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常常与理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有学者干脆称之为“启蒙理性主义”。 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是人类“启蒙”历史上的巅峰时刻，它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
然而，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人们意识到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带来高度的精神文明，科技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
于是，很多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开始反思“启蒙”，人类的“启蒙”是功，亦或是过？在此浅谈自己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一点思考，并尝试对当代思想家对反省与批判“启蒙”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落后又不合真理的教会体制，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启蒙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直接意义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启蒙是以人为目的，把人的解放和权利的保障作为出发点，它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要保护的就是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
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正如康德所呼喊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运功的精神即是理性主义精神，这里的理性主义包括三方面的信念：（1）人类的理性足以认知世界的奥秘；（2）人类认知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程序；（3）人类理智的进步会带来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进步。
如此的理论无疑过分地估计了理性的能力，这样的认识告诉我们启蒙时代不仅仅是理性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在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并不再像中世纪一样甘于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他们更多地是看到自身的潜力和强大。
人也不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本性中的罪，转而去自由地追求物质享受，尽可能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当然这一些都无可厚非，然而若仅专注于这些，那就危险了。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再到二十世纪的“知识就是金钱”，充分反应了人类价值观念的质的转变。
理性至上的启蒙理性主义无疑引发了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的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极端思想。人类想凭着自己的理性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恰恰否定了这极其荒谬的想法，人永远都是有限的存在物。
人是上帝所创造，人的理性当然也是上帝造成的，而上帝是唯一的无限和终极实在，这就决定了人理性的有限性。可是启蒙时代人类不再愿意承认并想改变这一事实，那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上帝，只有“上帝死了”，人才可能成为至大。可是，人类历史中没有上帝，没有了这个终极实在者，人就将失去那可贵的敬畏感，其结果是人性的放肆。
启蒙之后的人类历史都清楚表明“理智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道德的进步”。康德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出来，成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自由人。但这里的自由人不是一个摆脱了限制而可以任意妄为的人，他是一个懂得限制理性的人。
康德认为“恰当的限制恰恰是理性自由得以可能实现的条件”，所以勇敢使用理性的人首先应该是懂得正确认识理性和使用理性的人。若非如此，理性只会让我们与“启蒙”所追求的解放与自由越来越远。
当然，以上不是说我肯定了中世纪教条式的、残忍的天主教会体制，当时的天主教会一些教义观念、制度确实有悖人性，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不合理的教会体制并不能就否定了基督教信仰本身。然而“启蒙理性主义”不仅抨击了天主教会，又抨击了基督教信仰，高呼让“上帝死了”，这是我所不赞同的。
再者，我也不是否定了启蒙运动和人的理性，启蒙运动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而人的理性亦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但是启蒙理性主义把理性、人自身抬到至高的地位上，却是极其危险的，这样容易造成“纯粹人本主义”[1]思想，难免导致生态破坏、诚信缺失、犯罪率攀升、人们文化价值取向偏执等诸多社会问题。其实这也是当代思想家对“启蒙”进行反思与批判的重要原因。
综上，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的批判是不公平的，无论是从启蒙的内涵，还是从启蒙思想运动的背景、目的来看，启蒙及启蒙运动是没有错的。启蒙之后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不是说“启蒙”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被启蒙的人存在着问题，启蒙之后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但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人性的丑陋。人性的丑陋不是启蒙的结果，而是启蒙不彻底的结果，所以，现代人仍然需要“启蒙”。
对于“理性主义”者，我们也不敢给予绝对的批判与否定，在当时人的理性被封建专制与死的教会体制重压的处境下，做出“理性主义”的回应与反抗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到了如今我们必须对“理性”有更客观的认识与实践。
[1] 纯粹人本主义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它表现为对一切精神任务漠不关心，事关个人利益则勤勉无比，它使人不会依靠一种比人更高的力量努力追求某个崇高的目标，人会与广阔宇宙生活断绝、封闭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人只能有一个狭隘和卑下得无法忍受的生存，他自己的本性的深处便对他隐匿起来。参见[德]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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