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學斌
袁世凱得以參與練兵大計，可不是僅僅是討了太后、皇帝歡心這般簡單。仔細梳理，可謂得天時、地利與人和於一體，得其所願，更如他人所願。
所謂天時，便是甲午後的軍事殘局。彼時朝野諸人筆下的巨大“槽點”，即湘淮兵勇不可恃，他們“萬不可用也，宿將久經凋謝，繼起者非親戚，即其子弟，均未經戰陣之人。皆以賄成，扣餉早懷積怨，況功名已成，習氣已成，驕奢居人先，戰鬥居人後”，“一時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於此大背景下，清廷改制督辦軍務處，先負責裁撤湘淮兵勇、編練新軍，後徐圖國防建設、軍工企業乃至交通配套等相關規劃、產業的發展。按照學者馬忠文先生的考察，“督辦處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原屬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的部分職能，扮演了統籌新政的特殊角色”。而總其成者，正是此際得寵的大臣榮祿。榮祿掌控軍務，其實隱然秉承以滿洲親貴扭轉平定太平天國以來漢族督撫把持軍政的現狀，實現重新收攏軍權的意圖。這勢必會引發央地關係、政治局勢的微妙變化。然而，數來數去，能夠擔當替朝廷練兵之輩，滿蒙宗親中卻始終不得人選，所以清廷到頭來還是要依仗漢人來創建新軍，前有胡燏棻，後便是袁世凱。
正在德國克虜伯的射擊場演練裝卸炮彈的中國留學生
談到地利，可分兩頭講起，一是袁世凱之閱歷，二是袁世凱之處境。對於軍事，袁氏並不陌生，且自小“尤好讀兵書，乃晝習詞章，夜究兵書”，具有一定的天賦。駐紮朝鮮期間，袁世凱在大大小小多次政治風波中錘鍊了個人的實戰與應變能力，王伯恭在其《蜷廬隨筆》中寫道：“其為朝鮮練兵，則以戰事之後，朝鮮人仍以刀架對敵，慰亭（袁世凱字）諷國王以講求武備。於是王以五百人屬其督練。慰亭欣然受命，延一王姓，新自德國歸國為之教習，終日在大院中排班進退……教練甫半月，慰亭請國王及吳帥（吳長慶）閱練，居然可觀。國王大悅。吳帥賞戰衣人各一襲，於是慰亭有能軍名，國王且諮合肥（李鴻章），請其才可獨當一面雲。”這種獨當一面與臨陣對敵的豐富經歷，恐怕是國內很多高級將領都未必具備的。然而，昔年在朝鮮風光無限的袁世凱，終因甲午戰事失去了馳騁的平臺。所以他潛回國內，四處奔走，謀求新的機會。他的交際能力讓人不得不歎服，很快袁世凱便與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人士熟絡起來，另外他又接通天線，比如時任督辦軍務大臣的翁同龢，初見小袁，頗感其“開展而欠誠實”。頂不住袁世凱三天兩頭串門彙報，翁師傅很快就改變了觀點，認為他“家世將才、嫻習兵略”，“此人不滑，可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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