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10日下午3時許，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在廣東省委書記、省長陳鬱的陪同下來湛江視察，這也是周恩來一生當中唯一一次來湛江視察。在與湛江地市領導座談時，周恩來特別提到30多年前曾同他一道開展革命工作的湛江遂溪人黃學增烈士，黃學增到底是什麼人？周恩來在湛江僅停留了15個小時還要特別講到他。
經譚平山介紹認識陳獨秀，並按陳獨秀的指示回家鄉創建雷州青年同志社
1900年9月14日，黃學增出生於廣東省遂溪縣樂民區敦文村，黃學增小名叫“阿貴”，學名叫“學曾”，後改名“學增”。父親黃英如在家務農，母親是位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13歲時，黃學增進入本村私塾讀書，後轉入樂民小學就讀，1916年，黃學增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雷州中學，當時雷州中學的校長是大名鼎鼎的譚平山。1919年底，黃學增因大哥黃學顏中暑身亡，父親黃英如生病無錢就醫，被迫輟學回家務農，也就在這一年，19歲的黃學增結了婚，妻子叫蘇蓮，也是窮人家的孩子。不久，善良的村民因愛惜黃學增的才華，就聯絡發動遂溪黃姓宗親捐資送他去廣州求學，1920年夏，黃學增考入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
受五四運動的影響，此時的廣州，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各種新書刊也隨處可見，從信息閉塞的粵西農村走出來的黃學增除了認真學習功課之外，也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進步書刊。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由陳獨秀任書記，隨後，陳獨秀就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當年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時，譚平山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譚平山北京大學畢業後，到廣東高等師範擔任教授，陳獨秀就給他寫信，要他在廣州組建廣東“共產黨”，譚平山接到陳獨秀的信後，積極響應，第一步先組織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下半年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舉行成立大會，公開宣告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團員大多數是廣東高等師範、廣州一中、農業學校、廣東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也就在這時，思想激進的黃學增也加入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底，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人陳獨秀，應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到廣州後，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龍里九曲巷11號的“看雲樓”。黃學增在他雷州中學數學老師譚平山的引薦下，認識了陳獨秀，隨後黃學增經常到陳獨秀在廣州的家裡請教問題。1922年，黃學增由團員轉黨員，成為中共廣東黨組織的早期成員之一。1922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廣東早期黨員譚天度，解放後曾在《廣東文史資料》第24輯發表過一篇題目為《回憶廣東的“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的文章，就提到過黃學增的名字，據文章載：“大約在1920年底，在陳獨秀的倡議下，便組成了廣東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廣東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開始時只有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3人，後來到1921年黨的‘一大’前後，逐步吸收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群眾領袖和積極分子，如彭湃、阮嘯仙、周其鑑、劉爾崧、張善銘、黃學增、楊殷、楊匏安、王寒燼、梁復燃等，組織逐漸擴大。”1922年4月，陳獨秀來到廣州召開廣東黨組織骨幹會議，討論國共合作等問題，同年5月初，陳獨秀與黃學增等人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陳獨秀指示黃學增返回廣東南路組建革命團體，並向粵西地區的民眾宣傳中共“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政治主張。同年7月初，已經是共產黨員的黃學增從廣州回到家鄉遂溪，先在遂溪縣六區敦文村進行革命啟蒙教育宣傳活動，同時串聯六區進步青年薛文藻、劉靖緒、黃而杞等數十人，並在敦文村黃而杞家客廳成立了中國鄉村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組織之一——雷州青年同志社，開始在雷州半島傳播馬克思主義。
不久，黃學增離開家鄉，回到廣州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23年3月26日，陳獨秀第三次來到廣州，主持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黃學增在老師譚平山的領導下，積極協助陳獨秀做中共“三大”召開的相關工作。1923年秋，黃學增接受黨的派遣，到廣州附近的花縣農村，秘密建立黨組織，他與廣東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的校友阮嘯仙、周其鑑一起深入到農村，發動農民籌備成立農會，從此，黃學增正式開始投身農民運動。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國共合作正式建立，黃學增根據黨的決定，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
同宋慶齡代表廣東出席國民黨“二大”，會上提出了農民問題及營救劉少奇的議案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黃學增和宋慶齡等九人，代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出席了這次大會，黃學增被選為大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和農民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負責審查農民問題提案和《農民運動決議案》。1月18日，黃學增向大會詳細介紹了《農民運動決議案》的內容，黃學增在決議案中指出：“中國國民黨無論在何時何地皆當以農民運動為基礎，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亦應以農民運動為基礎。黨的政策首須著眼於農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動亦須根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為了反擊右派對農民運動的汙衊，保護農民利益，黃學增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了決議案裡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團局和民團武裝、懲辦反動防軍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貸和苛捐、規定最高租額、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賦附加捐、制止預徵錢糧等21項政治、經濟方面的措施。
◆1926年，黃學增在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左一阮嘯仙，左二黃學增，左三彭湃。
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廣東高要縣地主土豪盧沂川、梁榮邦等，糾集廣寧、德慶、高要三縣民團500人和黑社會組織“神打團”及土匪3000餘人，包圍領村、波河、料村等地，先後打死打傷農軍、農會會員100餘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高要領村慘案”。慘案發生後，黃學增根據中共廣東區委農委的指示，向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縣民團屠殺農民案》，要求大會審議。隨後，黃學增以農民問題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向大會報告了對該提案審查的經過，並提出了火速派軍隊前往救護農民、解散匪團、緝拿禍首、召集流亡、賠償損失等五項措施。大會討論後，認為黃學增所具理由非常充分，並准予立案，隨後國民政府指派駐肇慶的國民革命軍葉挺獨立團，迅速出兵鎮壓地主民團的叛亂。葉挺奉命率隊開抵領村，在廣寧、高要兩縣農軍和當地農民群眾的支持下，擊潰了民團和神打團反動武裝。
此外，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工人運動傑出領袖劉少奇在長沙養病，被湖南軍閥趙恆惕扣押，湖南黨組織和湖南各界社團積極開展營救活動，但一直到國民黨“二大”開幕之後仍未獲釋。黃學增得知消息後，1月7日，在全體會議上，黃學增斥責了趙恆惕的罪行，並指出：“湖南工人領袖劉少奇被趙恆惕拘捕，（大會）應有表示”。大會討論了黃學增的提議，認為趙恆惕扣押劉少奇是對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的嚴重摧殘，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會議通過決議，決定通電全國，要求趙恆惕立即放人。在強大輿論壓力之下，1月16日，劉少奇終於獲釋。
負責領導廣東南路農民運動工作，成為與彭湃齊名的農民領袖
國民黨“二大”後，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農民運動的領導，廣東省農民協會決定將廣東全省劃分為7個區域，設立6個派出機關即辦事處。黃學增被委派為廣東南路辦事處主任，同時黃學增又是中共廣東南路特派員和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南路特別委員會委員，全面地領導廣東南路農民革命鬥爭。
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間，黃學增的主要革命活動就是領導南路農民運動，期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1930年1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在《二七紀念宣傳大綱》上稱彭湃為“海陸豐農民領袖”，黃學增為“南路農民領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對黃學增這一時期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黃學增領導南路農民運動開展的有聲有色。
為了深入瞭解南路的實際情況，更有效地開展工作，南路辦事處成立初期，黃學增就親自主持了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活動。此次調查依靠集體力量，辦事處全體工作人員和全部農運特派員一齊參加，劃分範圍，分工協作。黃學增雖然眼睛深度近視並患有嚴重的胃病，但他克服病痛，帶頭深入到一些區、鄉，找農民談話，找國民黨黨部籌備員談話，掌握第一手材料，並集中各調查人員在各地調查所取得的成果。黃學增親自執筆，用了近2個月的時間，寫成了35000多字的調查報告《廣東南路各縣農民政治經濟概況》，從南路各縣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具體的工作任務和採取可行的辦法。
當時整個南路，只有黨員幾十人，而且黨組織又不能對外公開，這些黨員就以農運特派員的身份，或者以國民黨黨部籌備員的身份，分散在各縣工作。黃學增依靠這些黨員，在一些重點縣、市，挑選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農運積極分子吸收他們加入共產黨，並秘密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經黃學增不懈地努力，1926年春夏間，陽江、吳川、梅籙、廉江、遂溪、海康等縣市先後秘密成立了黨支部。
黃學增還充分利用國共黨內合作的機遇，儘可能多的把黨的幹部安排到有關機構和群眾團體中負責重要的工作。黃學增把共產黨員薛文藻、陳克醒、楊枝水、鍾竹筠等，安排在國民黨南路特別委員會和省農協南路辦事處分別負責黨務、農運、宣傳、婦女等方面的領導工作，共產黨員朱也赤也被黃學增委為茂名縣農協籌備處主任，兼國民黨茂名縣黨部宣傳幹事。遂溪、海康、廉江、陽江、吳川、化縣、電白、信宜、北海市郊等縣市的農協籌備工作，也都由共產黨員黃廣淵、黃傑、周永傑、譚作舟、陳信材、盧寶炫、邵貞昌、梁本榮、江刺橫等負責。南路農運的最高領導機構——南路辦事處的領導成員，主任黃學增，書記韓盈，委員梁本榮也都是共產黨員。
為解決農運幹部，黃學增仿照廣州農講所的經驗，以學校、講習所、補習班等形式，短期內培訓了一批本地幹部，學員學習結束後，被立即派出去工作。1926年4月，黃學增以國民黨南路特別委員會的名義，舉辦了梅籙市宣傳學校，共招收學員50多人，學習社會進化史、工農運動史等課程，學員每週上2次課，學習時間為3個月。同時，黃學增還在海康縣城三聖宮舉辦雷州宣傳講習所，招收學員60人，學習時間也是3個月，主要學習的課程有社會進化史、國恥小史、中國革命史、演講須知、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國民黨組織法等。此外，還在雷城舉辦了一期工農補習班。隨著農運幹部解決，到了1926年夏，南路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高潮時期。
與此同時，黃學增還領導了吳川縣農民進行“反三捐”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吳川第五區農民多以種蒜為業，土豪李詠益勾結縣長蘇鶚元，向農民徵收沉重的蒜頭捐和蒜串捐，農民飽受壓榨剝削，苦不堪言。1926年3月15日，該區農運領導人、共產黨員李士芬，聯合48個鄉的農民代表500多人，到梅籙南路辦事處、國民黨南路特別委員會和國民革命軍第11師政治處請願，要求取消蒜頭捐和蒜串捐。黃學增親自到縣署找到蘇鶚元，警告蘇鶚元國民政府已廢除苛細雜捐，如不立即宣佈取消此項捐稅，南路辦事處將按照法律程序上訴。此時，各區農民代表也齊集縣署示威，最終迫使蘇鶚元下令取消了蒜頭捐、蒜串捐，還附帶取消了肥料捐，最終，吳川“反三捐”鬥爭取得了勝利。
南路農民運動的蓬勃興起，引起了舊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反動軍官、反動民團的不安，他們私下串通起來勢力極其強大，對農會極力破壞。面對這一情況，對農民進行紀律教育、團結教育顯得非常重要，為此，黃學增經常到各區、鄉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中進行政治教育，批評農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義、分散主義和無組織無紀律的傾向，要求各級農民協會注意團結，服從指揮。對於違反紀律、妨害團結的現象，堅決批評教育，及時制止。
面對南路農運，有的豪紳設立假農會，強迫農民參加，有的則混入真正的農民協會，企圖控制農會。針對地主階級的破壞活動，黃學增領導南路辦事處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予以打擊。黃學增從1926年2月到南路任職開始，就經常深入到茂名、信宜、廉江各縣農村，通過開會，演講、演白話戲、印傳單、出牆報、寫標語等方式，發動農民起來組織農會。在黃學增的領導下，南路農民運動從1926年夏到1927年春得到迅速的發展，全路農會會員從原來的9000多人猛增到約120000人。遂溪、海康、電白、茂名、化縣、陽江、廉江、吳川八個縣成立縣一級農民協會，其他縣和北海市郊成立了一批區、鄉農民協會。
◆1926年黃學增主辦的雷州三屬宣傳講習所舊址。
黃學增在南路任職期間還撰寫了不少文章，為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留下了寶貴文獻資料。這包括上面已經提到的，1926年3至4月間，黃學增執筆撰寫的《廣東南路各縣農民政治經濟概況》一文。1926年8月10日，黃學增撰寫了《為電白農民求救》。針對國民黨右派勢力進一步加緊進行反革命活動，1926年12月23日，黃學增撰寫了《讀宮俊先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以後》。
1927年3月，黃學增離開南路，赴廣州出席廣東省農民協會執委擴大會議，會後，黃學增奉命留廣州工作。
與周恩來等同為《紅旗》半月刊的特約撰稿人，並任瓊崖特委書記
1927年，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李濟深、錢大鈞等在廣州組成五人特別委員會，也開始實施“清黨”，史稱“四一五”廣州大屠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逮捕、殺害，黃學增隨廣東省委機關轉移到了香港，1928年4月，省委派黃學增為瓊崖巡視員，到瓊崖去負責恢復革命力量。1928年6月16日，黃學增抵達瓊崖特委所在地樂會縣第四區。此時的瓊崖不僅黨組織和紅軍主力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存在著供應補給嚴重困難。黃學增主持召開了中共瓊崖特委擴大會議，改組了特委，黃學增任書記，接著，又正式成立了瓊崖蘇維埃，與此同時，黃學增還開始整頓紅軍餘部，把紅軍司令部改為軍事委員會，取消西路、中路、東路紅軍名稱，改按營連序列命名，每縣建制為一個營，下轄幾個連，全島紅軍，統歸軍事委員會指揮。1929年，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獨立師成立，由梁秉樞任師長，黃學增任政治委員。在黃學增的努力下，瓊崖黨組織的力量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先後建立了區委67個，特別支部10個，支部712個，黨員發展到26913人，約佔當時廣東全省黨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紅軍也擴大到3000多人。
◆小學生在革命烈士黃學增故居紀念館聆聽黃學增為革命奮鬥一生的事蹟，接受革命傳統教育。
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廣東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在香港召開，黃學增出席了會議，並當選為省委候補常委。這一時期的黃學增還同周恩來、朱德、彭湃、葉挺、鄧中夏、蘇兆徵、阮嘯仙、周其鑑等，是廣東省委宣傳委員會的特約撰稿人，負責為廣東省委理論刊物《紅旗》半月刊“按期供給文字，以給與全省工農兵士的切實指導”，這期間，黃學增與周恩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2月，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周恩來到湛江視察，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30多年，在想起黃學增時，周恩來還清楚記得黃學增是“第一屆農講所學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瓊崖特委書記、紅軍瓊崖獨立師政委和廣東省委候補常委，1929年在海口市被叛徒出賣，被捕犧牲了”。在瓊崖工作期間，黃學增先後應約為《紅旗》半月刊寫了多篇文章，這其中包括《五卅運動後廣東農民運動的狀況》《省港罷工時代之廣州四郊農民》兩篇，文章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廣東農民運動的發展狀況，強調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並指出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乃是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繼續和深入。
1929年7月，由於叛徒的出賣，黃學增在海口市的隱蔽地福音醫院被捕，當時擔任國民黨瓊崖實業專員、負責監督瓊崖十三縣及海口市行政事務的是黃強，黃強也是黃學增在廣東甲種工業學校讀書時的校長。黃強先派自己的秘書找黃學增談話，要黃學增供出瓊崖黨組織的情況，但遭到黃學增的拒絕與斥責。隨後，黃強親自出馬，想利用師生關係、同姓同宗關係“勸降”黃學增，同樣遭到黃學增的斷然拒絕。1929年7月底，黃學增被殺害在海口市和府城之間的紅坎坡，犧牲時年僅2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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