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漢字掀起一股熱潮的時候，漢字的“繁簡之爭”總是會被拿出來議論一番。簡體字方便書寫記憶、繁體字更有文化內涵。因為歷史原因，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別以簡體字和繁體字作為通用漢字，文字的不同更是帶來文化上的比較和爭論。一段流傳十分廣泛的話痛陳漢字簡化後的種種弊端：“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可魔仍是魔。” 似乎，將繁體簡化是一種錯誤，重新恢復繁體字的聲音也一直沒有間斷。當然，“挺簡派”們也毫不示弱，“簡化後護用手，愛有友，寶有玉，眾有人，而善還為善，美還為美。雙方針鋒相對，口水仗一時吵得不可開交。
實際上，漢字的簡化並非始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從漢字發展的歷史上來看，繁化簡乃至簡化繁就一直沒有中斷過，期間也產生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很多政治人物、文化名人和專家學者都曾為繁簡之爭口筆論戰、奔走呼籲。隨著時代的演變，漢字經過了複雜的變化，特別是在如今的電腦時代，人們不再用筆而用鍵盤錄入文字，人們又開始認真思考簡化的漢字背後失去了些什麼。
那麼，哪些人最先倡導簡化漢字？提倡簡化的原因是什麼？蔣介石與戴季陶之間因為簡化漢字一事爆發了怎樣的爭吵？漢字繁簡之爭的根源在哪？在漢字簡化之路上發生過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呢？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漢字的繁簡之爭。
近年來，“國學熱”大潮衝擊又讓現代人開始重新思考繁體字的價值和獨特內涵。早在2009年的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潘慶林就曾提議分批廢除簡體字，恢復使用繁體字。他的理由很簡單——簡化漢字太粗糙，違背了漢字的藝術和科學性。當然，更多的“挺繁派”是站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立場。“挺簡派”則一再強調漢字簡化是歷史規律，並非隔斷傳統；簡體字的推行和普及大大降低了社會的文盲率；更有甚者搬出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正本溯源，要想解開雙方的死結，還是有必要從漢字改革說起。
簡體字古已有之，但僅限於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手頭俗字中，從來沒有獲得過正統地位。簡體字真正登上歷史舞臺還是20世紀的事情。早在清末民初，面對內憂外患，以陸費逵、錢玄同為首的一批激進人士就呼籲廢除漢字，因為漢字筆畫的繁複程度已經阻礙了國民教育的普及和公眾文化水平的提高，乃“亡國滅種”的根源。“對於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了”。
早在1920年，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和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就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1922年，國民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召開，錢玄同與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文字改革家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向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方案詳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及實施辦法，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也得到了大批專家和學者的支持和響應，會後大家紛紛發表文章，論述簡化漢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蔣介石執政時期，專家們關於簡化漢字的呼聲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關注，他在認真研究了專家們的論述後，便把教育部部長王世傑找來，詢問目前情況下簡化漢字的條件是否成熟。王世傑說：“有些漢字的筆畫也確實過於繁瑣，寫時太費事，是到該簡化的時候了。我個人非常贊同簡化漢字，但從目前情況看，反對簡化的聲音也很高，如果確要簡化，需要循序漸進，攤子不可鋪得過大。”
蔣介石思忖再三後指示王世傑，讓他在最短時間內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來，為漢字簡化做好前期準備。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王世傑立即召開了專門會議，研究部署漢字簡化事宜，並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此項工作，表示教育部將在人力財力上全力予以支持。
黎錦熙不負眾望，在全國調集了最有影響的學者專家，夜以繼日加緊工作，很快就將筆畫最繁瑣的一千個左右的漢字簡化方案呈報給教育部。王世傑卻認為步子邁得太大，簡化的字太多，怕引起不良後果，就提出簡化三到四百個字試試，先投石問路看看再說。黎錦熙只得忍痛把一千字縮減為三百字，再次呈報，王世傑在徵求各方意見後，又經蔣介石最後定奪，教育部於1935年8月，頒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幾個大印書館準備印刷。
事情在這時卻發生了變化，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突然發難。他聽到此消息後，立刻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如此重大的事件，竟趁他這個考試院院長外出之際予以通過，不僅是對他本人的侮辱，更嚴重的是破壞了中國文化，絕對行不通！
蔣介石一再對他解釋做工作，無奈戴季陶態度十分強硬，並威脅蔣介石：“如果不取消對漢字的簡化，以後中央全會舉行任何會議，我一概不予參加，我說話算話，不信你就走著瞧！”
蔣介石當時很生氣，認為戴季陶太過於囂張，全然不把他這個領袖放在眼裡，便扔下戴季陶拂袖而去。戴季陶也不示弱，他仗著自己國民黨元老的資格，在此後的三個月裡，拒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任何會議。尤其是1935年12月1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通知他參加1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特意說明會議要討論決定許多重要事項，請他務必參會，但卻被戴季陶嚴詞拒絕。
蔣介石雖對戴季陶的行為非常不滿，但礙於他是國民黨元老，又是大家公認的理論家，如果再將此事鬧將下去，會在黨內產生負面影響，便只好先忍了這口氣，讓步於戴季陶，但他又礙於面子不好親自向戴季陶說明，就讓親信陳布雷去勸戴季陶不要再鬧了，並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一定尊重他的意見，以後絕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
戴季陶對此結果還算滿意，但仍放心不下，又讓蔣介石下一道不再推行簡化漢字的命令。事已至此，蔣介石也就忍氣吞聲“把好人做到底”，於1936年2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此次漢字簡化與否的較量，最終以戴季陶的完勝而收場。就這樣，漢字改革一事在民國年間僅僅曇花一現，而真正長成參天大樹還是1949年之後的事情了。
20世紀50年代，剛剛誕生的新中國百廢待興，漢字改革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全世界都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而全人類的語言文字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進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斯大林的話曾給中國的文字改革指定了方向。在毛澤東“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的精神指引下，聲勢浩大的漢字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當時的語言文字改革主要圍繞三項工作進行：簡化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1951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在《文改會和教育部致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漢字改革的方向，“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很快，文改會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並廣泛徵求社會意見。有資料顯示，當時參與討論的全國文字學家、各省市學校語文教師以及部隊、工會的文教工作者約有20萬人。
在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審定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後，正式修正為《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務院審核，並於1956年正式實施。整個方案共收錄簡化字515個、簡化偏旁54個，於1956年到1958年分四批推行。1964年，在對《漢字簡化方案》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整後，文改會編印了《簡化字總表》，收錄共計2238個簡化字，作為使用簡化字的規範。
漢字簡化後，筆畫減少，結構清晰，便於識字教學。誠如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所說：“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體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採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簡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很多文化界人士也對簡體字表示熱烈歡迎，冰心曾在《光明日報》上發文說：“首先，我是一萬個贊成漢字簡化的，先不必說為了聽報告、寫筆記的方便，這個念頭可以說是在五十幾年以前，我開始學寫我的學名‘謝婉瑩’三個字的時候，已經萌動了。”
從簡化字中受益最大的，應該屬佔當時全國80%人口的文盲。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絕大多數是農民……漢字簡化幫助了他們學文化，拼音也幫助他們學文化。我們的農民將要變成現代的農民……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農民的地位在中國將有很大的改變。”家住江西贛州的肖老先生是50年代掃盲工作的親歷者，1957年之前大隊問他指標完成情況時，他曾因未完成指標而弄虛作假，“簡體字推出來後，掃盲效果確實不錯”。
但是，伴隨著簡化漢字的研製與推行，反對意見從未停息過。在特定的輿論環境下，很多文化學術問題被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批對簡化字持保留態度的學者政要，也因此被留下把柄，遭受牽連。
1957年5月22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章伯鈞在北京民主黨派座談會中的講話，“……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已經決定了……”
“章羅聯盟”的另一位代表羅隆基曾責問：“應該討論漢字要不要簡化，應怎樣簡化？而不是一上來就討論具體的漢字方案，宣佈毛主席支持簡化字。”
現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詩人陳夢家也曾說過：“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了。”
不過，即使在“文革”大潮的衝擊下，漢字的簡化之路也沒有止步。1972年，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與6名同事被周恩來親點從五七幹校調回北京，繼續從事漢字的改革研究工作。1977年12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開始廣泛徵求社會意見，並在《人民日報》上試用。
由於“左”的思想影響，“二簡”在制定過程中過於倉促、急於求成，又加之簡化數量太多，一時在社會上造成了相當的使用困難。同時，漢字隨意簡化的思想在民眾中間迅速蔓延開，民間自造、亂造簡體字的風氣愈演愈烈，社會用字一度混亂不堪。到1986年6月，國務院不得不正式停止使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並決定“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的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於社會應用”。至此，中國的漢字簡化運動終歸告一段落。
然而，第二次簡化的漢字卻沒有因此而死亡，今天在一些中老年人的筆下仍不時可以看到它們的殘跡，如“歺（餐）、迠（建）、祘（算）、午（舞）”等。更多的“二簡”字被保留在中國人的姓氏中，如“閆（閻）、肖（蕭）、付（傅）、代（戴）”等。
時至今日，簡化字最大的優點——“易認好記”、“簡便好寫”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德籍華人學者彭小明曾撰文指出，現代的認知心理學和信息學發現，人腦是通過並行過程處理文字的整體圖像，而非一筆一筆地記錄。漢字作為一個整體，就是同時處理的，簡化字並不比繁體字好記。而簡化字的推行，是以對那些未被收入的歷史常見行草簡字的禁絕為前提的，強調正楷，批判知識分子書寫行草化、藝術化為不規範的行為，反而影響了書寫效率。
撥亂反正後，我國經濟社會各項事業逐步走向正軌。1986年10月，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重新發布了《簡化字總表》，在1964版基礎上作了個別調整，收錄簡化字2235個，成為規範漢字的標準。《簡化字總表》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為350個不可用做簡化偏旁的字，第二部分為132個可作簡化偏旁用的字，另含簡化偏旁14個，第三部分為由第二部分作偏旁類推產生的簡化字，共1753個，第四部分收錄部分異體字和地名更改用字。
《簡化字總表》收錄的簡化漢字並非信手拈來，而是採取“述而不作”，“約定俗成，穩步前進”的原則，即廣泛借鑑採納歷史用字和民間俗字，真正的新造字數量少之又少。文字學家葉籟士、傅永和曾做過統計，現行的簡化字中，始見於先秦到明清的共有341字，佔87.88%；始見於民國的有46字，佔11.86%；始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僅有一字，佔0.26%。
簡化字初創之時，在海外一度引起軒然大波。1971年，中國正式恢復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合法席位，簡化字理所當然地成為聯合國官方使用文字之一，並由此逐步得到各國的認可。
早在1969年，新加坡就公佈了與中國大陸相同的502個簡化字。到70年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已經使用和中國大陸完全一致的簡化字。泰國原本嚴令禁止華文學校教授簡體字，但在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後，禁令也逐步取消，並於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教授簡體字，發行簡繁對照表手冊。
日本使用漢字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民間也長期流行一些簡體字。1946年日本內閣公佈《當用漢字表》，收字1850個，其中有131個是簡體字，日本稱之為“略字”），其餘為傳統漢字。略字中，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簡體字有53個，相似的有9個。
在歐美國家中，簡化字的實力由小壯大，影響力不斷增強，形成了簡體字和繁體字平分天下的局面，給外國人學習漢字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強，海外的大陸移民數量逐漸增多，加之孔子學院的推廣，簡體字的傳播領域越來越廣，很多國家的漢語教學機構甚至放棄繁體字教學。聯合國也在2008年宣佈所有中文資料採用簡化漢字書寫，而不再使用繁體漢字。
其實，無論是簡體還是繁體，讀懂漢字中的文化，從漢字中傳承中華文明的智慧與思考，才是每一個以漢字為母語的中國人應當追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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