交而言，他認為直系依賴英美而交惡日本是招致失敗的原因。他還做過一個比喻：英美是國際紳士派，日本是流氓，打起仗來需要幫助時，紳士們只會袖手旁觀，而流氓卻會拔刀相助。故竭力聯絡日本在華實力派人物，企圖藉助日本的力量和支持，使吳佩孚重返政壇。儘管他對吳施政多有不滿，但自命是吳氏的孤忠之臣，對其道德人格真心傾服。在吳來北平寓居前，他在日記中寫道：“餘聞吳蓬萊在曹仲珊部下當團長時，為同列及官長排擠侮辱無所不至，然彼惟俯首順應忍耐，此人類所不能忍受環境，不為所摧殘壓迫以去，故其後遭逢時會，建偉業立大名，為歷史上不朽人物。”白堅武把政治前途寄託於吳氏的出山，除了他仇視南京國民政府之外，主要還是借吳佩孚的再起，實現政治理想，建立個人的功名事業。

白堅武是一個極為自許的人，政客氣息與文士本色糾結，使他的觀念與行為常常處在矛盾之中，思想轉變頻繁不定。他自視有王佐之才，天降大任於斯人，故眼高於頂。他翹首以待吳佩孚到來，主持華北大局。吳到北平當日，白堅武到車站迎接。白堅武當天日記載：“餘詢所以自處態度，蓬萊所答認為不妥者徹底陳述，互相詰難，最後勉強盡其辭。精神修養人固不可及，而思想智識仍無甚進步，頗以為憾也。”兩人話不投機，白堅武大失所望，返回天津。

吳佩孚抵達北平之初，的確躍躍欲試了一陣子，想幹一番事業，在“攘外必先安內”口號高唱如雲時，吳佩孚提出“和內攘外”的主張，以在野之身譴責列強尤其是日本政府。在華北危急存亡之際，白堅武決定再試身手。此時他正醉心於成立“華北國”，認為吳佩孚是實現該計劃關鍵，所以要說服吳佩孚“聯日”，擁吳出來主持華北的大局，以期實現中日兩國的“共榮”“親善”。吳所想要的“抗日”雖然不成，起碼也要“制日”，對白堅武的“宏圖”不屑一顧。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吳白政治交情幾近“割席斷義”。

白堅武曾批評吳佩孚誤入“魔道”，殊不知自己正走向“邪道”。他想利用日本人反被人所利用，口稱救國卻實為禍國；他懵懂不知卻自以為得計，成為日本人手上的一枚棋子，最終於1937年被馮玉祥以叛國罪槍決。(楊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