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子產只用了幾年時間，就使鄭國面貌煥然一新，但無數的問題仍在源源不斷湧來。
最大的問題，依然是幾大家族間的鬥爭，這是鄭國久治不愈的頑疾。
公元前541年，為了爭奪一個美女，駟氏的子晳（即公孫黑）和遊氏的子南（即公孫楚）爆發了激烈衝突。
那個美女是鄭大夫徐吾犯的妹妹，她本來已和子南訂了婚約，但是子晳也看上了她，不管不顧派人去送聘禮，強迫她嫁給自己。徐吾犯兩邊都不敢招惹，很是害怕，只好跑去問子產該怎麼辦。子產說：國家政事不順才導致了這種情況，這是國家的事，你沒什麼可擔憂的，讓你妹妹自己決定就行了。有了執政這句話，徐吾犯寬心不少，便向子南和子晳提出請求，由自己的妹妹來決定嫁給誰。兩人都答應了。
擇婿當日，子晳盛服而至，裝扮得華美異常，將聘禮放下後就走了。子南則身著戎裝，在院子裡左右開弓，而後跨出院門，躍上馬車離去。那女子在室內把一切看得清楚，對徐吾犯說：子晳確實很漂亮，但子南更有大丈夫的氣概。
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
她嫁給了子南。
這段姻緣沒有給子南帶來好運。
某一天，心懷殺機的子晳在外衣下穿了鎧甲，前往子南家中拜訪。他想殺子南而奪其妻。子南察覺到了子晳的陰謀，操起戈來，將子晳趕了出去。行人往來的大街上，兩人一個跑一個追，令人瞠目。最終子晳躲閃不及，被子南狠狠敲了一下。子晳帶傷狼狽不堪地逃走，四處宣揚：我好心好意去拜訪他，誰知道他有別的想法，竟然打傷了我！
此事轟動一時，國內輿論紛紛。子產深知子晳為人，也明白駟氏勢大，如果不能妥善解決，禍亂將起，而受害的只能是勢力較弱的遊氏。
子產把大夫們召集在一起開會，宣佈了自己對此事的看法——罪在子南：其一，國君在國都之中，而子南擅動兵器，此乃無視國君威嚴；其二，子南觸犯國家法度，屬於不聽政令；其三，子南身為下大夫，公然侵犯上大夫子晳，有不尊貴人之罪；其四，年紀小而不恭敬，子南不知事奉長者；其五，以兵器對付堂兄，子南有不奉養親屬之罪。
有此五罪，足以置子南於死地，但子產不會讓子南死，因為是非曲直，黑白分明，子南無罪，罪在子晳。可是子產不能治子晳的罪，否則實力雄厚的駟氏極可能發起叛亂，那樣，不僅子南會死，子產自己也將面臨巨大的危險。
子產內心被痛苦和矛盾所充溢，他違心地、一五一十地羅列子南的罪過，從某種角度講，無異於犧牲了子南，保全了自己。可是，這並非子產的初衷，子產是想保護子南，用一種極端的方式把子南從險境中拖出來。
子產當著眾人之面，對已經被捉起來的子南說，國君不忍殺你，赦免你流亡吳國。
子產還說：快點走吧，越快越好！
是年五月二日，子南臨行前，子產去見遊氏宗主子太叔，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子太叔難以掩飾內心的無奈與哀傷，同時也表現出對子產的理解，他說：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何談保護整個遊氏呢？只是子南的事情是國家的事情，並非單純的家族之難，您身為鄭國執政，只要對國家有利，就放心去做吧，不要擔憂疑惑；周公殺管叔而流放蔡叔，豈是因為不憐愛兄弟之故？不過是為王室基業著想而已；如果我有什麼罪過，您也一樣懲罰就是了，不必為遊氏顧慮太多。
子南背井離鄉，從此去了遙遠的南方。
春秋時代筒瓦
自以為沒人敢奈何自己的子晳，在第二年秋天準備發動叛亂，滅掉遊氏，取代子太叔的卿位。起事前夕，舊傷發作，子晳只能推遲了計劃。但是消息已然傳出，子晳頓成眾矢之的，不僅別的家族想殺了他，駟氏內部的大夫們也無法再容忍這個害群之馬。那時子產正在鄭國邊境，聽聞新鄭城內有變，而子晳正遭眾人圍攻，立即快馬加鞭趕回，歷數子晳之罪，促其速死。七月初一，再也無人施以援手的子晳上吊自殺。他的屍體被陳放在行人熙攘的大街上，任憑烈日暴曬，眾人唾棄。
屍體上還放著一塊木牌，刻寫著他的罪惡。
子晳既死，子產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子產的幸運之處在於，在他執政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北方的國際形勢是安穩的。第二次弭兵之盟換來了寶貴的四十年和平時光，中原列國干戈止息，鄭國雖然要向楚、晉兩個大國朝見納貢，可謂負擔沉重，但終究勝過南北兩個霸主輪番來討，而鄭國只能“犧牲玉帛，待於兩境”的悽慘境地。
有人說，宋左師向戌善守先代之禮儀，而鄭執政子產善於輔佐小國。其實，向戌所守的禮儀，更多是儀節，是揖讓、周旋的儀式和技巧，而子產能夠在與大國的交往中游刃有餘，秉承的卻是真正的禮。對於禮，子產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禮在子產的執政理念中佔據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子產看來，禮是上天的規範，大地的準則，更是生於天地之間的人類一切行動的依據。
春秋時代最大的一堆矛盾：國王與諸侯
從本質上而言，禮是一種道德規範，而這種規範，就是嚴格的、不容逾越的等級制。晏嬰曾說過，禮可以使“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姑婦，這五對關係是整個貴族階層的濃縮與概括，每一對關係之間都壁壘森嚴，後面的一個要對前面的一個保持絕對的服從和尊重。禮就是通過這種嚴格區分的上下尊卑的關係，滲透國家、社會的各個層面，從而保證國家的和諧運行。
但是子產並沒有把自己禁錮在抽象的道德規約中，因為道德不是萬能解藥，它只能在某些層面發揮作用。倘若道德具有足夠強大的、覆蓋一切的約束力，那麼春秋幾百年來，各國層出不窮的弒君、篡權、亂倫、殺戮就不該出現。
人是有缺陷的存在，人性中也總會有黑暗的部分。
子產曾說過，人都是有慾望的，人帶著這些慾望去做事，就容易成功。
但是子產也一定明白，慾望過度，就會轉為禍患。
所以，子產相信禮的道德約束作用，相信人性中的善，但同時，他也對人性中的惡保持著足夠的警惕。他要抑制惡，就必須在尊禮的基礎上，藉助規則、制度、法律的的力量，而這些力量，必定損害某些人的利益，從而招致他們的反對甚至仇恨。
公元前538年，子產進行軍賦改革，訂立“丘賦”制度，以丘為單位，每丘徵收軍賦（包括甲士車馬等）若干。由於這個制度增加了軍賦，國內抱怨之聲頗多，有些話十分惡毒：他爹被人殺死在大路上，現在他又要做蠍子尾巴，想毒害國人，鄭國該怎麼辦呢？
說出這些話的人，當年或許也曾滿懷感激地四處傳誦“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大夫渾罕（字子寬）把國人的咒罵轉告子產，請其三思而後行。
子產說：苟利國家，死生以之——如果對國家有利，生死都由他去吧！禮義禮義上沒有過失，就不怕別人說什麼；眾人的慾望不能放縱，法度也決不可更改！
子產的腳步不會就此停止，兩年後，他做出了更加令人驚訝的舉動——把刑法鑄在了鼎上。
這不僅是子產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在中國歷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大夢春秋》079，待續。文圖原創，盜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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